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狗屁烈士，什么“此地甚好开枪”吧，全是中修的无耻美化，让我们看看叛徒瞿秋白的真面目！
附上《中国共产党史讲义》中对于瞿秋白反动机会主义路线的总结：当我们党同国民党分裂，反对了陈独秀投降主义路线之后，瞿秋白却借口“排除”右倾机会主义的“遗毒”，推行他的盲动主义错误路线。一九二七年十一月，瞿秋白主持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使“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第一次在中央领导机关取得了统治地位。
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错误，主要表现在革命形势、革命性质和革命道路问题上。
在革命形势问题上，瞿秋白不承认大革命失败后革命潮流暂时低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所谓中国革命“不断高涨”的主观主义估计。他看不到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曲折性和长期性，而是幻想速胜，武断地认为全国已经具备了“直接革命的形势”，各地人民的革命斗争“有汇合起来成为工农民众的暴动推翻军阀豪绅资产阶级统治之趋势”。
在革命性质问题上，瞿秋白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鼓吹中国革命是所谓“无间断的性质”。他认为“现在的革命斗争，已经必然要超越民权主义的范围而急遽的进展；中国革命的进程，必然要彻底解决民权主义任务而急转直下的进于社会主义的道路。”他梦想在完成民主革命的同时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盲目地鼓吹“‘一次革命’直达社会主义”⑤。在革命道路问题上，瞿秋白不懂得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鼓吹违背中国革命实践的“城市中心论”。他宣扬城市工人暴动是革命胜利的关键，胡说党的责任是“使暴动的城市能成为自发的农民暴动的中心及指导者”，竭力贬低农村根据地和农民武装斗争，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
从上述“左”倾机会主义的观点出发，瞿秋白提出了一系列极“左”的政策。他反对组织有秩序的退却，主张冒险进攻。他醉心于中心城市的工人暴动，制定了在上海、武汉、天津等大城市举行总罢工、大暴动的计划，幻想革命在一个早上取得胜利。他反对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左翼，主张“征发有产阶级的财产”。他反对区别对待地主与富农，主张一律没收他们的土地，要求在根据地土地革命运动中多杀多烧。他还提出损害小资产阶级利益的种种政策，强令各地党组织贯彻执行。为了推行“左”倾盲动主义的政治路线，瞿秋白在组织上实行宗派主义和惩办主义的政策，滥用组织纪律，错误地处罚了党的许多领导干部和地方党委。他十分恼火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诬蔑组织革命武装是所谓“单纯的军事投机”，甚至利用职权打击毛泽东同志，在组织上作出了完全错误的处分决定。
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路线，严重地干扰了毛泽东同志的革命路线。一九二八年三月，执行瞿秋白“左”倾路线的湘南特委派代表到井冈山，指责井冈山根据地“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迫他们革命”的政策，于是就撤消了党的前敌委员会，夺了毛泽东同志的权。同时，又强令工农革命军冒进湘南，使井冈山根据地被敌人占领了一个多月。
从喝酒、抽烟到叛变（瞿秋白）
瞿秋白抽烟、喝酒是很凶的，许多和他接触过的人都清楚地记得这点。例如郑××写道：“我记得，秋白那时候（指五四时）已经吸上了烟，烟瘾很大，手指上都染得黄黄的，也会喝酒，而且喝得相当的多，酒量很不小，这些都叫我吃惊而羡慕。”叶××说：“我……曾经到他顺泰里的寓所里去过，看见桌子上‘拍勒托’跟白兰地的瓶子并排摆着，谈得有劲就酌一盏白兰地。”王××回忆1920年冬天某日夜晚在北京会见瞿秋白的情形时也写道：“……秋白一到之后，香烟气立刻在屋子中喷发出来。”
最近郭沫若同志谈叛徒瞿秋白时，也因瞿秋白在长汀狱中写给他的信中提到：“在武汉我们俩人一夜喝了三瓶白兰地”的事，引起了他一段“冰凉的回忆”。
最近，沈雁冰先生和我们交谈时，也谈到1927年在武汉，夏斗寅在蒋介石指挥下，发动了反革命的军事叛变，率反革命武装部队向武汉进攻。当时北伐军总部领导人员很焦急，事变突然，无军可调往抵抗，只得派武昌中央政治军事学院的学员去应战。这些学员由叶挺率领开赴前线，留下的北伐军总部领导人员都密切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担心学员组成的队伍不能取胜，因为他们刚学了几个月军事，无实战经验，仓促上阵。但是瞿秋白却不关心这件重要的事情，他竟跑去和陈公博（叛徒，后为国民党宣传部长）喝酒，两人喝了一整夜，到次晨喝得大醉。
瞿秋白的老婆，反党分子杨之华在为瞿“歌功颂德”、涂脂抹金的文章中，谈到他抽烟、喝酒的事就更多了，因节省纸墨就不摘引了。
喝酒、抽烟，一般说来，本属生活小节，只要不影响革命工作，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对于瞿秋白被捕后起初屈膝向敌人乞讨烟抽、酒喝，继而和敌人吃喝不分，认敌为友，投敌变节，背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堕落成为党和革命人民的敌人，就有加以揭发、批判的必要了。
瞿秋白出身于大官僚地主家庭，从小就过着舒适浪荡的少爷生活。他少年时代，就从他那腐化不堪的反动老子那里学会了抽烟、喝酒，后来又读了不少经、史、子、集等古旧书，也读了一些西方资产阶级的文艺作品，从中吸取了不少糟粕，因而更变得放荡，抽烟、喝酒也随之更凶。
由于瞿贼混入革命队伍后，一直住在大城市（及莫斯科），可以挥霍党的革命经费，随时买来烟、酒，以供自己所需。特别是他到中央苏区去的前几年，先是住在莫斯科，后在上海，“洋”烟“洋”酒，好烟好酒，当然是不感缺乏的。
但是当他1934年春天到了中央苏区的中心、红都瑞金以后，由于蒋介石国民党匪帮的经济封锁、军事围剿，苏区的物资供应比较困难，消费品中的烟酒供应就尤为困难。对这种情况，瞿秋白是不满的。
1934年10月红军主力北上抗日后，蒋匪帮对苏区施行了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的红军部队的干部、战士生活更困难了，瞿秋白对这种艰苦的生活更害怕了，烟、酒更难求了，他受不了。他原指望早日离开中央苏区，到香港或上海去，但是事与愿违，途中在长汀水口被捕，关押在上杭狱中时，“二十多个人关在一间又小又阴暗又潮湿的牢屋里，以及吃得很坏”，“衣被单薄，夜间很冷，食物又少，受凉受饿”，当然更无烟抽、酒喝了，他这个骄生惯养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更受不了这“折磨和痛苦”。
于是，他一方面写信给鲁迅、周建人，请他们保释自己出狱；另一方面则迫不及待地两次写信给匪保安十四团团长钟绍葵，向敌人求饶，恳求钟绍葵放他出去当一个教员，以便早日摆脱这“折磨和痛苦”的处境。在这里瞿秋白已经受不住监狱生活的“折磨和痛苦”，而喊冤叫苦，准备彻底投敌叛变了。
随后，他被押解到长汀伪三十六师师部，在这些国民党匪军的“高级长官”面前，他知道承认自己的真实姓名、身份有可能不受上杭狱中那样的“痛苦和折磨”，于是他不打自招，承认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姓名。果不出其所料，生活方面立即受到优待，居住改善了，饮食变好了，烟也有抽了。起初烟并不是顶好的，多少受点限制，两天一听，他觉得不够抽，匪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等知道后，立即下令由美丽牌“改为长城，充分给予，不加限制，按实报销”。敌人是有反革命经验的，他们从瞿秋白要烟抽这点上看到了收买瞿秋白的希望，因此有时匪三十六师高级反动军官还送来头等白金龙、炮台或前门听装烟。如匪三十六师军法处长吴淞涛就是多次买烟亲自送给瞿秋白抽。
敌人为了收买瞿秋白，想从他身上捞到我党我军的机密，对瞿秋白的生活之关心，真可说是“无微不至”。当时匪三十六师高级反动军官都亲自过问这事。如匪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参谋长向贤矩、军法处长吴淞涛、机要秘书陈定等都登门问寒问暖，并责成匪三十六师付官处负责管理其生活，烟、酒数量由陈定规定，由管给养的付官负责供应。
瞿秋白在长汀“狱”中，烟也有了，酒也有了。他觉得没有酒伴，独饮无味，起先，他要送饭送酒的匪勤务兵同喝，后来匪三十六师军官知道了，也经常到瞿秋白房内和他畅饮欢谈。有时瞿秋白也被请到他们房内去“对酌闲谈”，其中请他喝酒最多的是匪三十六师参谋长向贤矩。他们谈“诗词”、谈古典、谈金石，就是在吃喝声中，瞿秋白不要脸皮地向敌人哭诉自己“家境贫寒，靠文艺写作为生，非所心愿”，“凭智慧”，“到莫斯科”，“每当酒酣纵谈往事，对……他的爱人杨之华所给他的体贴与安慰，总是念念不忘，有时热泪盈眶”，“对于他的爱人杨之华和他的女儿十分怀念”，等等，向敌人摇尾乞怜，所求免除一死。也就是在这畅饮欢谈时，他将所知道的我党和红军的机密出卖殆尽了。
就是在这笔可耻的交易中，敌人获得的是我党我军的机密，瞿秋白得到的是酒足、烟足、饭饱……
瞿秋白感恩图报，五月份他赶紧写《多余的话》，写时抽烟更多，吴匪淞涛为了奖赏他，亲自送烟给他抽。他感激涕零，“手不停挥”地在几天之内写完了《多余的话》。《多余的话》脱稿，敌人更优待他，烟足、酒足，他的“心境也转觉闲适”了，“身体也好些”了，“意兴比前有所增进”，因此当吴淞涛去看望他时，他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地说：
“日以吸烟、饮酒、吟诗、阅读书报遗怀。”
喝足了酒，烟也有抽，但他还是担心死。于是，在五月底想起了郭沫若，写封信寄给郭沫若，除了表述他乞求活命，背叛革命的心情以外，信的末尾还不忘提到他和郭沫若在武汉喝酒的事。这个叛徒念念不忘的不是党的事业、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而是苟且偷生、饮酒作乐。
到了六月，陈匪立夫亲自派中统特务王匪杰夫等人到长汀来和他“谈话”，想了解更多的我党和红军的机密。当王到长汀后计议次日见瞿秋白时用什么作见面礼时，几个匪特一致选中了送烟。于是买了几听炮台烟送给瞿秋白，这个“共产党员”，不仅不严加拒绝，反而是点头收下，就这样开始了“谈话”。接连的几次“谈话”中，敌人就是根据瞿秋白“善赋诗，善喝酒，又嗜贵茶”的情况，采用了饮酒、谈“诗”，对“诗”的方法。匪特们为了达到从瞿秋白身上捞取更多我党我军机密的目的，的确是用尽心机。他们买来了闽西的特产米酒，长汀的特产糖莲心，以及花生、瓜子、红茶，和瞿秋白边吃边谈边喝。瞿秋白也没有白吃，他根据他们的要求，回答了他们的问题，再次出卖了我党我军机密。
临别之前，瞿秋白竟厚颜无耻地为王杰夫他们祝酒干杯，还说：
“你们回京沪之前，要再来看我，我很欢迎……来时喝喝酒，作作诗是我最欢迎的，如果不嫌丑的话，刻二三个石章作纪念。”
王杰夫和瞿秋白作最后一次谈话时，事先准备好了花生、糖莲心、饼干、米酒、红茶等。当瞿秋白听说他们明天要返京时，他无耻到极点地唉声叹气地说：
“你们快要走了，我再敬你们一杯长汀米酒吧！这几天来吃了许多好酒和名点（指莲心、瓜子和花生），感谢司令部付官处的安排，这斗室分外热闹。你们到了上海后，就说我很好就是，我的问题，我的道路，我自己会选择，谢谢他们和你们的关心。”
——（一九六一年三月十日 宋培璜笔供）
六月十六日，王杰夫等离开了长汀，也就是同一天，蒋匪要宋希濂就地枪决瞿秋白的电令来了。六月十七日，宋希濂派人向他透露了这个消息，瞿秋白听后，表面故作镇静，内心实则惶恐不安。正好蒋昌宜和军医陈志刚给他送来烟、酒，于是他便狂抽滥饮。
死亡的预感，使他当夜不能入睡，烟一支接着一支地抽着，酒也喝光了。好容易才朦胧地睡去，但死亡的恐惧仍然压在他的心头。这夜他做了一场恶梦。他梦见自己走到了乱山丛中，夕阳照着他，阴森、凄凉、可怕极了。他已经预感到他的末日将到，于是次日清晨起来，心有余悸地集唐人句凑成了《偶成》绝笔诗一首。诗刚写完，蒋匪特务连长廖祥光突然进来，交瞿秋白看执行枪决的命令，并要马上拍照并执行。他无可奈何地提笔在诗后加跋数语，末署瞿秋白绝笔。
写完随同廖走出卧室，步至中山公园。就在此刻，匪三十六师高级反动军官，也出于他们反革命的“感情”，叫人备办了酒菜，让他去见“上帝”之前，再喝一个饱。他也来之不拒，走去吃喝起来。独酌乏味，他又想起了他的对饮好友吴匪淞涛，请卫兵去请吴对饮“告别”，敌人拒绝了他的请求。他在绝望之余，只好自酌自饮。求生已无望了，酒喝得差不多了，于是燃起一支香烟，迈着乏力的步子，走向刑场，叛徒瞿秋白终于落得一个可耻的下场。
总结段落
抽烟、喝酒本来是一个生活问题，但生活问题也可影响一个人的政治态度。阶级敌人往往是首先从生活上打开缺口，一步一步地使人变的。瞿秋白的叛变原因之一，就是经受不起艰苦生活的考验，而投敌变节的（当然他的深刻的社会根源和阶级根源是根本的原因）。
以上全文引自：《讨瞿战报》第10期，首都红代会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北京市法院红色革命造反总部联合出版，1967年8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