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柯庆施同志二三事
原文发表于《学习与批判》1975年第六期，作者：叶伯乐
【《学习与批判》】编者按：今年四月九日，是柯庆施同志逝世十周年。柯庆施同志的一生对人对已都极其严格。他在上海工作期间，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带头抵制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对党内的侵袭。今天，上海的新老干部在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指示的时候，重温这些事迹，有利于进一步焕发革命精神，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时间过得真快，柯庆施同志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十年了。柯庆施同志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他的战斗一生的最后十年，是在上海度过的。这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激烈搏斗的十年。“坚定的革命意志，顽强的战斗精神，火热的阶级感情，严格的科学态度”，是他一生革命实践的写照。‘他就是以这样的革命形象，一直活在上海广大于部和群众的心中。
一九五四年，柯庆施同志来到了上海。这时，在毛主席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光辉照玀下，一场在所有制方面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了。在来到上海以前，他就告诫周围的同志，去到上海这样的“花花世界”、“十里洋场”，可要当心啊！如果不警惕，头被人家割掉还不知道是怎么割掉的呢。确实，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资产阶级变得更加狡猾了，他们煽起的“香风毒雾”侵蚀和毒害了那些意志薄弱的干部。一九五七年初，柯庆施同志接到一份“报告”，中华造船厂一个党委副书记大肆追求资产阶级生活作风，自，称“革命二十年”，公开向党伸手，恬不知耻地要求国家“补”给他一万元钱，“离党离职”。当时，柯庆施同志极其气愤，马上要求在党刊上开辟“反对自私自利、争名夺利的个人主义思想”专栏，公布了这封信，发动党员进行严肃讨论和批判。
这个“报告”是一个信号。它告诉人们，资产阶级正在刮起一股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向无产阶级进攻。正是在这风起于青萍之末的时候，柯庆施同志敏锐地看出，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他反复地对上海的干部说：“上海是个‘海”，是资产阶级最集中的地方，也是阶级斗争最复杂的地方。被花花世界蒙住了眼睛，就会掉进资产阶级的染缸里。同敌人真刀真枪地斗，是看得见的。但是，资产阶级思想钻进我们的头脑里，不但看不见，有些同志还觉得蛮舒服哩。这是最危险的！”当时，上海有一些干部跳交谊舞的风气相当盛行，身心沉湎于“蓬、嚓、嚓”的生活之中。柯庆施同志经过一再的斗争，终于把这股歪风刹了下去。柯庆施同志说：每个干部要在办公桌上放一套《毛泽东选集》，还要在床头边上放一套《毛泽东选集》，一有时间就读毛主席的书，决不要一有时间就跳舞、打扑克。上海的干部一谈起柯庆施同志，都有这样的共同的感受：要不是柯庆施同志坚持在干部中不断刹住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不知会有多少人跌入资产阶级设下的陷阱而不能自拔。
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是社会主义革命在经济战线上取得基本胜利以后，在政治思想战线上取得的又一伟大胜利。这个胜利，极大地推动了浦江两岸的大跃进高潮。正当一些同志埋头于机器声的时候，柯庆施同志收到了上海一位工人的来信。这封充满革命激情的信说：整风运动胜利了，整风精神永远不能丢！柯庆施同志读到了这封信，高兴极了。一九五八年四月底，上海市委召开了扩大会议，柯庆施同志金着这封信，一再教育全市干部记住这位工人的话：“整风精神永远不能丢！”这次会议一结束，柯庆施同志就到北京去开会了。临上车前，他特地又一次亲自将会上的报告修改定稿，把那位工人的话作为报告的中心思想。可是，柯庆施同志走后不几天，忽然在上海报刊上刮起了一股所谓“表扬风”，庸俗地吹捧那些“爱吹不爱批”的干部，把整风精神丢得一干二净。一时间，这股歪风在一些单位越刮越猛，乌烟瘴气，庸俗不堪。这是资产阶级在反攻倒算。
柯庆施同志从北京回来后，觉得这股风气味不对头，马上把有关干部找去查问。他手里拿着报刊，面容严肃，语调激动，严正指出：刮什么“表扬风”，这是方向错误！当有人说到“整风把干部整得灰溜溜的，应该让干部心情舒畅”的时候，柯庆施同志更是怒不可遏，他厉声质问：整风怎么会把无产阶级的干部整得灰溜溜的？！只有资产阶级才会感到“灰溜溜”！后来查明，这确实是一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激烈斗争。伟大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使资产阶级难受极了，也使那些追求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干部很不好过。
要把整风精神坚持下去，他们就更加不能容忍了。就是在这样的斗争形势下，市委中的走资派乘柯庆施同志离开上海的时机，带头刮起了一股不大不小的“表扬风”，不但发动群众“表扬”干部，还要表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美其名日“发扬共产主义箱神”。那天，柯庆施同志刚下火车，为了查明这股歪风的根源，一直到下午一时才吃上午饭。饭后，立即召开市委常委会议，继续究本穷源，暴露了市委中那个走资派的面目，刹住了这股“表扬”歪风，端正了整风运动的方向。这对广大干部是多么深切的关心和爱护啊。绝大多数干部接受了柯庆施同志的批评教育，深入到群众中去了，用劳动的汗水冲刷思想上的污泥，用整改的实际行动同群众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同群众一道度过了那轰轰烈烈大跃进的日日夜夜，同群众一道对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发起了进攻。
在大跃进的高潮中，农村人民公社在东海之滨的上海出现了。柯庆施同志坚定地认为：尽管上海地少人多，只要发挥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付出辛勤的劳动，农业照样可以搞上去。可是，党内就是有那么一些向往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人，根本不考虑这些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事。耕地虽少，他们还是想在淀山湖滨开辟什么风景区，好让他们这些一心想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人物去游湖玩水。至于这样一来会减少粮田面积，影响粮食产量，这些大老爷们是一概不管的。
一九六〇年秋后的一个星期天，柯庆施同志照例不休息，出发到淀山湖滨视察工作。附带说一句，一有空就下工厂、下农村，早已成为柯庆施同志的习惯了。那时正是三秋时节，稻涌金浪风翻谷香，社员正忙着收割，好一派丰收景象。但是，奇怪，不久以前还是弯弯曲曲的公路，如今怎么变得这么平直、宽阔了呢？“这要占用多少农田？这有什么必要？”柯庆施同志在喃哺自语。到了湖滨，一位老农正在植树，柯庆施同志就向前问个究竟。这位老农说：“这淀山湖要造大花园啦！路是替你们上海人开阔、开直的。”善于掌握群众脉搏的柯庆施同志，马上就从老农的话里听出不满来了。他又请教这位老农：“这里一亩田一年可以收多少粮食？”老农淡淡地说：“不多不少，千把斤吧！”听了这句话，柯庆施同志心情沉重，立即驰车赶回上海。在路上，迎面驶来了一辆大客车，挂着新华书店的横幅。柯庆施同志以为他们是来参加三秋战斗的，准知一问，回答是“到风景区来游玩的”。这下子他心里完全明白了：筑大路，辟公园，原来是这么一回事！这是谁干的？他心急火撩地回到办公室，立即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彻查。原来，在当时的市委负责人中，就有人在散布这样的谬论：“上海人多，星期天没有地方去，搞个风景区，大家都有个去处了。”根子竟在这里！淀山湖离上海有百把里地，谁能有闲空去呢？搞什么‘风景区’，还不是替这班拚命想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人增添一个寻欢作乐的场所吗？为了制止这种行为，柯庆施同志马上召开会议讨论。他激动地说，“上海郊区一共只有五百四十万亩耕地，再也长不出一分了呀！有人还要侵占农田，搞什么‘风景区’，不要吃饭了吗？谁要搞，就叫他去吃树叶！”柯庆施同志的喜怒哀乐，就是这样地紧紧和人民群众的基本利益联系着的。
“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是普通劳动者，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在顺利的条件下是这样，在困难的环境中更是这样。每当想到柯庆施同志严以律己的精神，我们就更加感到搞生活特殊化的可耻。那正是我国国民经济遇到暂时困难的年月，柯庆施同志有一天回到家里，忽然看见一个管理机关事务的负责人，躲躲闪闪，欲行又止。柯庆施同志问他来干什么？他拉开笑脸说：“没有什么，来望望首长。”柯庆施同志最讨厌这种庸俗作风，又问，“到底来干什么？”那人才吞吞吐吐地说，“我们为了照顾首长健康，带来些吃的，这不是特殊化，是机关农场生产的。”柯状施同志马上警觉起来厉声对他说：“你为什么不去关心群众？东西给我拿回去！以后再送什么东西，就不许你再上这里的门！”事情虽小，这又是多么正气凌然！
随着上海工业生产的发展，一批又一批新产品试制出来了。这时，在一部分负责干部中，出现了一股“试用”新产帮的歪风。半导体收音机，他们要“试听”；新型手表；他们要“试戴”；新的衣料，他们要“试穿”；新的菜谱，他们要“试味”。总之，干方百计地巧这名目化公产为私产，名义上是厨家的，实际上是自己的。他们就是通过这种亦法来乘机捞一把。值是，这终究瞒本过柯庆施同志的耳目。他发现以后，立即把有关的人找来批评：“工人试制新产品，难道是为你们几个人的吗？”在我们手部中，不可否认，确有一部分人被商品、货市交换之类的花花世界弄昏了头脑，有的人经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有的人已堕落成为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柯庆施同志生前，为了同这些人作斗争，为了教育广大干部，真可以说是殚精竭虑，呕心沥血。他常常说：“中国古时候的铜钱，中间有个方方的眼，你一头栽进这个眼；就好比套上了枷锁，钻不出来了。千万不要钱迷心窍呀！”他经常提醒犯错误的干部：“你懂得驴打滚吗？犯了错误，如果不迅速改正，那也会象驴打滚那样，愈陷愈深呀！”含意深刻的比喻，语重情深的批评，多么严肃、积极、热情。除了少数顽固不化的分子以外，我们的许多干部就是在柯庆施同志的耐心教育下，逐步地清洗自己身上的污泥浊水，跟上了千百万工农群众雄伟前进的步伐。
一九六三年冬天，正当市第三届党代表大会就要开会的时刻，柯庆施同志病了。尽管在病中，柯庆施同志还是如饥似渴地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反复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酝酿着在市党代会上的讲话。到了会议开幕那一天，柯庆施同志的病并没有痊愈，还是赶到会场，发表了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对上海市党员干部的讲话。这就是著名的《为促进干部：党员思想革命化和各项工作革命化而奋斗！》的报告。这个报告是那样地扣人心弦。他说：“所谓革命化，就是无产阶级化，就是共产主义化，就是要用无产阶级思想、共产主义思想，彻底克服资产阶级思想，彻底克服其他一切旧思想、旧习惯。”他又说：“干部、党员革命化，是使人民群众革命化的前提。”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只能造成低级趣味，也是滋长修正主义的温床。它是革命的大敌，应该坚决把它反掉”。
这个报告发表在上海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深入开展的关键时刻，它犹如响亮的替钟，再一次教育上海的党员干部丢掉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它好象一次战斗的动员，激励党员干部在向新老资产阶级发动的猛烈进攻中冲锋陷阵。参加党代会的代表们都有这样的感觉，柯庆施同志的报告，一下子提起了这次党代会的纲，把人们的精神境界引导到新的高度。在当时，“实现思想革命化！”的战斗口号，成了全市党员的行动准则。十多年过去了，柯庆施同志提出的干部、常员思想革命化的号召，还是象洪钟一样在人们的耳边回响。今天，我们许多同志回忆起来，都异可同声地说：“幸亏柯庆施同志对党员干部从严要求，使我们少犯了不少错误。要不，在上海这个“海’中，也许不少人闯不过阶级斗争的惊涛骇浪哩！”
一九六四年春天，柯庆施同志又一次病倒了。不久，他就同上海人民永别了。柯庆施同志逝世后的这十年，是波澜更加壮阔的十年。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把社会主义革命更帅推向深入了。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许多老干部重新焕发了革命的青春，大批新干部正在蓬勒地成长。今天，正当我们深入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坚特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时候，柯庆施同志这位以身作则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革渝前辈的战斗形象，又一次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他始终站在革命队列中间，鞭策我们彻底打掉资产阶级生活作风，教育我们深入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勉励我的永远保持革命请眷，永远跟着伟大领袖毛主席，把无产价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