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丑行录
邓政委开小差
1930年李立三的“左”倾路线统治了中央的领导机关，定出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作为红七军政委的邓小平是“立三路线”的忠实执行者。
这年七月，邓从“左”倾中央所在地——上海回到右江。立即率部离开右江红色根据地。为了按“立三路线”，“争取以武汉为中心的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红七军准备在小北江另建根据地，以阻止广东军阀北上增援。在错误路线指导下，红七军一路上专攻城市和大县、大镇，打了许多不该打的仗，使部队伤亡很大。
次年一月，红七军在广东乐昌附近强渡北江，不幸被敌截断。邓小平只得率55团和军直一部分到江西崇义进行休整，准备去井冈山会合。
有一天，邓去距崇义六十多里的杰坝和特委接头，顺便探望伤病员。碰巧在上犹方向的敌军进攻崇义，我军被迫退到营前镇，战斗十分激烈。正当广大指战员迫切希望邓政委能快点儿回来的时刻，邓小平确实在回来的途中。但他走到离崇义还有二十里地的一个山上，听到猛烈的枪声，心里就慌乱起来，知道大事不好，这次回去怕凶多吉少，还是“三十六着，走为上”吧。
于是赶忙写了一封短信给红七军，说他知道部队在撤退，他赶不上，所以不赶了。但写完后，又觉得这个“理由”很不像话，于是又补充一点，说他要去中央汇报工作。信封好后，即让通讯员带着信去追赶那据说是“赶不上”的部队，而邓某本人却一溜烟窜到香港，再转程去上海，投靠李立三去了。
开小差，固然是不光彩的。1945年七大召开之前，中央曾召集原红七军的干部开过一个座谈会，会后由莫文骅同志执笔写成《红七军简史》一文，送交中央参考。文中根据同志们的看法，忠实地写下这样一段话：“邓斌（按：即邓小平）、邓岗、陈豪人等领导人未能与士兵同甘苦，共生死，中途脱队，实不应该。”寥寥三十余字，却打中了邓小平的要害，使他暴跳如雷，一直耿耿于怀。但一时却也无可奈何。一直到二十年后，才找到出气报复的机会。
那时候，莫文骅是解放军政治学院院长。该院是全国第一所用毛主席著作作为教材的学院。1963年毛主席还亲自批示，要地方干部“到现在莫文骅管的政治学院学习。”可是1964年七月，邓小平的死党罗瑞卿向学院派了一个工作组，名为整风，实则大整莫文骅同志，“罪名”是“诽谤总书记”，说总书记“开过小差”，从而把莫定为“反党分子”。简直恶毒之极！
恶有恶报，到这次文化大革命，这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个个被揪了出来，革命派给莫文骅平了反，而邓某临阵逃跑一案却休想翻过来！
邓果老、邓经理与邓阎王
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英雄的中国工农红军，肩负着抗日救国的重任，突破国民党的围追堵截，完成了史无前例的战略大转移。
刚刚开过小差的邓小平，后来到了中央苏区。这时也参加长征了。当时他是军团政治部属下的一个宣传部长。
须知在长征途中，宣传鼓动工作的担子可不轻啊！可是这位邓部长却满不在乎；大小事情自有宣传干事去抓，宣传队更有队长领着随前卫部队走。邓部长心广体胖，无所用心，行军时骑在马上看“小五义”等侠义小说，儼然一位“邓果老”。休息时则大打其麻将，往往直到深夜，第二天起来还是睡眼惺忪，摇摇晃晃。到了陕北，仍是如此。如果部队打了土豪，他关心的事是弄点吃的，比如猪肉、猪肝等。有一次，我军攻占了山西吉县，他忙带着宣传队进城，说要“发点洋财去”。结果让他在敌县长公馆里找到了一大包燕窝，囫囵吞枣地饱餐了一顿。
要是小说看腻了，又找不到打麻将的对手，邓部长才鼓起其如簧之舌，执行其“宣传任务”，其实是天南海北，不着边际地吹牛皮。他本人也直认不讳，自封为“牛皮公司总经理。”可是后来他又“辞职”不干了。
原因是他升任了军团政治部副主任，立刻感到身份不同了。而和同志们一起嬉皮笑脸，就会有失“尊严”。于是，在走马上任之前，对着宣传部的人扬言道：“我升官啦！今后要严肃起来，牛皮公司关门了。”果然，从此以后，邓小平就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大官僚的样子，扳起面孔，不苟言笑。后来他又爬上了政治部主任的宝座，就更使人望而生畏了。下级干部只要稍不顺心，就会遭到他的严厉训斥，态度十分恶劣。往往使人很难堪。后来到了一二九师，更是如此。他对干部既不关心，更不爱护，一犯错误就打击、惩办，人们都称他为邓阎王。因此一二九师的干部到延安整风后，很多不愿回原部队工作。
对同志“气壮如牛”的人，对敌人大体上是“胆小如鼠”的。邓小平正是这样。前面已经说过他在崇义开小差的丑事。现在再介绍两三桩小事。
1939年，邓小平任一二九师政委。有一次部队宿营，谢富治同志、陈贺同志、王振祥同志的部队按地图排成三角形的阵势，把师部放在三角形的里面。然而由于地图有些误差，把师部暴露了出来。其实，王部离师部不远，问题也不会太大，何况当时根本就没发现敌情。但是邓小平这胆小鬼却怕得要命，气急败坏地令王振祥的骑兵团立即调动。王以为发生了什么紧急情况，马上带着通讯班先行，大部队随后起拔。王到了师部，邓小平正在大发雷霆，指着鼻子骂人：“我革命这么多年，你还要把我送给日本鬼子怎么的！”这充分暴露了邓某色厉内荏的嘴脸。
又有一次，我军与阎匪军相遇。但我军在山脊上正要往下走。而匪军在山沟里。我方居高临下，十分有利，本来用不着怕对方。何况匪军根本没发现我们。然而邓小平一见此情况，虽然未闻任何枪声，也吓得丧魂落魄，转身就跑。同志们又是好气又是好笑。
1940年，有一回在冀南打仗，刘伯承在前方指挥，战斗十分激烈。可邓政委在后方听到了逼近的枪声，“老毛病”又犯起来了，登时面色惨白，双腿发软，准备要轻装逃跑，竟下令要管理科长把刘伯承同志的一些军事书籍埋掉。管理科长认为刘伯承不在，把他的东西埋掉不妥当。但邓逼着非要埋不可。由于埋得太仓促，后来找不着了。
从这些事件可以看出，邓小平多次临阵脱逃，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而是一个道道地地的逃兵，货真价实的老反革命。
总书记论“文明”与“文化”
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过：“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1】。又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指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2】所以什么是“文化”，什么是“文明”，已经很清楚了。
可是堂堂总书记却一语惊人：“不喜欢看川剧就是不懂得文明！”如果说，他喜欢那些经过改革的，真正能表现我们英雄时代精神的川剧，也许还无可厚非。可是总书记对戏曲改革是深恶痛绝的，所以六四年以后连收音机也懒得开了。每到四川，就天天晚上光临剧院，亲自点折子戏听，自然尽是些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低级庸俗、封建色情的东西，如《百花赠剑》、《花子盘馆》、《九流相公》等已经禁演的戏。这些戏，说一点儿也没“改革”也不对。例如有一出戏中本应有一个矮个子县官，演员为了避免影射总书记之嫌，改为一个高个子，仅此而已。
为了能够随时欣赏，他还特地弄了一台录音机，把心爱的老戏录制了许多，随时放送。1959年因为打台球，被地毯拌了一跤，摔坏了腿，住院治疗，却正好“因祸得福”。因为这时，庐山会议斗争正激烈，邓某与彭德怀一向就十分密切，这时却乐得躲在病房里，既不检查，又不揭发，连个书面发言都没有，天天听那些戏曲录音，还强迫一个年轻女护士与之发生混账关系，大享其“文明”之福，混过了庐山会议这一关。
关于“文明”“文化”之论，总书记还有另外几个“警句”。如“成都的小吃代表四川的文化。”“不去吃北京的小吃就不懂得文明。”可见邓某对吃也是十分讲究的了。
事实正是这样，邓某对吃的方面是素有研究，并且为了张罗口福，从来都是不遗余力的。
拿大米来说，他非要吃四川的“麻谷儿”。据说这个品种质软味香，可惜产量特低。邓某为了满足其私欲，不惜花国家的工本，几百斤几百斤地从四川空运来京。就算像盐那么普通的调味品，他也非要从自贡买来不可。至于内江的橘饼，重庆的肥头鱼等，也是总书记的经常食品，自有在四川的党羽经常通过设在北京的“四川饭店”向他提供。
要是他到达四川，那就更活跃了。有一次他去成都，刚下火车就直奔“赖汤元”去。这本来是一个地主分子开设的汤元铺子，后来搞出名了，就成了“传统”了，也就是邓某的所谓“文化”了。这次邓某光临时，却是边吃边骂：“人家‘赖汤元’原来有豆浆油条的，为什么给整掉了？！这是传统，懂得吗？一定要坚持下去！下次我还来，必须恢复。”
又有一次，他去光顾“龙抄手”，服务员告诉他，“宋嫂面”的来历，据说是某个皇帝吃过后出名的。邓某早就想尝尝当皇帝的滋味，听了十分高兴。第二天就邀了李井泉来吃“宋嫂面”。一边吃，一边还嘱咐李宗林：“一定要保持人家的传统习惯，不准整掉！”
在代表邓小平“文明”的这些传统巾，四川人有个坐茶馆的习惯，泡一壶茶能喝个大半天。在那里，人们三三两两，没东没西地瞎聊天，一边还听那种低级趣味的“清音”，简直是费时失事，误人青春。所以前几年取消了不少。那位过去的“牛皮公司总经理”对这一革命措施自然是十分反感的。请听他的“高论”：“坐茶馆就是休息嘛。坐茶馆聊天很有好处。四川有不少人很善谈，就是从茶馆里培养出来的。”当他亲临茶馆，发现以前遗老遗少所用的细瓷扣碗已经改为劳动人民常用的粗瓷茶杯时，更是火冒三丈，说道：“用缸子吃茶，这是解放后带来的坏习惯。这是根本不懂文化！”好一个封建文明、文化的卫道者！
邓记裴多菲俱乐部
邓记裴多菲俱乐部的历史，可谓相当悠久的了。早在长征时，他那个“牛皮公司”就是前身，当时打的是麻将牌。后来邓“经理”升了官，“牛皮公司”关门了，可是麻将牌一直没断过。
解放后，邓某也许觉得打麻将有点土里土气了，想学点洋玩意儿，于是练起台球来了。没想到1961年打台球时不慎被地毯绊了一跤，摔坏了腿，邓小平从此谈虎色变，不敢再玩了。为了填补灵魂的空虚，又迷恋于桥牌。
1961年，正当全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克服暂时困难的时候，邓小平却苦心经营了一个反革命裴多菲俱乐部。他指使前北京市委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万里，盗用国家大量建筑材料和资金，在养蜂夹道修造了一所富丽堂皇的“高干俱乐部”，里边吃喝玩乐的设备一应俱全，是专供邓小平打牌饮宴，寻欢作乐的去处，也是他招降纳叛，密谋不轨的场所。所以人家部都说他打的是政治牌。那些经常在他的牌桌上出现的人物是万里、吴晗、项子明、王汉斌、陆禹、周游、胡耀邦、胡克实、梁鹰庸、赵尔陆……这么一伙。从这个名单上就可以看出，他们干的是什么勾当了。
每逢星期三、六晚上，星期天下午和晚上，邓某必然驾临养蜂灾道，雷打不动，诸牌友则轮流奉陪，美其名为“值班”。他们每打必到深夜十二点以后，邓小平赢了还好；要是输了，服务员和警卫员可就倒霉了，怎么困也得勉强打起精神陪着他。此时遇有送文件来批的，他就在牌桌上随便翻翻，草草签上。1963年中央开会讨论陈伯达同志起草的关于加速工业建设的文件草案，文件送到牌桌上，邓说：“伯达同志对于这个文件的态度有些固执。”就把这个文件搁下，给工业建设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保姆与地、县委书记之间
邓小平仗势欺人，不仅包庇他的亲戚，使他们飞扬跋扈，不可一世，就是他家的保姆也十分了不起。
有一次，他家的保姆回老家探亲，却儼然是钦差大臣的架势。地委副书记亲自用小汽车迎送。广安县委的主要领导陪着她游天池。县委书记李民向她汇报工作，请她向邓小平致意。临走时，李民还以公款赠送一批广安土特产。该保姆回京后，马上给李民写了一封信，大意云：“李书记及其他全体同志：你们给总书记带的东西，我已经给他了，总书记吃了很满意，并问候你们。”收信者自然受宠若惊，以后凡有机会自然加倍孝敬了。
邓大人出巡
邓小平十分喜欢到各处“视察”。但很奇怪，他总选择学校放寒暑假的时候。原来，名为“视察”，实际上是拖儿带女，全家出动，公费旅行去了。这当然就得考虑学校的假期问题了。所去的地方，大体上有个谱：冬天往南走，夏天往北走。至于具体地点，还得开个家庭会议，由儿女们讨论决定，在这万面，总书记是十分“民主”的。自己“独此一家”出去当然不太好，所以往往有彭真、胡乔木、薄一波、杨尚昆等七、八家陪同，老老少少，警卫保姆，浩浩荡荡，一齐出动。这些人一路上大吃大喝，肆意挥霍人民血汗，简直令人发指。
如1964年夏天，正是该往北走的时候，邓小平领着杨尚昆、薄一波等三家老小几十口去东北“视察”，准备畅游小兴安岭，渤海国旧址和承德避暑圣地。正好邓最疼爱的孩子邓楠要高考，邓小平就一路上磨磨蹭蹭，单等邓楠考完后接来。
途中，到了沈阳，邓小平一方面想等邓楠，一方面也实在是牌瘾大作，停下不走了，打了长途电话回北京要吴晗和万里前去陪局。万里当时由于有事不得脱身，便由吴晗带着另两名牌友，乘杨尚昆的专机“绝密”前往。这三人到了沈阳，下机伊始就陪邓某打起桥牌来。杨尚昆乘机邀功请赏道：“你要的人，我给你送来了。人家是三缺一，你可是一缺三呀！”从此邓小平有了牌友，就不分白天黑夜地玩。有一次去大庆参观，刚刚一到，他扭头就往回走，说是没什么好看的。别人以为他有什么急事，可是一回到车厢里，马上就开局“搭桥”了。
到了哈尔滨，估计邓楠正在高考，又下决心等起来了，反正有人陪着打牌，不会寂寞。这几天，他天天着人打电话回京问邓楠考试情况，考完后，就以杨尚昆名义要了一节专车，把邓家三个小孩和薄家四个小孩一并拉到哈尔滨。
参观完兴安岭的原始森林，他们又转回旅大游玩。邓小平听说金县的王八出名，吃了能延年益寿，返老还童，顿时食兴大作，马上吩咐给准备。市面上一时买不来，庄河县委书记只好亲自出马到碧流河给他去抓来。
至于这些人一路上，挥霍用度之大，生活之腐化糜烂，举旅大的情况就可见一般。他在东山旅馆住了五天，光招待费一次就用了四千八百元。开过两次宴会，每次四百元。此外每天还有一个晚会。参加招待工作的达二百余人。邓还特地把辽宁大厦的一名女服务员带来，专门研究对自己的“招待事宜”。为了采购供应，旅大市委临时组织了一支庞大的采购大军，调动全市有关部门全力以赴。真大有隋炀帝下江南的排场。
车厢蹲点法
1961年，毛主席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许多高级干部都闻风而动，纷纷下去了。邓小平出于无奈，也硬着头皮，蹲了一番点。他领着彭真、刘仁、廖沫沙等一帮牛鬼蛇神，开了一列专车，到离北京只有几十里地的顺义去。车上备有医务员、警卫员、炊事员、服务员等数十人，还带带有从北京装上的一应食品，甚至连饮用水也是北京带来的。
为了停放专车，不得不花大量投资，从牛栏山车站修了一条专用线。在列车附近，还派得有两个连的部队专门保卫他，岗哨一直放到十里之外，真是草木皆兵。
在他“蹲点”的二十多天中，食宿全在列车里，听汇报也在列车里，只在县委开过几次座谈会，更难得在村里转一转。而且一进村还得三步一岗，十步一哨，如临大敌。
这种“蹲点”，除了劳民伤财之外，还有什么用处呢？
邓小平在遵义会议纪念馆
1958年冬，正是往南“视察”的好时机。邓小平一家由杨尚昆、李井泉等陪同，游览大西南。他们到了遵义，少不免参观一番遵义会议纪念馆。
遵义会议是我党最有历史意义的会议之一。这次会议，确定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地位。从此，我党在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克服了无数限难险阻，从一个胜利走向一个胜利。
这次会议的参加者，除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及候补委员外，还有第一和第三军团的军团长、政委及第五军团的政委、总政主任和参谋长，共计十八人。邓小平当时只不过是军团政治部下面的一个宣传部长，无权参加这样的会议，这是十分显然的。
这次他们去参观纪念馆，见一楼悬挂有十八名与会者的照片，总书记不禁醋性大发，满心不高兴。于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走到楼上会议室，装出一副旧地重游的样子。煞有介事地说：“嗯，会场就在这里开的。”接着，老着脸皮指着一个不引人注意的角落，说：“开会时我就坐在那里。”为了使人相信他确实参加了会议，还装出一副假行家的神气，指指点点，一会儿就这儿布置窄了，一会儿说那儿安排小了，胡说八道一通。顿时搞得纪念馆的负责人手足无措，遍身流汗，心想：“我这回把堂堂总书记从遵义会议上除名，恐怕要十杀不赦了。”
幸好邓某一点也没发脾气，倒是十分和颜悦色，还颇有点讨好的味道。
事后，纪念馆的同志少不免操劳一番，到处搜集邓小平“参加”遵义会议的旁证材料。不幸都一一落空。最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在遵义会议纪念馆的一再追问下，明确回答：“关于邓小平同志是否参加遵义会议的问题，我们没有这方面的材料，无法证明。”据陈昌奉同志的回忆，遵义会议期间他根本没见过邓小平。一切的事实都说明：所谓邓小平参加遵义会议一事，纯属邓某本人捏造。事情就这样放下了。
邓小平对历史的篡改
可是邓小平为了达到其卑鄙的目的，于1965年秋天，又一次去遵义参观，实际上是检查陈列的修改情况。这时，纪念馆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讨好邓某，竟然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篡改党史，急忙在会议室多摆了一张椅子，多设一套茶具，一楼的照片也增加到十九张。真是无耻到了极点。
但是历史毕竟不是一块任人雕刻的大理石。最近，英雄的红卫兵小将和纪念馆的革命派造了纪念馆的反，把邓小平的相片倒挂了过来。被歪曲的历史恢复了它本来的面目。
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老实话》
《遵义曙光》战斗组
以上《邓小平丑行录》，是以1967年5月「红代会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印行之《打倒邓小平（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