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化是全球普遍面临的严峻问题。香港，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大都市，资产阶级的垄断程度极高，老龄化问题也愈加严重。据统计，香港正在迈入“超高龄社会”，预计到2038年，每3人中就有1名老年人。这样的情况，会给香港社会带来什么影响呢？
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理论中，低生育率和严重老龄化常被视为“社会进步的象征”，他们声称“发达国家/地区的生育率普遍较低”，这一论调似乎成了某种不容质疑的真理。可见，按照资产阶级喉舌的说法，香港已经是一个发达的地区了，人民的生活无疑是幸福的。然而，已经跻身全球主要资本主义大城市的香港，却一次次打破了这些无耻的谎言。香港劳动者，尤其是老年劳动者的生活水平，揭示了真相。
根据香港特区政府自己公布的《2020年香港贫穷情况报告》，2020年，香港约有18.8万名贫穷老人，老年人贫困率达14.5%。
每天清晨6:30，70岁的虹姐从大角咀出发，乘地铁前往一处私人住宅担任清洁工。她经常需要负责三栋共六层住宅楼的垃圾处理与楼层清扫工作。繁重的体力劳动，特别是垃圾分类和搬运，使得年迈、体力不支的她不得不延长工作时间。由于丈夫因痛风无法工作，母亲已百岁高龄，她不得不继续工作养家。子女远在内地，无法提供帮助，虹姐常常一上午连续工作三个小时不休息。
《香港2021年人口普查报告》显示，从2011年至2021年，香港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从94万人增至145万人，增长率超过54%。在老年劳动者中，超过半数像虹姐一样，依然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根据数据，老年劳动者的月收入中位数约为1.5万港元，而虹姐的月收入为1.2万港元。这在中国内地似乎并不算少，但实际情况却远不如看似的数字那么简单。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并不是简单由他们得到的货币工资决定的，而要看这些货币工资所能购买到的生活资料的数量也就是实际工资，后者往往受到物价水平、房租高低、税收负担的轻重和失业人数的多少等多种因素的影响。香港的物价极高，虹姐称，自己每月租房就要5千多元，至于政府的补贴，则完全是杯水车薪，自己的工资也根本追不上物价的飞涨……
香港社区组织协会的吴卫东指出，许多年长的劳动者之所以不得不继续工作，正是因为他们的学历较低、积累的公积金不足、最低工资保障制度缺失、房租和医疗费用高昂等多重因素。而香港至今没有建立全民退休保障制度，劳动者的退休生活只能依赖微薄的个人储蓄，这迫使他们在年老体衰之时，依然要拼命工作，出卖越来越廉价的劳动力。
但问题绝不仅仅能通过公积金和政府福利等小修小补的方式解决。香港特区政府早在2000年就实施了强积金制度，但许多劳动者在退休前根本没有交足供款，甚至没有供款，导致这一制度形同虚设。高昂的医疗和住房费用，让这些微不足道的改良措施变得毫无意义。虹姐的身体逐渐变差，但她却不敢退休，因为她担心失去收入来源，无法承担高昂的医疗费用。雇佣劳动本身摧残了她的身体，她只能寄希望于政府尽早给她分配公屋。
实际上，住宅、医保等问题，早就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通过和平和暴力的手段，无数次向特区政府争取的权利，然而，香港的垄断资产阶级能够在普选权问题上无数次许下虚假的诺言，又为何不会在生活保障问题上打下空头支票呢？
经济危机的加剧，不仅让无产阶级更加贫困，也加剧了广大小资产阶级的破产。67岁的孙诚一曾是香港小巴行业的佼佼者，他曾经营三条小巴线路，月收入曾达到8至10万港元。然而，如今他只剩下一条线路，月收入连8000到1万港元都成了困难。随着地铁和公共交通的发展，他的小巴业务逐渐衰退。曾经的扩张计划使他背上了550万港元的沉重债务，现在只剩微薄的退休津贴和女儿的家用支撑他度日。曾经有过“发家”希望的他幻想的退休生活便是“无忧无虑，我喜欢吃什么，我喜欢去哪里玩（都可以）”，但如今，这样的生活显然化为了泡影，他不得不继续驾驶小巴，月收入只有6000港元。
吴卫东表示，他对香港“被迫工作”的现状深感悲哀，这样的情况在其他发达国家是无法想象的。然而，香港的现实却一次次打破了资产阶级对“发达”资本主义大城市的美好描绘。所谓的社会老龄化，实则是无产阶级贫困化的代名词。过去几十年，香港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为了争取资产阶级形式民主、保障劳动者的生活，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但由于没有坚强的组织领导，最终在中修的法西斯铁拳下归于失败。如今的香港劳动者，尤其是老年劳动者，难道还能寄希望于政府的“仁爱关爱”吗？答案是否定的。为了实现真正的“老有所养”，香港群众，本来就应该更坚决地拿起武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