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iginally published at: 群众运动的自发高潮迫切需要真正的革命家组织！——评陕西蒲城职校学生坠楼事件 – 曙光
群众运动的自发高潮迫切需要真正的革命家组织！——评陕西蒲城职校学生坠楼事件
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协会 编辑部
Editorial Board of League of Struggle for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Proletariat
党昶鑫之死与群众抗议
党昶鑫家属在社交媒体上的发声
2025年1月2日凌晨，陕西省蒲城县职业教育中心学生党昶鑫从宿舍楼坠落身亡。事发后，学校立刻切断寝室电源，并于清晨对全体学生进行四轮搜身，没收他们的通讯设备，销毁其中所有关于党昶鑫坠楼的录音或视频，严禁学生在网上传播任何相关信息。学生家属被要求来到学校，却遭到学校教师的拘禁看管，不准随意走动，并被禁止接触孩子遗体。早上七点，当地公安通知家属孩子系“自杀身亡”，学校以“监控损坏”为名阻止家属查看监控。下午四点，学校突然将家属送往殡仪馆见孩子最后一面。他们发现，孩子的衣物被重新穿戴整齐，但未被遮住的脖子下方却暴露出大片淤青，这显示他在生前遭到了毒打。而当家属试图掀开衣服检查并拍照取证时，十几名学校教师突然一哄而上将其拦下。随后，党昶鑫的遗体被紧急火化，其电子设备中的信息也被全部清除。至此，事发还不到一天，有关党昶鑫死亡原因的全部证据就被销毁得一干二净！
事发后，党昶鑫家属难忍丧子之痛，于1月4日来到学校门口拉起横幅，抱着孩子的遗像控诉学校隐瞒真相、草菅人命的罪行。党昶鑫及其家属的悲惨遭遇很快激起了当地人民的愤怒和同情。1月5日晚，上千名群众来到学校门口支持党昶鑫家属，要求进校调查，为受害者讨一个公道。然而，一伙早有预谋的警察很快冲入抗议人群，将党昶鑫的舅舅按倒在地、拳打脚踢，试图将其强行带走。警察的暴行使群众的怒火到达了顶点，他们立刻将警察团团围住，高喊：“放人！”见状，丧心病狂的警察立即转而殴打和拘捕群众。但是，人民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中修黑警越是镇压得厉害，群众就越聚越多——他们众志成城，用自己的身躯堵住了警察的去路。外强中干的警察眼见群众来势汹汹，被迫将人释放。然而，一当群众散去，狡猾的中修便立即炮制出一纸掩盖真相、缩小事态的通告。该通告称，党昶鑫于2日晚22时许同高一学生郭某因休息发生口角。在政教处副主任介入调解后不久，党昶鑫通过宿舍阳台的窗户坠楼身亡，并且，“公安机关经现场调查、调阅监控、调查走访，尸表检验”，已经“排除”事件系刑事案件的可能。通告最后还要求群众“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
中修要求群众不信“谣言”，那么他们的所谓 “真相”又有多大说服力呢？首先，按照通告的说法，导致党昶鑫最终“自杀”的原因是其与他人发生的“肢体冲突”。但是，什么样的“肢体冲突”，竟能逼得人绝望自杀？又是什么样的“肢体冲突”能够使人身受重伤，以至于其遗体在百般遮掩之下仍能看见大片淤青？其次，这场所谓的“肢体冲突”不是得到了政教处主任的“调解”吗？但凡它能够对加害者造成某种最起码的震慑，使其不敢再犯，也不至于使党昶鑫最终绝望自杀。那么，这场“调解”和这名政教处主任到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再次，所谓“自杀”一事本身更是扑朔迷离。为什么身受重伤的党昶鑫却仍能卸下金刚纱窗？为什么他拆窗和坠搂的巨响不会惊醒舍友？
相比于这种自相矛盾、破绽百出的“真相”，来自于学生的“谣言”反而更加符合逻辑：在最初发生争执后，党昶鑫很快便遭到高一学生郭某等数人围殴，而学校教师介入“调解”时又对后者十分偏袒，这使得霸凌者的气焰更加嚣张。于是，郭某一众随后又闯入党昶鑫宿舍，再次对他进行残酷的围殴，作为对其“报官”行为的报复，这成为了压垮党昶鑫的最后一根稻草。同时，也有其他“谣言”说，党昶鑫根本没有自杀，而是霸凌者在他们的施暴现场就地拆下窗户，直接将奄奄一息的党昶鑫丢出了窗外。还有“谣言”指出，霸凌者的家长是当地政府的实权领导，学校根本不敢得罪……总之，不论如何，种种“谣言”恐怕都比中修的官样文章更加贴近真相。
并且，软禁家属、隐藏监控、压制学生、管制网络、销毁遗体、镇压抗议……这一系列举动，恰恰证明中修和学校根本不像他们自己所说的那样光明磊落，而是欲盖弥彰、极力地掩盖党昶鑫的真正死因！在中修法西斯统治之下，官僚资产阶级垄断了对一切社会事件的解释权，他们根据自己的利益百般捏造、信口开河，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却没有一点了解真实情况的权利——在中国社会上，惨遭杀害却始终得不到公道的“党昶鑫”早已不计其数：2022年10月，江西学生胡鑫宇在学校内“意外失踪”，他的遗体在为时超过三个月的“搜寻”后终于在学校附近的树林中被发现，但警方却依然草草判定其为“自杀身亡”；2024年1月，在山东连云港学生张新伟的遗体在失联37天后在河中被发现，在他的遗书明确提到自己多次遭到辱骂和殴打的情况下，警方依旧判定其为“自杀身亡”；2024年10月，湖南湘阴学生曾咫赫在遭到老师戴卫东打骂后以后仰姿势坠楼身亡，仍被警方判定为“自杀”……这些案件，无一不是受害者白白冤死，而杀人者却仍然逍遥法外，更不必提它们还是侥幸突破中修的重重封锁、得见天日的极少数！
从左上方至右下方依次为：群众愤怒地掀翻围栏、群众突破学校围墙、学生捣毁摄像头、群众向警察投掷武器
因此，中修挑衅般的通告彻底点燃了群众心中郁积已久的怒火。通告仅发布一日（1月6日），便有成千上万的群众涌向蒲城职教中心，他们举行抗议，要求中修公布事件真相，并使杀人凶手付出应有的代价。这场抗议涵盖了从工人到小资产阶级的不同阶级和阶层，其中不乏从外地远道来援的群众，更有老人高举自己多年前去世的孩子的遗像，控诉中修用同样的借口搪塞他孩子的惨死。面对如此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警察起初试图组建人墙堵住校门。然而，群众马上手挽着手将警察的人墙逼向后退，附近的民工则找来大锤等工具突破学校的围墙，学生们也一齐推翻校门口的围栏冲进校园，砸烂紧盯着他们的监控，接着还一马当先地砸开教学楼大门，发现了全部完好但录像早已被删除的监控设备。愤怒的群众将副校长揪出质问，随后又几乎推翻了他所藏匿的救护车。
眼见事态急速升级，中修急忙从蒲城、渭南县地两级警局甚至陕西省内其他城市调来大量警力赶来镇压。丧心病狂的警察试图冲散群众队伍，疯狂地殴打和逮捕落单者，尤其是妇女与学生。然而，面对警察的暴行，人民群众丝毫没有退缩，而是顶在了斗争的最前列。他们结成人墙，一步步将警察逼退；他们愤怒地揭露警察土匪、走狗的本质，控诉他们镇压群众的暴行，并以水瓶、砖块和棍棒等进行回击。深受群众鼓舞的学生也加入了战斗：没有武器，他们就用灭火器喷射警察、就拆下围栏上的铁杆向警察掷去，并接连挫败了警察的数次进攻。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与警察的增多，由于力量对比的悬殊，抗议队伍最终被逼出学校。当晚，在中修的威逼利诱之下，党昶鑫母亲发布视频，要求群众“不要听信谣言”、“不要聚集”，给她和孩子一个“清净”。7日，中修派出大量武警部队“清场”，他们赶走全部群众、封锁周边区域、盘查来往车辆。并且，参与抗议的群众还遭到了警察疯狂的报复。当被驱散的群众陆续回家、正陷于分散和孤立之时，早有预谋的警察便马上上门对他们实行殴打和逮捕。一时间，条条街巷遍是警车、各个村落岗哨林立，蒲城陷入了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总之，在中修毒辣的反革命两手——对家属的威逼利诱与对群众的暴力镇压下，蒲城人民的斗争暂时失败了。
学校为何极力掩盖党昶鑫的死因？中修为何血腥镇压蒲城人民的抗议？
由党昶鑫之死引发的蒲城人民抗议，无论在人数规模、激烈程度还是社会影响方面都可谓是当地空前的。既然如此，为什么学校和中修不选择向群众实行“让步”以平息事态呢？究竟是什么样的利益，能使他们冒天下之大不韪，极力掩盖党昶鑫的死因和血腥镇压群众抗议呢？
被网友戏称为“黑社会大姐”、“黑龙江军阀”的张美玉于2022年专升本成功“上岸”，进入黑龙江大庆师范学院
学校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校园霸凌事件的传播一定会败坏学校的名声。特别是对于蒲城职业教育中心这样的“国家级重点、省级示范中等职业学校”，这更是会极大地威胁他们的招生——而学生、家长正是他们的财源。然而，蒲城职教中心之所以要拼命掩盖这样一起极端恶劣的霸凌事件，其原因还不止于此。在校园霸凌中，施暴者往往不是官僚或资产阶级子弟、就是因成绩优异而有望跃升为资产阶级的右翼小资产阶级，抑或是这些人的鹰犬。他们因为深受资本主义等级制的影响，在学习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技巧或进行资产阶级学业投机的活动中，养成了残忍阴刻、极端利己、以压迫他人为乐的思想。这些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优越的经济政治地位不但能方便他们摆平霸凌所可能带来的后果，还能使资本主义学校拼命地巴结他们。并且，许多霸凌者本就是教师收买的走狗，他们代教师对学生进行管卡压，或是行使一些教师不便于亲自行使的“惩戒权”，例如臭名昭著的黑龙江职业学院学生会会长张美玉。对于他们得胡作非为，实质上的幕后黑手——教师，自然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见，校园霸凌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压迫在学校内的反映，同时也是资本主义教育制度的补充，根本不可能在现存制度的范围内被消灭。群众要求惩戒霸凌者，实际上等于要求剥夺教师与资产阶级子弟在校园内为所欲为的权力，这是为资本主义学校所不能允许的。
对于中修而言，情况也是类似的。尽管群众在抗议中还没有提出任何变革现存制度的要求，但他们的怒火却并不仅仅是针对霸凌事件本身，而从根本上是向着中修的反动统治的。在中国社会上，劳动人民毫无权利，被资产阶级肆意剥削、欺压，还根本无处伸冤的情况早已引起了广泛的不满。虽然中修在法律上规定人民群众对公安部门、法院、检察院等政府机关工作拥有“知情权”、“建议权”和“监督权”，但实际上这些所谓“权利”完全都是虚无缥缈的。正如在蒲城事件中，警察封锁了全部的消息、销毁了全部的证据，而劳动人民却无权要求他们公示调查过程。更不必说，在中修的威逼利诱和强力镇压之下，这起命案根本没有上报到法院、检察院的可能。中修通过它几十年的反革命经验，“确信它的周围布满了易燃的物品，只要有一点小小的火星……就足以酿成一场火灾。”[1]他们知道，如果使示威抗议取得哪怕一点成果、如果向蒲城人民做出哪怕一点让步，都会对其他无数受到冤屈的学生和群众起到巨大的鼓舞作用。届时，各地都要起来效仿蒲城。因此，色厉内荏的中修企图恐吓群众：谁要是胆敢要求哪怕是最小的改良，都要受到暴力机器的镇压、都要付出血的代价！
除此之外，蒲城事件还有它的特别之处——其动员起来的群众之广、抗议的激烈程度之高，都是类似事件所未有过的。这正说明，中修过去化解此类事件的手段不奏效了，于是便只能将刺刀提上日程。这又是为什么呢？一般来讲，中修对于家长抗议和学生运动往往只需要封锁消息和实行恐吓，便可以将事态平息下去。因为学生作为小资产阶级中的一个典型，虽然饱受资本主义学校的压迫，却还需要学历这样一纸资产阶级赐予的“检疫合格证明”，以换取他们所幻想的未来“少干活、多拿钱”的剥削阶级生活；他们也需要维护自己目前在学校不事劳动、肆意淫乐的寄生生活。总之，他们需要保护的个人利益的坛坛罐罐太多。因此，当学校以学业相威胁时，大多数学生便心生退意，若是中修出动警力，他们更是唯恐避之不及。但是，在蒲城的斗争中，与群众一同站在斗争的最前列的也是学生——职校生。这样的现象又该如何解释呢？这是因为，职校生虽然同为学生，但他们同学生的其他阶层不同，大部分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除极少数资产阶级子弟或有严重投机思想的分子以外，未来都要加入工人阶级的队伍，其经济地位类似于即将破产的小资产阶级下层。实际上，绝大多数职校生在他们学业的最后半年甚至一年以上的时间中，都要受到名为“实习”、实为雇佣劳动的残酷剥削。职业学校往往与工厂勾结，强迫学生接受极低水平的工资和毫无劳动保障、时长超过十小时的高强度劳动。这种劳动严重地摧残着尚未成年的职校生的身心——2020年11月，湖北省丹江口市汉江科技学校学生因不堪超过12小时的长期夜班自杀；2021年2月，湖南省临武县职业中学学生右手被卷入机器长达一个小时，造成五级伤残，被迫截去食指和中指。根据中修教育部显然极力粉饰过的统计数据，2013年，每10万名职校实习学生中发生一般性伤害的约为78.65人，其中导致死亡的约为4.69人，达到工矿企业伤亡率的三倍[2]。
鹤壁技师学院霸凌事件（下方被遮盖部分为血迹）
正是在这样沉重的压迫下，职校生与工人阶级形成了密切的联系，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中修统治的黑暗腐朽看得更为分明。即便是尚未参加“实习”的学生，往往也能从更高年级的同学那里了解倒自身未来的处境。同时，由于职校学生是无产阶级的后备军，资产阶级对于他们的唯一要求便是成为掌握最基本劳动技能的驯服的雇佣奴隶。在这里，资本主义教育撕下了温情脉脉的面纱，赤裸裸地暴露出了它的实质——“教育这些青年的目的，就是训练对资产阶级有用的奴仆，既能替资产阶级创造利润，又不会惊扰资产阶级的安宁和悠闲”[3]。为了“驯服”学生，职业学校不惜使用最野蛮的方式——“棍棒教育”：2024年6月，山东省莱西市一名职校教师长期使用木棍、铁器等体罚、侮辱学生，甚至强迫学生叼沾上尿液的香烟[4]。2023年3月，湖南省岳阳市湘阴县中山职业技术学校被爆出对学生进行殴打辱骂，甚至与野蛮的“特训学校”勾结，将“最不服从管教”的学生送入进行非人虐待[5]。并且，除了教师的虐待外，学生往往还要受到其他学生同样残酷的霸凌：2023年6月，北京市政法职业学院学生李敬言试图制止霸凌却遭到施暴者辱骂，事后被学校逼迫退学[6]；2024 年9月，河南省鹤壁市技师学院学生崔某被学生魏某用板凳猛砸头部、背部[7]；2024年11月，鹤壁市科技中等专业学校一女学生被强迫跪地自扇耳光，遭到脱衣服、脚踹胸部、用筷子侵害下体等非人迫害[8]……种种霸凌事件之多数不胜数。
在社会的歧视、企业的剥削、教师的虐待和学生的霸凌下，职校生的处境在学生中最为恶劣，因而也最为迫切地要求改变自身的处境、最能同情工人阶级的遭遇、最富有顽强的斗争性。在蒲城事件中，职校学生们正是用自己的勇敢行动，回击了所谓 “职校生低贱”论的污蔑、证明了他们是学生中最具有革命希望的阶层！并且，蒲城事件正是由于职校生相比于一般学生而言与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有着较为深刻的联系，才没有变为一场“独唱”、一场“孤鸿哀鸣”、一场缺乏群众支持的孤立的学生运动。至于深受中修压迫的劳动人民，也最为其他受压迫者鸣不平。他们将一个学生的冤屈看作自己的冤屈，不远万里从各地赶来支援蒲城群众的斗争——学生和人民群众正是这样自发地结合在了一起，使示威抗议成为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前所未有的运动，这就是中修不惜向蒲城这样一个小县城调集大量警力实行残酷镇压的真正原因！
运动失败的原因
但是，这样一场意义深远的群众运动为什么最终遭到了失败？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找出贯穿运动始终的矛盾，由此确定运动的性质，最终找出运动失败的原因。根据唯物辩证法的原理，“任何事物的内部都包含着矛盾，复杂的事物包含着多种矛盾。这些矛盾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平衡的，其中必有一种矛盾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9]这样一种矛盾——主要矛盾，在蒲城事件中表现为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群众与中修官僚资产阶级的矛盾。
在运动的最初阶段，主要矛盾表现为党昶鑫家属与学校及中修政府之间的矛盾——党昶鑫家属无法接受学校与中修政府的蛮横做法，他们到学校门口拉起横幅，要求公道、要求真相。然而，相比于与政府联系密切的学校与掌握宣传机器和暴力机关的中修，家属个人的力量无疑是弱小的。此时，前者占据了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但是，党昶鑫家属的抗议活动一经开始，便得到了痛恨中修腐朽统治的广大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同情。于是，支援他们的力量急速扩大，并推动着示威抗议在5日至6日间达到高潮。此时，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已经从学校及中修一边，转到力量极大地增强了的党昶鑫家属与人民群众一边。
然而，由于同情、支援党昶鑫家属的群众主要为小资产阶级[10]，由于没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组织或政党的领导，尽管群众的斗争是英勇的，但蒲城运动也不可避免地要带上小资产阶级的软弱和缺乏组织性、纪律性的特点，并且因此最终失败：首先，运动缺乏统一的领导，因而也不能建立起坚强的组织，群众在抗议爆发时是自发聚集、在警察“清场”后也是各自散去，这使得群众在运动高潮时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在遭到镇压后也不能实行有组织的退却以重新组织抗议或至少保持某些联系。其次，运动也没有能提出明确的、具有政治意义的、因而能够团结更多阶级或阶层的纲领或口号，而只是把要求停留在“讨公道”、“要真相”的水平上，从而使抗议的目标仍被束缚在校园和现存制度的范围内，这是蒲城运动的没有得到其他各地支持的重要原因。总之，上述原因导致了蒲城人民的抗议最终成为了一场“秘密”的、“孤立”的运动。而随着中修的实行反革命两手，蒲城运动进入了第三个阶段——被镇压的阶段。
1月6日，党母发布视频称：“现在相关部门已经对我的质疑陆续予以解答，希望大家不要轻信谣言到学校聚集，请给我孩子和学校孩子留一片清净。”
中修眼见蒲城的烈火越烧越旺，于是急忙抓住示威抗议的影响尚未扩大的时机，全力开动反革命的暴力机器，调动局部的优势力量开入蒲城扑灭运动，同时不忘使用威逼利诱的手段迫使党昶鑫家属屈膝投降。在党昶鑫家属身上，最为集中地体现了小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性。革命导师恩格斯指出：“这个阶级在它还没有觉察出任何危险的时候，总是吹牛，爱讲漂亮话，有时甚至在口头上坚持最极端的立场；可是一旦面临小小的危险，它便胆小如鼠、谨小慎微、躲躲闪闪，一旦其他的阶级郑重其事地响应和参加由它所发起的运动，它就显得惊恐万状、顾虑重重、摇摆不定；一旦事情发展到手执武器进行斗争的地步，它为了保存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生存条件，就预备出卖整个运动，最后，由于它的不坚决，一旦反动派取得胜利，它总是特别受欺骗和受凌辱。”[11]
虽然党昶鑫家属得到了群众的无私帮助，但前者的眼睛实际上仍是向上看的。他们不充分相信人民的力量，一旦中修施以压力，便拜倒在“权威”和“强力”的脚下，害怕运动的继续发展会为自己引来“更大的祸患”。于是，在6日的高潮中，在群众与警察爆发激烈的暴力冲突时，他们反而不见了踪影，最终在当晚发出了表明自己彻底向中修屈服的“投降书”。并且，党昶鑫家属对运动的叛卖，不仅仅是由于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性质，更是由于他们在私有家庭中作为家长所处的压迫者地位。在中国的儒教社会中，孩子对于有产阶级家长而言归根结底只是一个投机的工具，是为延续家产与为他们争取人前的“面子”与养老的“里子”的“活财产”。党昶鑫家属在得知其意外死亡时固然是悲愤的，然而这种感情从根本上仍是“所爱所憎一出于私”。因此，当中修对他们进行恐吓、或许同时还向他们承诺“赔款”时（据传学校或中修提出以二百万元“私下了结”此事），孩子的冤死同自身的“安宁”和可能得到的钱款相比，便更加不值一提。党昶鑫家属忘记了无数为他们讨要公道而豁出身家性命、甚至还因此遭到警察的殴打和监禁的人民群众，流着虚伪的眼泪（大概还数着温热的钞票），可耻地屈膝投降了！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党昶鑫家属的行为正是从背后对运动造成了沉重的打击——既然死者家属都已经表示对此事不再追究，那么群众继续为他们讨还真相和公理的斗争岂不是失去了“合法性”和“正当性”吗？这样岂不是为中修毫无顾忌地镇压群众运动提供了口实吗？
富士康工人与“大白”——手执武器、身着防护服的警察发生暴力冲突
通过对蒲城事件的发展过程及其主要矛盾的分析，我们知道：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它是一场以小资产阶级群众为主体的、没有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组织领导的自发运动，在于小资产阶级的狭隘性和缺乏组织性、纪律性。那么，与之相对，无产阶级运动、哪怕是自发的无产阶级运动，又具有什么样的特点呢？2022年11月，河南郑州富士康爆发抗议。面对着手执武器的警察，富士康工人沉着冷静、团结一致、各司其职——在前的，如巨浪般一次又一次地向警察的防线发起冲击，迫使警察步步后退；较远的，抄起一切他们所能获得的武器向警察丢去，掩护他们的阶级弟兄；两侧的，拿起手机实时记录斗争的情况，通过一切渠道扩大事件的影响。富士康工人的团结战斗，最终冲破了中修的法西斯封锁，并且配合着全国人民此起彼伏的斗争，推动了国民经济疫情化政策的瓦解。然而，自发运动总是有其不可克服的缺陷：在冲破警察包围圈后，工人们便急于各自返乡，他们因没有充分估计到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而对敌人放松了警惕，在扫码领取中修提供的所谓“路费”时遭到锁定，结果便在力量分散时遭到了反攻倒算——不仅被冻结“路费”、还被赋予“红码”，许多人最终因此被关押进“方舱医院”！并且，富士康工人也未能通过斗争建立起比较持久的组织。
可见，无论是蒲城事件还是郑州富士康事件，它们所反映出的问题不是别的，正是“中国革命目前存在的主要矛盾是日益壮大的群众自发革命力量同革命知识分子及革命组织发展严重落后之间的矛盾”[12]。列宁指出：“自发的运动……就恰恰会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控制”，因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渊源比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久远得多，它经过了更加全面的加工，它拥有的传播工具也多得不能相比”[13]要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要克服运动的自发性，就必须有以科学理论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在运动发起前，共产党人能够进行政治揭露，指出杀死党昶鑫的真凶是资本主义教育制度、指出学生在校园中所受到的压迫只是中国人民在中修法西斯统治下所受到的压迫中的沧海一粟；在运动开始时，共产党人能够进行周密的计划，将群众组织成为有纪律的队伍，使得警察难以镇压；在警察施暴时，共产党人能够以此深刻地揭露中修的反动面目，使全国人民看见蒲城群众的英勇斗争，从而引起更广泛、更大规模的抗议；对于党昶鑫家属，共产党人能够对其实行团结，同时教育群众警惕他们的妥协倾向，一旦他们果真投降，便立即指出他们已经滚到了敌人方面且这正是中修所玩弄的反革命手段，就算党昶鑫的家属已不再要求真相，我们也依旧要为千万个冤死的“党昶鑫”要求真相，只有继续斗争，才能真正消灭这种冤屈产生的土壤；即便运动因遭到敌人的沉重打击而不得不实行退却，共产党人仍能设法保留运动中建立起的群众联系，引导他们中的先进分子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同时对斗争的经验与教训进行总结，积极地准备将来的斗争。
使运动由马克思主义组织领导、使运动从自发的小资产阶级运动变为自觉的无产阶级运动，是否意味着要将学生与其他小资产阶级排除在外呢？答案是否定的。恰恰相反，《中国未来革命的道路》指出：由于小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的压迫下不断破产，其中倾向于无产阶级的部分可能成为革命的同路人，而其中最优秀的部分更是有机会转化为革命知识分子、成为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一员。同时也应当指出，“小资产阶级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他们既对资本主义社会充满不平和愤恨，又对资本主义旧观念保留着眷恋和不舍，于是在不断吸食精神鸦片的生活中消遣自己的不平和愤恨”[14]，而这种矛盾的状态正是在职校学生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在对学生进行残酷压迫的同时，职校教师往往又给他们以吸食精神鸦片的“自由”。许多职校学生从早到晚、从上课到下课，无时无刻不在刷视频、打游戏，浸淫在精神鸦片的汪洋大海之中。这正是资产阶级的毒计——由于职校学生是工人阶级的预备队，资本主义学校不遗余力地使用精神鸦片毒害他们，向他们灌输各色反动思想，企图将他们转化为流氓无产者，进而通过他们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带入工人队伍当中。在许多职校内往往流氓帮派横行、嫖娼斗殴成风，一些无产阶级子弟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也成为了可耻的嫖客和霸凌者，日后更是会成为资产阶级的走狗。可见，如果不同资产阶级思想进行坚决的斗争，那么职校学生思想中反对压迫的部分，也会转变为只反对自己受到压迫、而不反对自己压迫别人的唯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思想。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的所谓“反抗”，只能是“抽刃向更弱者”的法西斯主义暴行，江苏宜兴高校杀人案中的凶手徐加金正是这样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他在遭到了实习公司的残酷剥削与学校扣留毕业证的管卡压后，不是奋起与压迫者抗争，而是假借什么“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名义向八名无辜的女学生举起了屠刀！他极端蔑视女性的法西斯男权思想正是在平日吸食大量精神鸦片、沉迷于色情影像的实践中形成的。《中国未来革命的道路》中明确指出：“小资产阶级必须改造自己才能成为对革命有用的阶级，小资产阶级要成为革命的阶级，必须要把自己从道德败坏中解放出来。”[15]小资产阶级进行思想改造的过程，就是不断进行劳动改造和阶级斗争的过程，就是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参与革命集体活动、改变腐朽生活作风、逐渐抛弃精神鸦片的过程，就是积极主动地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过程。坚持思想改造成功所能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因为小资产阶级“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他们十分了解各类精神鸦片与资产阶级思想，因而在转变阶级立场、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后，便能对其进行透彻的分析，便能帮助其他还受精神鸦片之害的人。在如今的帝国主义中国，学生的数量极为庞大——2023年，中国在校学生数量高达2.91亿人[16]，与中国职工数量相当，他们中的绝大多数终将加入无产阶级的队伍。如果学生们能够在集结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周围，真正做到“维护的不是他们目前的利益，而是他们将来的利益”[17]，学生运动便会真正自觉地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汇合成一股冲垮中修法西斯统治的洪流！
蒲城的明天与中国的明天
中修残酷镇压之后，阴霾似乎又笼罩了蒲城。然而，蒲城的明天与整个中国的明天却一定是光明无比的。蒲城事件再一次证实了《中国未来革命的道路》中的论断——“人民群众已经日益地被中国帝国主义政府的专横暴虐而激发起来，因中国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种种丑恶现象而激动起来”[18]。同时，它也又一次说明：中国的工人、农民以及大部分小资产阶级是一支具有强大力量的革命队伍。他们所缺少的，只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领导。因此，在群众的自发运动迅速发展的今天，任何革命知识分子都不应该安于现状，而应该加快学习革命理论与实行无产阶级化的步伐，以便迅速建立起一个真正的革命家组织，在下一个“党昶鑫”的悲剧发生时站出来领导群众，将他们的怒火变为先锋队领导下的自觉的革命行动，最终推翻中修的反动统治。如今，发布了通告、封锁了网络、镇压了群众，中修政府自以为万事大吉，蒲城的“秩序”与“安宁”已经恢复。然而，这不过是痴心妄想罢了——
“你们这帮愚蠢的奴才！你们的‘秩序’是建立在流沙之上的。明天革命将在‘磨刀擦枪声中再次兴起’，吹响令你们惊惶失措的号角，宣告：我来过，我又来到，我还将重临！” [19]
-
列宁：《183个大学生被送去当兵》，《列宁全集》第四卷，中文第一版，人民出版社，1958年。 ↑
-
中国教育报：《职校实习风险多：制度执行之殇》，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3/05/c_127546411.htm。 ↑
-
列宁：《青年团的任务》，《列宁选集》第四卷，中文第二版，人民出版社，1972年。 ↑
-
张佳鑫：《职校班主任把烟沾上尿让学生吸 虐待殴打多名学生被刑拘》，https://news.china.com/socialgd/10000169/20240605/46646722.html。 ↑
-
兽楼处：《变形记》，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694057.html。 ↑
-
大川说说：《最终是批评教育和解？李敬言退学后抓螃蟹，网友：有“钳”横着走》，https://www.163.com/dy/article/IAMN7C850534R48K.html。 ↑
-
深圳新闻网：《河南一职校学生被人多次用板凳砸头？官方：无人员死亡》，https://news.qq.com/rain/a/20240929A09O9700。 ↑
-
澎湃新闻：《鹤壁16岁女生遭霸凌续：校长等多人被处理，涉案学生被开除》，https://m.cyol.com/gb/articles/2022-11/23/content_36p8mtz9P.html。 ↑
-
虽然缺乏直接的证据，但我们仍能根据已有的信息判断参与示威抗议的群众大多属于小资产阶级：（1）运动重要参与者职校生是小资产阶级；（2）根据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2020年）结果，蒲城县城镇人口为290,039人，占常住人口的43.77%；而农村人口为372,564人，占常住人口的56.23%。由此可见，农村小生产者在蒲城县占据多数，同时在城镇中存在着大量的“个体经营户”；（3）尽管蒲城县工业在近年来有所发展，“第二产业”在全县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逐年提升，但许多受雇佣劳动者很可能系直接由农民转化而来，他们的小生产者思想依旧顽固。 ↑
-
恩格斯：《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中文第一版，人民出版社，1959年。 ↑
-
烽火Flame：《中国未来革命的道路》第二版第四稿。 ↑
-
列宁：《怎么办？》，《列宁全集》第五卷，中文第一版，人民出版社，1959年。 ↑
-
烽火Flame：《中国未来革命的道路》第二版第四稿。 ↑
-
同上。 ↑
-
中国教育在线 ：《教育部：2023年全国在校生共2.91亿人，比上年减少151.26万人》，https://news.eol.cn/meeting/202403/t20240301_2560903.shtml。 ↑
-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中文第一版，人民出版社，1958年。 ↑
-
烽火Flame：《中国未来革命的道路》第二版第四稿。 ↑
-
罗莎·卢森堡：《柏林秩序井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