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4月24日晚21时35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升空，十分钟后，卫星成功进入近地点高439公里远地点高2384公里的椭圆轨道,东方红乐曲响彻了近地空间。
尽管这个成就相比于五十年后的技术显得落后——测绘站之间的通讯线路还是明线、火箭的第三级是一个不能够精确调节的固体火箭发动机、卫星上的科学设备主要是一个太阳角计（用于技术验证）——但对于当时只有二十余岁，还处于工业化建设阶段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这是多么伟大的成就啊！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从一穷二白成长到电气化、工业化的，可以生产火箭发动机、生产高腐蚀性液体火箭燃料、在祖国的边疆建设多个观测站的强大工业国，是史无前例的丰碑，这是无可置疑的。
那么，新中国是怎样做到的呢？靠的是毛泽东思想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不是所谓“航天人的情怀”。卫星上天，它背后是一套完整的、有组织的工业生产和科研体系。如果将航天事业比作一只拳头，那么挥出这一拳的，是一具健康的躯体，是其中的神经、肌肉、循环系统有组织的协作，可不是拳头本身！虽然通讯是明线，但有民兵小心保卫着它，工人精心维护着它（在野外！）；虽然卫星的观测裙看起来简单，那种适应太空环境的聚合物可是上海纺织厂的研究成果；控制和遥控所必须的仪表，在文革之前国内几乎一片空白（《自然辩证法》杂志1976年第3期），但在自力更生的路线下，很快就有了飞跃……卫星上天是集体的成就，各行各业的协作离不开工人的当家做主与科研人员和一线生产的结合，而这一切都离不开正确的路线。
不妨让我们在《自然辨证法》杂志里面看看当时的工人如何进行积极主动的创造的吧！沸腾炉（《自然辩证法》杂志1974年第三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以往的火力发电厂中，煤炉子中是煤粉悬浮在空气中燃烧，为了使燃烧充分，要么加大风力，要么延长炉子长度来增加燃烧时间。工人们分析了煤粉的运动，认为粉末和空气要有足够多的相对运动才能充分燃烧，于是把炉子改为煤粉从上方进入，空气从下方通入，二者相向运动。如此一来，煤粉就在炉子中随空气上下运动，像沸腾了一样，称为沸腾炉。如此一来，煤粉颗粒充分与氧气接触，充分燃烧，炉子对于煤炭的品质（含杂质的比例）要求也宽松了许多。进一步地，工人们还重新设计了换热装置，避免炉温过高导致的焦化。现代工业是兼具广度和深度的严密体系，如果没有政治挂帅，不给与一线工人以毛泽东思想，不鼓励工人们进行勇敢的创新，新中国的工业怎么会有如此迅猛的成长呢？
在仪器仪表、有机合成材料的研制中（1976第3期），科研人员和工人的结合也是科研进展和认识发展的根本来源。在社会主义国家，科学探索和技术创新的大门向所有人民敞开着，人民也在科学实践中获得了知识和力量。
作为对比，帝国主义的科研和航天体系呢？它则是一直在制造科研人员和工人的割裂。它用人民大众的劳动资助资产阶级学府或者研究院，却把科研人员培养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者工人贵族工程师。在一个对于阿波罗计划的工程师的采访中可以见到，被采访者在大学被选中负责土星五号火箭的数控工作，后来以技术精英的身份进入企业工作。整个阿波罗计划雇佣了超过40万人[1]，其中很多人是被输送进工人贵族行列的大学生。除了政治宣传作用以外，帝国主义国家的太空计划的一个功能就是对内进行资产阶级和工人贵族的再生产。
遗憾的是，修正主义使中国的航天事业也蒙上了阴霾。在航空航天院系的秋招季，学生们发现，企业和科研院所都要加班；女学生们还要面对这一行业的歧视（“要不要转去做行政？”）；回忆硕士生涯，发现不知道做的课题有啥意义，很重复，只是学了点技能。最后想用“航天情怀”安慰自己，也不得不感叹“吃饱再说”——看吧，即使主观上采取唯心的“情怀”来安慰自己，客观的小资产阶级处境也会使人发出叹息。沿用拳头的比喻吧，中修的这只拳头尽管挥舞地更频繁，它虚弱的动作也掩盖不住它体内的矛盾——一种名为“私有制”的肿瘤，已经扩散到了全身！
P.S.本想着24号发，结果写一半梯子掉了没保存上…… 另外，欢迎大家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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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伯提_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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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来之前就很分裂。一本教科书上写着航天工业是一套复杂的、系统的工业，另一本教科书上写着，文化大革命期间是“十年浩劫”“国家处于崩溃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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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谱，真正崩溃的国家怎么生产剧毒的偏二甲肼-硝酸燃料，然后一丝不苟的完成加注呢？更谈不上生产火箭发动机了——火箭白给它，它都点不着啊
这可是应了那句话，当几何公理和物质利益相抵触的时候，几何公理也会被宣布为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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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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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很想知道研发东方红一号时的路线斗争的历史。之前我在网上搜过，发现中修疯狂鼓吹那些后来当了叛徒走资派的人，周恩来的大手几乎贯穿全部，还经常能看到邓小平、聂荣臻、钱学森这些走资派的名字（并且故意在里面穿插毛主席的发言和活动，混淆是非），感觉应该有很激烈的阶级斗争。东方红一号的发射成功，肯定不是走资派能做到的，中修应该是在搞春秋笔法，故意把黑的说成白的。
百度百科上有这些内容：
1957年10月，竺可桢、钱学森、赵九章联名向中央上书，建议开展中国的人造卫星研究 [32] [43]。
1959年1月，邓小平指示：“卫星明后年不放，与国力不相称。卫星还要搞，但是要推后一点” [43]。
1965年1月8日，钱学森也写信给国防科委主任聂荣臻，认为已有条件考虑卫星研制问题。1965年一季度，周恩来批示中国科学院提出具体方案（“651”后来被定为卫星任务代号） [6] [30]。
最露骨的是这段：
1967年初，面对“文化大革命”的动荡局面和对卫星研制的冲击，周恩来总理与聂荣臻副总理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宣布：在各卫星研制单位不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并从许多单位抽调出精兵良将，把分散在各部门的研究力量集中起来，实行统一领导，使科研生产照常进行，保证中国第一颗卫星的如期发射 [25]。由于人造卫星是大型系统工程项目，以中国的实际国情，必须集中力量、形成拳头、进行突破。解决人造卫星研制的体制问题，成为必须解决的主要矛盾。钱学森认识到，有必要建立一个专门的机构 [33]。同年5月，聂荣臻听取了钱学森关于组建“人造卫星、宇宙飞船研究院”问题的汇报并予以支持 [33]。
维基百科也有提到：
此后，1968-1969年，大批科学家和知识分子在文革“清理阶级队伍”的政治清洗中遭到迫害[38][42][43]。1968年，在导弹和航天核心专家之中，“两弹一星”元勋赵九章遭迫害自杀身亡[11]，“两弹一星”元勋姚桐斌被毒打致死[44]；截止1968年底，中国科学院在北京的170余位高级研究人员中（均是院士）就有131位被打倒，当年即有20位一级研究员自杀[39][40][45]。1969年3月，因文革派系斗争，又造成火箭试车受阻40余天[10]。4月，正在主持中共九大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得知消息后，多次组织工作人员开会，号召大家为了国家的利益抛弃派别的分歧[10]。在周恩来的极力推动下，5月一级火箭点火成功，6月二级火箭点火成功，但此后两派的矛盾却再度爆发，三级火箭的点火无法推进，直至7月周恩来再次进行了干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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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找到足够具体的资料来写，要是有可靠的具体历史资料就好了
据有些同志说，知乎上有一些相关的细节，一些左圈分子整理的，可以看看，但是要注意辨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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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q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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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没接触过纳粹的那些什么研究生博士生的时候，我还不清楚他们整天到底在实验室里面做些什么，后来了解了一些之后才发现，他们这些人的什么研究激化甚至还没有小孩子的科学幻想有实际意义。我和一个将要读博士学位的学生聊过天，他和我分享自己研究的成果，是把一块不知道什么材质的薄膜放在酒精中浸泡后，重新放回水里之后会做无规则（至少他们不知道是什么规则）运动。我问他，这个东西能用来做什么，他就开始模棱两可的说，能做成机器人什么的吧，或许能在以后什么手术中发挥作用。我问他，那你们之前在研究的时候就没有什么目的吗？他说，没有。我最后问，那这样的话，你们研究的方向是什么，他说，就是导师随便说几句大概能用这个东西干什么，然后我们就开始查资料，自己试着做。
由此可见帝国主义下科研方面的腐朽和反动，搞化工的不去化工厂和工人结合，研究没有方向，也没有意义，只是为了拿所谓的科研成果当作噱头骗取资金和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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