《简明世界史》（1975）是由北京大学历史系《简明世界史》编写组编写的一本简要的世界史理论书籍。全书分为古代部分、近代部分、现代部分以及配合书中文字阅读的地图册，言简意赅地叙述了自人类出现以来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世界历史。
在马克思主义以前，人类社会自进入阶级社会起就不乏想要编写世界史的历史学家。但是由于他们的阶级局限性和受限于生产规模的眼界狭小，他们编写的世界史整体上来讲是历史唯心主义的。这些世界史不仅有着诸多的片面性，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事实性错误乃至掺入了各种宗教的、神话的迷信因素，而且还由于作者都出身于剥削阶级，都是站在剥削阶级的立场上编写世界史的，因此还都存在着贬低劳动人民，夸大剥削阶级的少数帝王将相的历史作用的历史唯心主义倾向。最为重要的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人类社会的各地域、各民族和各国之间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彼此隔绝的，甚至有些地域、民族和国家之间是完全隔绝的，对彼此的存在毫不知晓，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而只有论述了世界历史的某个方面的地域史。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后，由于生产规模的扩大，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因而人类终于获得了第一次了解整个人类社会的可能。资产阶级史学家是最先开始编写真正的世界史的，这在世界史编写上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进步。但是由于他们身为资产阶级的阶级偏见和受限于生产规模的狭隘眼界，资产阶级史学家因而不可能对世界历史的发展规律有彻底科学的认识，依然是以历史唯心主义来解释世界历史发展的规律，甚至不惜出于本阶级的利益而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把历史变成能够被资产阶级花费金钱任意“定制”的商品。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把一切都变成商品，对历史学也是如此。资产阶级的本性，它生存的条件，就是要伪造一切商品，因而也要伪造历史。伪造得最符合于资产阶级利益的历史著作，所获得的报酬也最多。”[1]因此，编写彻底科学的世界史的任务就落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上。而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能够编写出彻底科学的世界史，是有着极为深刻的原因的。
马克思主义者编写世界史首先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编写世界史的。无产阶级是“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2]的阶级，因此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编写世界史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就能做到摆脱阶级偏见的影响来编写世界史，对世界历史上的每一个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这不仅仅意味着承认“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3]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承认“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4]的科学论断，肯定“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5]的伟大思想，还意味着运用马克思主义学说来对世界历史的发展规律进行有史以来第一次彻底科学的完整论述，使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贯穿整个世界史的内容。马克思主义者编写世界史的动机不是为了实现某个阶级的狭隘利益，而是为了将世界史作为无产阶级及广大劳动人民学习世界历史知识，充实广大人民的知识储备，提高广大人民的历史唯物主义水平，使广大人民能够总结世界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更好地在阶级斗争中识别敌我，走对路线，从而为人类社会进入共产主义，实现全人类的解放——这是由于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决定了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因此无产阶级的利益就这一意义上而言可以说是真正代表了全人类利益的利益——的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服务，所以能够对世界历史上发挥过决定性作用的劳动人民，给予高度的评价，从而将过去被颠倒的历史颠倒回来，甚至对于那些在历史上虽然剥削人民、镇压人民，但是在客观上符合了历史发展的某些要求，合乎人民某些诉求的剥削阶级历史人物给予他们应有的历史评价，在肯定他们的进步作用的同时也指出他们的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揭露他们身为剥削阶级剥削人民、镇压人民的消极的一面，这是其他一切剥削阶级史学家在评价与他们阶级利益相冲突的被剥削阶级历史人物时所绝对无法做到的。
其次，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本身便是人类社会的生产规模发展到一定阶段，从而能够从整体上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进行彻底科学的考察的表现，因此运用马克思主义编写世界史的马克思主义者便有可能拥有过去的一切剥削阶级史学家所没有的广阔眼界，从而能够尽可能全面、详实地论述世界历史。在此基础上，由于马克思主义者在社会上最富有远见卓识，知识最为渊博，因此也完全能够做到完整地论述世界史。
最后，马克思主义者身为无产阶级中的杰出代表，他们并不是作为个人孤立地活动的，而是代表着一个阶级进行活动的，他们得到了整个无产阶级和其他一切真心倾向于无产阶级的劳动人民以及进步分子的支持。这也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者编写世界史是得到了广大群众的完全支持的，所以能够人民群众的力量来做到过去剥削阶级史学家在编写世界史时做不到的事情，克服过去剥削阶级史学家在编写世界史时克服不了的历史难题。如一些仅仅存在于劳动人民中间的历史资料，在过去往往被剥削阶级史学家轻视、埋没或者歪曲，而只有马克思主义者才能由于群众的支持而获得这些历史资料（如中国社会主义时期进行武训传历史调查时的资料是走访了武训生活过的村庄，询问了当地居住的村民群众才能够得知的）；再比如马克思主义者由于得到了群众的支持，因此能够在编写世界史的过程中应当并且能够全心全意地依靠群众、相信群众，所以就能够放手发动群众，为编写世界史搜集到许多过去剥削阶级史学家单凭个人、集体或者剥削阶级国家所不能搜集到的历史资料（如举世闻名的兵马俑所在的秦始皇陵陪葬坑便是中国社会主义时期当地劳动群众在从事生产活动时发现并上报的，这样一来兵马俑才能得到了社会主义国家的高度重视，这一历史遗产才能重见天日，从而为世界史的编写提供重要的历史资料）；再比如马克思主义者由于不是作为孤立的个人存在，而是存在于整个社会中的，是身处于一定的马克思主义组织和受到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的群众之中的，因此他们能够利用其他领域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具有一定马克思主义素养的革命群众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工作而得到的成果——最为典型的两门学科莫过于语言学和考古学——并将之用于编写世界史，从而得到过去的剥削阶级史学家所无法得到的有着马克思主义高度的研究成果。这一切都说明，任何工作，假如没有了群众支持，那就要失败，假如有了群众支持，那就一定会成功，在世界史编写上也是如此。
综上所述，《简明世界史》就是由于这些原因，才能够成为一本由马克思主义者编写，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历史书籍。
在马克思主义以前，剥削阶级史学家在编写世界史时往往根据个人的主观意志和本阶级的利益对世界历史进行任意的断代，并对此作出最符合他们本阶级利益的解释。这样当然就使得他们不可能正确地对世界历史进行断代，从而也就影响到了他们所编写的世界史书籍的正确性，这一点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体现得尤为明显。在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资产阶级史学家由于其所处的时代生产规模有了一定的发展，能够搜集到的历史资料更多，并且人类社会在此时已经历过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资产阶级史学家们能够对社会的发展有了某些更为长远的观察，因而他们能够基本正确地将世界历史划分为古代史、近代史和现代史，又将古代史划分为上古史和中古史。这在对世界历史进行历史断代的工作上无疑是较过去前进了一大步。但是，对于这种划分，资产阶级史学家只是模糊地感觉到了如此划分的必要性和根据，而对于这样的划分却没有也不可能有科学的解释。因此他们在确定世界历史中区别不同历史时期的标志性历史事件，也就是每个历史时期的具体年限是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的。他们或者根据浅显的历史现象来划分不同的历史时期，或者根据自身的各种阶级偏见来进行划分，依然没有能够作出正确的历史断代。之所以过去的一切剥削阶级史学家都没有能够正确地进行历史断代，如上文所述，正是由于他们要维护本阶级的狭隘私利和受限于生产规模的狭小所产生的狭隘眼界。因此，能够不受阶级偏见所左右和处在生产规模扩大到足以全面认识人类社会的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便能够完成对世界历史进行正确的历史断代这一工作。
按马克思主义而言，世界历史的不同历史时期应当分为古代史、近代史和现代史，而古代史则应当分为上古史和中古史。那么，划分不同历史时期的根据是什么？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这便是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进行划分的。不同的社会阶段具有不同的特点，因此不同的社会阶段之间应当加以区别，但一些社会阶段之间却有着某些相似之处，因此又应当划入同一历史时期。所以在考虑了不同历史阶段之间的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后，古代史就应当包括人类社会的原始社会阶段、奴隶社会阶段和封建社会阶段，而近代史则应当包括人类社会的资本主义社会阶段中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前的这段历史，而现代史则应当包括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至今的这段历史，而古代史中的上古史应当包括人类社会的原始社会阶段和奴隶社会阶段以及中古史应当包括人类社会的封建社会阶段。
古代史之所以应当包括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这三个历史阶段，是由人类社会在那时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人类总体上还处于进行完全的手工劳动的历史阶段，生产力的增长和社会的变迁还如同手工劳动的效率一样是极为缓慢的。在这些历史阶段里，由于这样低下的生产力的限制，因此人类社会内部的各地域、各民族和各国家之间的联系便受限于由当时的生产力所决定的落后的交流范围、贸易范围、战争范围、旅行范围等各种联系方式，各地域、各民族、各国家的社会历史在这一历史时期便基本上是独立地产生、发展和灭亡的，世界历史还仅仅是由于这些地域、民族和国家都处在人类社会内，都受社会发展的一般历史规律所支配才能够被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例如，欧洲、亚洲和非洲与美洲、大洋洲之间的联系在资本主义社会或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产生以前几乎是完全隔绝的，没有理由认为美洲大陆上的社会能够对欧亚大陆或非洲大陆或大洋洲大陆的历史发展起到什么影响。因此不仅各地域、民族和国家之间的联系是极为不稳定的，随时容易中断的，而且就民族和国家本身而言也是不稳定的。在古代，由于不同地域的人们相互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等之间的联系受限于生产力的低下是相当脆弱的，因此由这些人所组成的民族也是相当脆弱的，随时容易被激烈的战争，统治阶级内部的分合，人群的迁徙等等因素所消灭。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还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民族，或者说人们如今所认为的那种现代的，内部具有稳固的相互联系的民族。而国家作为统治阶级用以镇压人民的工具，则更是容易随着统治阶级本身的变化而变化，或者瓦解，或者加强和扩大，或者与其他的国家相合并，等等，因而是一种比民族还要脆弱的事物。正是由于这些相似之处，尤其是由于各地域、民族和国家还只能几乎独立地进行发展而很少受其它地域、民族和国家带来的外部社会因素的影响，所以世界历史的古代史时期才应当如此划分。
而古代史之所以划分为上古史和中古史，并将前者划分为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将后者划分为封建社会，也同样是由人类社会在那时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的共同特征，便是集体劳动的使用与其在社会生产方式中的决定性作用。在原始社会，人类首先是作为集体的原始人群而存在的，而后又出现了母系氏族公社，并在母系氏族公社之后又出现了父系氏族公社，最后由父系氏族公社进入阶级社会。在整个原始社会的阶段，人类都是作为一个个集体而活动的：在还是原始人群时，是作为刚刚由集体活动的猿类——这也是为何原始人群必须集体活动，因为他们作为猿类的后代也只能是继承猿类集体活动的行为方式——转化而来的集体活动的；在成为母系氏族公社时，是作为以女性为标准确立血缘关系和划分世系的母权制集体活动的；在成为父系氏族公社时，是作为以男性为标准确立血缘关系和划分世系的父权制集体活动的。因此，由于生产力低下到任何个人都不可能脱离集体而依靠自己单个人的劳动存活，因此人类的劳动在这时也只能是集体的劳动。在原始社会末期，由于私有制的出现，于是便第一次出现了为个人而劳动，将个人的劳动所得收归个人所有的私人劳动，这也就是小生产的劳动。但是随着小生产的出现而出现的却是另一种同样由于私有制的产生而产生，但是却采取役使多位劳动者为一人或少数人进行劳动的集体劳动，也就是奴隶劳动。私有制的出现导致了人类社会被划分为阶级，而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能够出现的也只有阶级社会最为低级的社会制度，即奴隶制度。在奴隶制度下，整个社会中的两个基本阶级为奴隶阶级和奴隶主阶级。奴隶阶级是受奴隶主阶级剥削和压迫的，他们不仅需要将一切劳动成果上交奴隶主，而且连他们的人身都是奴隶主的私有物，并且受到了奴隶主阶级建立的国家的暴力镇压。奴隶主阶级正是凭借着他们的强迫才能够蓄奴，才能够让多位劳动者共同的为他一个人而劳动，并指挥他的奴隶们能够进行彼此之间有着一定协作的集体劳动。高大的金字塔，宽阔的罗马大道，这些都是由奴隶主强迫奴隶为其进行集体劳动而创造出来的成就。小生产者在奴隶社会虽然存在，但是他们并不能构成这个社会的基本阶级，他们的生产方式也不能成为奴隶社会决定性的生产方式，因为此时的小生产者还由于生产工具的落后，对恶劣自然条件的无能为力和社会上高利贷者、大商人的掠夺而无法成为一个稳定的阶级，他们总是处在两极分化的过程中的。就绝大多数情况而言，他们中的富裕者最终会由于生产条件的良好而不断地积累财富，最后上升为使用奴隶来为其劳动，为其创造更多财富的奴隶主——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样的人能够获得的为他劳动的劳动力也仅仅只有奴隶这一种；他们中的贫穷者最终会由于生产条件的恶劣而不断消耗财富，最后由于饥饿、债务或其它强制契约的逼迫而委身于他人，成为他人的奴隶——同样的，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样的人能够获得的避免受这些情况所迫而死的出路也只有成为他人的奴隶。因此总的来说，集体劳动在奴隶社会和在原始社会一样成为了社会生产方式中的决定性因素，所以人类最初的还被迫进行集体劳动的历史就被称之为上古史。
与之不同的则是以小生产，或者说个体劳动为社会生产方式的决定性因素的中古史。既然封建社会以个体劳动而有别于以集体劳动为主的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那么在上古史之后，在近代史之前的中古史也只能是封建社会的全部历史。个体劳动中所产生的，是小生产的生产方式。在封建社会，整个社会被划分为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两个基本阶级，而农民阶级的个体劳动则成为了封建社会生产方式中的决定性因素。为了迫使农民为自己劳动，从农民身上榨取他们的劳动成果，地主不能再像过去的奴隶主那样强行占有劳动者的全部劳动成果——或者至少不能占有他们的人身——而只能在承认他们的人身自由——即使是农奴这样的不完全的人身自由，但毕竟与奴隶相比有了质的差别——的前提下通过强迫的方式取得农民一定的劳动成果。这也就意味着不仅承认农民是作为独立的个体存在的人，还意味着承认农民有权拥有一定的私人财产，一般而言是土地，除此之外还可能有农具、收获物、牲畜、房屋等。即使是完全靠为他人佣耕而生的无地雇农相比起奴隶而言，都拥有了自己的私人资产，这是地主也不能剥夺的。当然，这种不可剥夺仅仅是相对的，意味着地主无论如何都不能像对待奴隶那样对农民为所欲为，而不意味着地主不能在一定的条件下无偿抢夺农民的某些财产，甚至将他们变为失去了一定人身自由的农奴。但无论如何，劳动者作为农民第一次能够为自己而劳动了，这是他们愿意从事劳动的根源所在。所以中古史的全部内容就是为了能够夺回自己的劳动成果，能够建立完完全全的小生产的农民与想要尽可能多地剥夺农民的财产，迫使农民受更多剥削和压迫的地主之间进行斗争的历史，这与原始社会的内容或奴隶社会的阶级斗争内容是有所不同的。在这里，农民的愿望是使他们自己的劳动成果完完全全归他们自己所有且仅归他们自己所有，而要如此的首要条件便是取得一块他们自己所有的土地，从而在土地上进行劳作，将土地上产生的收获物收归他们自己所有。这也是为什么封建社会中农民斗争的核心问题便是土地。总的来说，这就是中古史的全部内容。
至于近代史的开端则理所当然的是以资本主义社会的开端为标志的。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生产经验已经积累到这样一种程度，社会制度已经发展到了这样一种情况，以至于人类能够第一次运用他们的体力和智力来制造出一种完全不同于过去的手工工具的工具——机器。一切机器都可以分为动力机、传动装置和工作机三个部分，其中动力机是使机器有别于手工工具的核心之处。在过去，一切使用手工工具的劳动都是以劳动者的体力为动力的。劳动者只能通过肌肉的运动来为手工工具提供动力，从而能够运用工具进行劳动。机器发明以前，虽然有着水力装置、风力装置等以水力、风力等自然力作为动力的劳动工具，但是这样的劳动工具却依然是不彻底的——水力和风力随时容易受到自然条件的变化而消失。更重要的是这些动力并不是人为创造出来的，人们只是现成地利用了它们，所以自然力始终只能是自然力，而不能是为人所改造的一种动力。水车只是让水遵循物理规律而自然流过，风车只是让风也遵循物理规律自然吹过，人们对于水的变化和风的变化是无能为力的。因此，这些装置并不能说具有稳定的不依赖于劳动者自身的动力源。这样的不稳定性当然不能使人类彻底摆脱手工劳动。只是在机器诞生后——首先是采用了煤炭作为动力源，以燃烧煤炭产生的热动力转化而来的机械力作为动力来驱动机器——人类才真正让劳动工具就相对的意义而言能够自行运动，成为某种意义上的“自动机”，实现了自动化。之所以说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正是因为机器归根到底还是依赖于劳动者的操作——即使动力不再由人类提供，劳动者仅仅是在使用机器而非支撑机器——和维修。机器本身也绝不能发明出新的机器，它的更新迭代也完全仰赖于人类自身的发明能力。但即使只是相对的自动，也好过完全的不自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随着机器而产生的便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彻底确立，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核心的机器大工业得以建立，作为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真正能够代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工业资产阶级的出现和被工业资产阶级奴役，以受工业资产阶级雇佣，依靠从他们那里领取劳动报酬为生的工业无产阶级的出现——在这之前的资本主义社会虽然存在，但也仅仅是存在：它并不是稳固的，它的内部还有着地主阶级、农民阶级以及其它各种阶级存在的空间，这些阶级还没有因机器大生产的出现而开始失去存在的空间，这其中有的阶级如地主阶级甚至在资本主义时期也依然有可能占据不可动摇的统治地位，把代表了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都压在脚下。只是在这时，人类才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在机器大生产的基础上使社会发展能够相较于之前的社会有如机器生产的高效率一样一日千里，新事物能够如此频繁地出现，历史的进程能够以过去无可比拟的速度发展。只是由于有着这样的速度，各民族内部才能迅速形成稳固的联系而不被各种意外的因素所打断，才能有现代的真正的民族；各地域、民族和国家之间才能迅速建立相互之间的充分联系而不被其它的意外因素所打断；整个世界历史才能真正作为一个密切联系的有机的整体去考察。这也就是近代史之所以以资本主义社会的开端为开端的根据所在。当然，资本主义社会在最初并不是立刻出现了导致上述所说的神奇作用的机器大工业，但是既然机器大工业仅仅只是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才能够出现，而不能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条件下出现，那么也只能将近代史的开端定为机器大工业建立以前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开端。
对于作为世界近代史开端的标志性历史事件，在马克思主义者内部曾有过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近代史的开端应当以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的开始为标志，因为它是世界上第一个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革命后建立的便是资本主义的尼德兰联省共和国。另一种意见认为，近代史的开端应当以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开始为标志，这也是《简明世界史》中的划分。第二种意见认为，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虽然确实是资产阶级革命，但是就严格意义上而言却不是完整的资产阶级革命。这并不是由于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作为一场反对西班牙统治阶级民族压迫的革命具有民族解放的性质，而恰恰是由于尼德兰的资产阶级革命既没有作为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完整的反对封建制度的全部过程，也没有一个完整的反对民族压迫，从而使尼德兰形成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全部过程。在这两方面它都是半截子的——反对封建制度的革命半途而废，把封建的奥兰治亲王请了回来担任共和国里的终身世袭首脑，却从来没有建立过完全的资产阶级专政；反对民族压迫的民族解放运动却仅仅在北方的荷兰胜利而把南方的比利时和卢森堡落下，使这些地区在革命结束后依然处于西班牙统治阶级的控制之下，以至于南北两边最后分别沿着不同的道路发展，形成了如今已经不是一个民族的说德语或者说德语方言的荷兰民族与说法语或者说法语方言的比利时民族和卢森堡民族。作一个恰当的类比，就是人们当然可以承认有着正常的体力和智力，但是却先天畸形的婴儿是一个真正的人类，但是若要将畸形儿当作人类这一物种的标志性“样本”，那么这无疑是不恰当的。同样的，虽然尼德兰革命确实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但若是将这样一场畸形的、半截子的资产阶级革命当作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的标志性事件，那么这也无疑是不恰当的。与之相反，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虽然在之后迎来地主阶级的复辟，最后以建立大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联合专政的所谓“光荣革命”——更确切地说应当称为“耻辱妥协”——为结局，但是它毕竟有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完整过程——革命以反对封建制度为目标，用暴力推翻了封建制度，处死了作为封建制度总代表的国王，建立了仅仅属于资产阶级单一阶级的资产阶级专政，最后以资产阶级惧怕人民斗争的压力走向反动，建立大资产阶级军事独裁，直至它受到人民和封建复辟势力的左右夹攻无法继续维持，最后招致复辟，但依然保留了一定的革命成果为结束。还是拿人体学当作类比，假如一个婴儿出生以来并非畸形的，且在体力和智力上是正常的，那么即使他在日后的人生里肉体受到伤害，甚至变为了残疾人，但是他毕竟是能够作为人类这一物种的标志性“样本”，人们还能够从他残疾的状态中推测出他过去肢体完好的状态。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简明世界史》的作者才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作为近代史的开端，而这也是本文所持的观点。
至于近代史的结束，则应当以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爆发为标志。俄国十月社会革命的爆发，正如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一样，结束了人类社会一种社会形态单独存在的状态，开辟了另一种社会形态相较于前者独立存在的一个历史时代——共产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共存的历史时代。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爆发后，在革命导师列宁领导下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为保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经历了反对帝国主义干涉军和白卫军的国内战争，依靠着人民的支持挫败了反动派妄图颠覆俄国社会主义政权的阴谋。于是，苏联这一世界历史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得以长期存在并与苏联之外的资本主义世界长期共存下去。这样的共存之所以长期存在，就是由于各个资本主义国家间的政治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因此由这些政治经济发展程度所决定的革命形势也就不可能是平衡的，于是革命就不可能同时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爆发，而只能在一国或少数国家首先爆发并取得胜利。在其余的资本主义国家革命形势走向成熟，爆发革命并取得胜利之前，这些先取得胜利，先建立了稳固的社会主义政权的国家就不得不长期处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之下，长期与资本主义世界共存。但不管如何，这毕竟是一个从无到有的飞跃，用现实指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道路。十月革命的道路就是全人类共同的道路，就是世界上所有一切民族和国家或早或晚都要走的道路——经由社会主义革命进入共产主义社会。
必须要指出的是，就通常的意义而言，虽然社会主义革命后建立的社会可以被称之为共产主义社会，但是严格来讲这并不是人们所认为的那种共产主义社会，或者说被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提出，作为无产阶级最高的革命理想的那种社会——没有阶级，没有脑体之间、城乡之间、工农之间的差别，没有国家，没有民族，各尽所能又按需分配，等等。经由社会主义革命所建立的共产主义社会按照马克思主义更加科学的定义只能被称作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阶段，它与完全的共产主义社会，也就是在这一阶段之后的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是存在着区别的——在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阶段，阶级和阶级差别依然存在，阶级剥削和压迫虽然被消灭了，但是依然存在着复辟的可能，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还残留于人们的头脑中，全社会的生产力还没有发达到能够实行各尽所能基础上的按需分配，而只能实行各尽所能基础上的按劳分配，国家作为无产阶级维持统治，镇压国内敌对阶级和防范国外资本主义势力入侵的工具还有必要存在并应当不断得到加强，等等。一句话，在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阶段，人们还没有完全消灭资本主义社会的旧的痕迹，还存在着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残余的种种法律形式，而它们则被合称为资产阶级法权。当资产阶级法权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法律体现依然存在时，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在共产主义社会就还存在着复辟的可能性，因为它是在共产主义社会能够长期存在并且大批量地滋生出资本主义因素的。只有当消灭了一切资产阶级法权——不管是物质上的还是思想上的——而生产力又发达到了物质产品极大丰富，以至于任何回到过去的社会制度都变得不可能的时候，思想觉悟大大提高了的人们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因此，有鉴于共产主义社会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之间的这种差别，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阶段一般而言是被称之为“社会主义”的，而“共产主义”一词在指代共产主义思想之外的场合则一般是指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这也就是说，上文所说的由社会主义革命所建立的社会严格来说应当被称之为社会主义社会。
除了社会主义社会作为一种与资本主义社会截然不同的社会形态首先于十月革命后出现以外，十月革命作为近代史结束的标志的理由还包括了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在俄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建立的苏联作为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国家还处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之中，它带来了两个殊途同归的后果：一个是由于俄国过去的沙俄帝国主义政权垮台了，所以国际帝国主义势力缺少了一个有力的盟友和资本输出的市场，许多过去沙俄所涉及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如中国、蒙古、伊朗等——失去了一个奴役自身的对象，于是国际帝国主义势力的力量被严重削弱了，而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民族的力量则相对来说得到了增强。这样一来，在帝国主义时代出现的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之间的矛盾之中，殖民地一方的力量在此消彼长之下就得到了增长，而帝国主义一方的力量就出现了衰落。这就引起了世界各地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使得世界进入了一个全世界各殖民地人民经由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来彻底驱逐殖民本国的帝国主义，将其赶回帝国主义国家本土——而这对于大部分剥削收入都依赖于殖民地的帝国主义而言就意味着灭亡——的时代，进入了一个帝国主义被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埋葬的时代。另一个是由于新生的苏联为了实现无产阶级彻底解放全人类的崇高历史使命，为了在举世无亲的孤立处境下得到国际上的支援，就不仅需要支援其它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反帝斗争，还需要支援其他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人民的反帝斗争——这就首先包括了所有反对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国家的人民；不仅需要得到其它帝国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援助，还需要得到其他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势力的援助——这同样首先包括了所有反对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国家的人民。因此，这也就意味着社会主义国家对殖民地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实现民族解放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援就是对自身反对帝国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支援，而殖民地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也同样是对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支援，民族解放运动于是就第一次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而不是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在过去，资产阶级革命从来没有真正帮助到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革命，它只能导向两个结局：要么是革命成功，掌握了革命领导权的资产阶级夺取政权，走上了代替地主阶级对内剥削压迫，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成为了加强国际帝国主义力量的新兴帝国主义国家；要么是革命失败，整个国家依然受过去的地主阶级亦或是帝国主义所支配，使得帝国主义亦或是地主阶级对国家的控制力度由于反攻倒算而空前加强——存在。这也就和第一个后果所最终导向的结局那样，意味着虽然如今的民族解放运动按其实际内容来说仍旧是以实现民族的独立，发展独立的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革命，但是它却已经不是资本主义世界发展的一环，而已经成为了社会主义世界发展的一环，因为它客观上有利于社会主义世界的发展而不利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并且能够得到来自于社会主义世界的支援。所以这一共同的结果便意味着资本主义世界不断扩张的历史结束了，它在进入了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阶段后终于是走向了不断衰亡的历史时期了，而近代史之后的下一个历史时期也正是因此才能开始。
在近代史之后，人类社会就进入了现代历史这一历史时期。资产阶级史学家常常把现代史的划分搅得非常混乱，从而把现代史的主要内容也搅得非常混乱，以至于人们无法看出现代史中的主旋律到底是什么样的。但是既然此前已经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了近代史是如何结束的，那么此时现代史是如何开始的，以及它的主要内容是什么也就呼之欲出了——经由俄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现代史的开端，而它的主要内容便是帝国主义经由社会主义革命、民族解放运动和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的不断打击走向灭亡，而社会主义则经由上述三者而得到发展，不断地走向胜利。所以有鉴于此，现代史至少就目前而言应当被称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在这一历史时期，人类将看到第一次实现消灭了一切剥削和压迫的真正的自我解放，实现整个人类物种一同从过去无法正确认识客观规律，反而要受客观规律作用下的自发力量所支配——不管它是自然界的自然力还是人类自己创造却不能正确认识的自发的社会力——的情况变为能够正确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能够自觉地利用客观规律为自己服务，科学预测未来发展的不同可能，并在不同可能中做出最好的选择——这样的选择的权利便是一直以来被人们向往的自由，在奴隶主阶级的进步哲学家那里被称之为“实现必要的愿望”（伊壁鸠鲁），在资产阶级的进步哲学家那里被称之为“对必然的认识”（斯宾诺莎），而在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则被彻底和全面地总结为“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毛泽东）[6]——的情况的希望。这就是说看见了从必然王国进入到自由王国的希望，看到了获得真正的自由的希望。这样的希望虽然不能立刻得到实现，还有待于革命的人们通过自身的努力使全世界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来达到，但是这样的希望毕竟是产生了并且必然能够实现。这就是人类社会进入现代史的伟大意义所在。
至于现代史到底在什么时候走向结尾，共产主义社会之后全新的社会形态是否也应当和共产主义社会一道被归入现代史的范畴，这就不是当前的任何一个人所能够预测的事情了，因为在这个共产主义尚且未能彻底实现的时代，谈及共产主义的具体情况乃至共产主义之后的具体情况只能是十足的不切实际的空想。因此就这件事而言，唯一能够确定的便是现代史发展至今还依然在不断地延长着，在《简明世界史》成书时自然更是在持续着。出于编写历史的严谨性考虑，《简明世界史》的现代部分也就因此仅仅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作为其现代部分的结尾。
首先一点就是《简明世界史》的古代部分对于古代史的论述并没有能够利用中国社会主义时期历史研究的最新成果之一——儒法斗争理论来进行考察，而是依然以传统的历史观来论述古代史。这样的观点自然也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只是增添了儒法斗争理论这一毛泽东主义的历史理论的历史观相较于其更加的全面，更加的科学。这一点尤其体现在朝鲜和日本进入封建社会的历史上。如在日本进入封建社会时，代表了儒家没落奴隶主阶级利益的奴隶主贵族苏我氏、大友一方与代表了法家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圣德太子、中大兄皇子以及大海人之间爆发了推翻奴隶制和维护奴隶制，保卫新生的封建制度和推翻封建制度，复辟旧的奴隶制度之间的斗争，在路线上便体现为奴隶主阶级的儒家路线和地主阶级的法家路线之间的斗争。如果不是以儒法斗争理论作为说明，就不能够说明——或者至少不能彻底说明——日本的新兴地主阶级之所以能够在与奴隶主阶级的斗争中得到人民支持，最终取得封建主义的胜利，使日本由此进入封建社会的原因，因为从这一理论之外来看，地主阶级和奴隶主阶级之间仅仅是一场剥削阶级之间的狗咬狗的斗争，人民没有理由必然支持某一方而反对另一方，于是封建制度代替奴隶制度就由此成为了一种好像是偶然的的事情了，就容易落入一种“帮谁谁赢”，乃至“谁赢帮谁”的极其庸俗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之中。就这一点而言，《简明世界史》的作者虽然主观上并没有这个意图，但是如若不对此进行彻底的说明，那么难免要出现对书中内容做出这一类错误理解的倾向。对于这一问题，广大读者可以通过借鉴中国社会主义时期论述儒法斗争理论的文章，学习其中的儒法斗争理论来建立一个对世界古代史的更正确的认识。至于上文中用于举例的日本由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的历史，则可以参考社会主义中国于1975年12月出版的《学点历史》丛书中的《世界古代史上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几个问题》的有关日本阶级斗争和儒法斗争历史的几篇文章，与《简明世界史》中有关这段历史的内容进行比对。
另外一点就是《简明世界史》在解释个别历史事件时，还无法完全摆脱过去的资产阶级史学，受到了资产阶级历史唯心主义观点的影响。如《简明世界史》在解释查理曼的法兰克帝国在他死后最终分裂为西法兰克王国、中法兰克王国和东法兰克王国，使这三个王国成为了日后的法国、意大利和德国的原因时，没有从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观点来解释，而是用查理曼的后代之间订立将法兰克帝国一分为三的《凡尔登条约》这一表面的历史现象来解释，从而将法国、意大利和德国这三个民族的形成说成是地主阶级少数人物的个人意志和内部斗争的结果。但实际上之所以《凡尔登条约》会如此订立而不是以别的方式订立，之所以《凡尔登条约》所规定的三个王国的领土范围在此之后还会不断变迁，最终变化为如今的法国、意大利和德国三个国家的领土范围，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的。法国按其真正的历史而言始于罗马人尚未征服前的高卢人时期，在那时法国人就已经作为一个独立的古代民族而存在了，虽然在那时那里还被叫做高卢。在罗马征服了高卢地区以后，由于罗马奴隶制的反动性和罗马奴隶主阶级实行的民族压迫政策，当时的高卢地区也从未与罗马国家真正融为一体，高卢人虽然在之后操着拉丁语，却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一个罗马人而首先认为自己是一个高卢人。也由此在罗马进入了帝国时期，并在帝国时期后期出现了无可挽回的罗马奴隶制的总危机时，高卢地区也就爆发了反对罗马奴隶制和罗马奴隶主阶级民族压迫的巴高达运动——一场意图使高卢从罗马帝国中分离的民族解放运动。巴高达运动一度得到了成功，高卢地区新近产生的地主阶级出于自己的利益成功地利用了奴隶和平民起义的力量来使高卢获得了独立，建立了与罗马帝国分庭抗礼的高卢帝国。虽然这场运动以软弱的高卢地主阶级最后同罗马奴隶主阶级妥协，重新将高卢并入罗马帝国为结束，但是它毕竟说明高卢早已有着自己的民族声音了，它并不甘于成为任何其它民族或任何外来帝国的附属物。意大利则更不用多加叙述了，它的前身便是历史悠久的罗马民族，而它在罗马帝国之后的主体便是侵入意大利半岛的满族与本地的罗马民族进行民族融合后所形成的意大利民族。至于德意志民族，可以说它早在共同信仰同一种日耳曼多神教——的日耳曼诸部落出现时就已经开始形成了，并在之后几经变迁，最终形成了古代的德意志民族。查理曼虽然能够凭借一时的军事霸权征服这三个民族，可是他却不可能用军事的强力来迫使三个民族消除彼此之间的隔阂，让他所在的法兰西民族永远位于意大利民族和德意志民族之上。民族总是要追求独立的，人民总是要追求革命的，所以在查理曼死后，只是由于人民的阶级斗争和追求民族解放的斗争，查理曼的指定继承人之外的其他几个儿子才能够利用意大利人民和德意志人民的斗争来获得与查理曼的继承人分庭抗礼的实力，才能够迫使这位继承人与他们签订将法兰克帝国一分为三并且只能一分为三的《凡尔登条约》，才能在条约签订后经历一番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最后分别取得现如今的法国、意大利和德国的领土。可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君主从来都不能强迫人民服从于他们，而他们的权势却反倒总是要屈从于人民的意志。
此外，《简明世界史》受限于当时的一些历史条件的不充分，对于个别历史事实还未能准确地加以描述，对于一些在成书之后的研究成果或者在成书之前出现但未能为作者知晓的研究成果没有能够加以利用，从而使书中出现了某些与历史事实存在偏差的地方。如《简明世界史》将罗马帝国灭亡时侵入欧洲内地的匈人认作是因被汉朝地主阶级击败而从中国向西迁徙的匈奴人，但是如今的考古学证据却推翻了这一结论。根据如今的考古学证据，欧洲的匈人按其社会形态来说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还只能组成较为松散的部落联盟，使用落后的劣质青铜武器和居住在简陋的房屋中，而匈奴人早已进入成熟的奴隶社会，拥有了冶铁技术——即使相较于同时期的汉朝而言既质量落后又产量低下——并且已经能够建造高大的城市——即使以游牧为主的匈奴人不常居住于此，匈奴几乎不可能成为西迁后比它自身还要落后的匈奴的直接祖先，因为这样大的一种社会形态的倒退在历史上是几无可能发生的。此外，根据其它的历史资料和考古学证据，匈奴不管是在文化上、语言上亦或是人种构成上都与匈人有着显著的区别，这更加证明了匈人并非匈奴的结论。再比如《简明世界史》在论述英法百年战争时，曾错误地将当时的民族英雄贞德定性为出身自农民的农民英雄。但是根据史料记载，贞德实际上出身于一个有着五十英亩土地的富裕家庭，其父亲则担任了他们家所在的栋雷米村的包税官。这无疑说明贞德的阶级出身实际上是小地主家庭而非广为流传的农民家庭。此外，《简明世界史》还将贞德视作农民阶级的代表，并将贞德被出卖视作法国地主阶级背叛具有革命爱国主义热情的农民阶级的结果，这也无疑是不准确的。如上所述，贞德不但出身于地主阶级家庭，而且她所执行的也无疑是一条依靠地主阶级，为地主阶级效劳的路线。历史上的贞德面对英国地主阶级的入侵和法国地主阶级的妥协投降，不是采取一条依靠农民，相信农民，建立一支独立自主的反封建反民族压迫的农民武装——如同钟相、杨幺在面对金兵入侵和对金朝妥协投降的宋朝地主阶级压迫时所做的那样——而是首先找上了作为法国地主阶级总代表的法国王太子，期望得到他的重用。在作为法国大地主阶级代表的王太子迫于人民斗争的压力和需要抗击英军来维持自己统治形势起用贞德后，她也依然沿着地主阶级的路线为法国地主阶级收复失地，将失地归于法国地主阶级的治下而不涉及一丝一毫的有关农民阶级从英国侵略军手中夺回土地的问题，因此她所领导的抗英斗争就其性质而言并没有反封建的农民阶级性，而只有反对英国民族压迫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性质。贞德被法国地主阶级出卖后被英国人处死这一悲剧，只能说明法国的大地主阶级作为抗英战争中的投降派是软弱妥协的，害怕人民甚于害怕亡国，因此在最后出卖了客观上符合了法国人民抗击英国侵略军需求的中小地主阶级的贞德，篡夺了抗英战争的领导权。最后，贞德的阶级立场暴露得最为明显的无疑是她对待同时期的反封建反民族压迫的胡斯农民战争的态度。在得知胡斯派里的塔博尔派革命农民屡次击败代表了德国地主阶级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西吉斯蒙德发动的十字军和捷克的地主阶级军队后，贞德穷凶极恶地发布了《告胡斯书》，咒骂塔博尔派的革命农民是“异端”，攻击革命农民“野蛮”、“卑鄙”、“狂怒”、“愚蠢”、“疯狂”，将革命农民反对地主阶级和民族压迫者的正义战争抹黑为“消灭了正当的信仰和崇拜”，“采取了可耻而非法的迷信”，“屠杀”，“苟且于黑暗和错误之中”，“沉溺于罪恶和亵渎”，扬言要在彻底结束与英国军队的战事后为革命农民“备好”“更大的痛苦和惩罚”，要“以刀剑来消灭”革命农民的所谓“虚假而卑劣的迷信”，除非革命农民能够屈辱地下跪投降，“回归教会的信仰和原初的光明”，也就是匍匐在反动的封建天主教会和地主阶级的脚下，重新成为他们的农奴，并派使者前去让贞德去告诉他们所谓的“应行之事”，即如何向封建势力投降的投降经。这就彻底暴露了贞德身为地主阶级敌视人民，仇视农民革命的阶级本性，说明了她不论如何，都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为地主阶级服务的。当然，这一切并不妨碍人们将贞德称之为法国的民族英雄，正如人们并不因和贞德一样出身于小地主家庭的岳飞镇压了钟相、杨幺起义而否认岳飞在抗击金兵入侵时表现出来的进步作用，但是因为这种进步性而将贞德称之为农民或农民英雄无疑是错误的。这样的事实性错误只能由广大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与其它可信的历史资料和书籍加以对比来进行甄别。
最后，《简明世界史》对于一些历史时期的论述由于种种原因，未能作出更加详细的论述，如上文所言的朝鲜和日本的历史便是如此。这一问题可以通过阅读其它内容更加丰富和全面的历史书籍和资料加以解决，此处推荐作为参考的是由武汉大学历史系世界史教研室于1976年编写的世界史系列，即《世界古代史》和《世界近代史》二书。
总之，《简明世界史》的这些缺点虽然存在，但是这并没有妨碍其整体上的正确性。它依然是一本值得人们认真阅读，从中学习历史知识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世界史书籍，这就是为何它值得推荐的理由。
简明世界史（古代部分） 1974 北京大学历史系简明世界史编写组.pdf (21.6 MB)
简明世界史（近代部分） 1974 北京大学历史系简明世界史编写组.pdf (70.2 MB)
简明世界史（现代部分）征求意见稿 1975 北京大学历史系简明世界史编写组.pdf (4.4 MB)
简明世界史地图 征求意见稿 1975 北京大学历史系简明世界史编写组.pdf (2.1 M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