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兵之歌》是苏修“解冻电影”的代表作之一，长久以来受到资产阶级的吹捧，资产阶级电影界肉麻地吹嘘它是所谓“俄罗斯‘新浪潮’”的“杰作”，“打破了公式化的戒律”，“具有强大的震撼力”。实际上这是一步反苏反共反人民的资产阶级电影，对参与伟大卫国战争的苏联士兵和人民做了无耻歪曲，影响恶劣，对不清楚苏联修正主义电影反动的群众中间毒流甚广，也得到热衷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痛恨无产阶级文艺的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追捧。本文发表于1963年六月的《电影艺术》，原标题为《银幕上的毒草——评格·丘赫莱依的三部影片》（陈默 著）在引子后节选关于《士兵之歌》的部分，使读者了解下这部修正主义“杰作”的反动之处。
苏联电影导演格利高里· 丘赫莱依在一九六二年十月号的英国《电影与电影制作》杂志上，以《他们故步自封》为题发表文章，公然污蔑中国电影是所谓“ 教条主义和反艺术的思想方法的标本” 。大家知道， 中国的革命电影工作者，一贯遵循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革命方向， 坚持社会主义的文艺路线，把电影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艺术武器。我们的一些优秀影片在国内外受到广大人民的热烈欢迎。事实俱在，这是任何人抹灭不了的。中国电影当然不会没有任何缺点，我们欢迎一切善意的批评。但是，丘赫莱依在西方资产阶级报刊上发表的谬论，显然不是什么善意的批评，而是对中国电影的恶意攻击，这种企图破坏社会主义文艺的革命影响的恶劣手段，引起了我国文艺界的公愤。
丘赫莱依是何许人，他为什么如此憎恨中国电影的革命方向和革命内容，如此不择手段地向我们发动攻击呢？
丘赫莱依是苏联莫斯科电影制片厂的导演。从一九五六年以来， 他先后导演了三部影片：《第四十一个》、《士兵之歌》和《晴朗的天空》。这三部宣扬现代修正主义思想，散布反社会主义毒气的影片，不仅在苏联国内受到一些人的赞扬， 而且在西方国家也博得了一片喝彩，在法国举行的戛纳国际电影节和美国旧金山电影节上，人们曾经授予他和他的影片各种奖赏， 丘赫莱依因此一跃而成为苏联电影界的红人。
丘赫莱依的三部影片都接触到重大的政治主题：《第四十一个》涉及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国内战争的看法；《士兵之歌》涉及对苏联人民反对法西斯侵略的伟大卫国战争的态度；《晴朗的天空》涉及及对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共产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评价。大家记得，苏联过去不少革命影片也曾涉及这类主题， 其中一些优秀作品至今还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珍爱，而西方资产阶级却一道对它仍表示冷淡和歧视， 甚至当作洪水猛兽加以抵制。现在，丘赫莱依的影片同样接触到这些政治主题， 西方资产阶极、特别是美国资产阶级却不但不予排斥，反而热烈称赞，多方嘉奖。难道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起了变化， 竟然喜爱起无产阶级的艺术来了吗？事实证明，不是西方资产阶级发生了什么变化，而是在现代修正主义浪潮的鼓动下，以丘赫莱依为代表的一批电影艺术家们在政治立场和思想感情上起了变化。他们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立场，奉行了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背叛了苏联电影的革命传就，迎合了帝国主义的需要。他们以社会主义国家的电影工作者的身份，拍摄反社会主义的影片。这类影片得到西方世界的捧场和奖励，是理所当然的。中国电影始移不渝地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方向，拒绝接受现代修正主义思潮的影响， 丘赫莱依采取他们惯用的手法来攻击我们，这也是不足为奇的。
丘赫莱依在文章中一再吹嘘他“与教条主义进行斗争”的胜利，一再宣扬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意识和人性变成同义语”的成绩。我们不妨通过他自己导演的三部影片，看看他究竟是怎样反对“教条主义”的；看看他所宣扬的“思想意识和人性变成同义语”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看看他的影片包含着什么样的政治内容，这些影片是为什么人的政治利益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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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之歌》—对于苏联卫国战争的忏悔
苏联人民反对法西斯侵略的伟大卫国战争， 是人类历史上最光辉的篇章之一。如果苏联人民当年不起来进行这个正义战争，不仅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前途不堪没想，而且整个欧洲都可能陷进希特勒的魔爪，变成法西斯奴役的人间地狱，这是任何一个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的。
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间，在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领导下，发扬了革命斗争的英勇精神，克服了巨大的困难，才得以彻底粉碎法西斯侵略，保卫住社会主义祖国，拯救了欧洲的文明。对于苏联人民进行的这个正义战争，对于苏联人民在卫国战争中建立的历史功勋，是怎样热烈歌颂也不为过分的。
作为一个亲身参加过卫国战争的电影艺术家，丘赫莱依是怎样在银幕上表现这一真光辉历史的呢？
在丘赫莱依导演的第二部影片《士兵之歌》里，丝毫看不到苏联人民粉碎法西斯侵略的丰功伟绩，也看不到苏军战士在对敌斗争中的英雄品质，更感受不到苏联卫国战争的正义性质；相反地，它专门暴露和渲染苏联社会和苏联人民的各种缺点。整部影片使人感到当年苏联人民不是在为消灭法西斯野兽而英勇战斗，而是被一个什么抽象的“战神”折磨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丘赫莱依想方设计，要使人们觉得苏军战士不是为正义而战的英雄，而是毫无斗志的胆小鬼。他挖空心思，要使人们觉得苏军后方不是一个全民动员、同仇敌忾的社会主义社会，而是一个无比混乱、不可收拾的烂摊子。
我们先来看看这首所谓“士兵之歌”是怎样“歌颂”苏联“士兵”的：
影片的主人公是一个名叫阿廖沙的年视战士。影片开头一小段正面表现了阿廖沙在战场上的活动，为的是让人们一开始就看到，阿廖莎如何被一辆德国坦克吓得魂不附体。
像老鹰追小鸡一样，坦克在原野上穷追着这位苏军战士。为了渲染战士的恐怖心理，还故意把摄影机倒过来几秒钟，在银幕上造成一种天翻地复的恐怖气氛。
抱头鼠窜的阿廖沙被坦克追得跌倒在一个散兵壕里。上帝保佑，他竟偶然拾到一挺反坦克枪，出于求生的本能，他架起反坦克枪进行射击，两辆坦克被击毁了，阿廖沙就这样成了“英雄”。某些苏联评论家对《士兵之歌》里的这些镜头赞不绝口。有的说：“在无边的田野上，士兵渺小的身影和庞大的机械怪物的对比，变成了一种象征——战争恐怖的集合形象。”有的说：“这些跪头也表现了主人公胆战心惊的处境，表现了创作这些镜头的艺术家的高尚的感情，同时还象征性地表现了关于战争惨无人道这一确定不移的思想。”有位评论家还联系到后来阿廖沙向将军承认是因为“吓坏了” 才碰巧击毁了坦克，并且宁愿请假回去帮妈妈“修屋顶”而不愿受奖的情节，大发议论，说什么丘赫莱依“的确有意去掉了英雄气概的一切矫娇柔造作、傲慢和庄严的外貌”，表现了“丘赫莱依既对英勇精神，又对英雄本人的某种不寻常的、新的态度。”
丘赫莱依的感情的确“高尚”得出奇。他不仇恨活生生的法西斯强盗，却仇恨一个什么抽象的“战争”；他把苏军战士高度自觉的英雄气概鄙夷为“矫揉造作”与“傲慢和庄严的外貌”，而竭力把他们描写成毫无觉悟的胆小鬼。这真是对卫国战争和苏军战士的“不寻常的、新的态度”。
丘赫莱依在竭力丑化了苏军战士的形象之后，便让观众随着主人公的休假来到苏联战时的后方。这位“吓坏了”的“英雄”在火车上结识了一位“ 吓坏了”的“美人”。影片以这对“英雄美人”的旅途奇遇为中心，以主人公的一系列善行作媒介，展开了后方生活的悲惨情景。
你看，那位在战场上失掉一条腿的荣誉军人，竟不忍在车站上会见前来迎接的妻子，如果不是阿廖沙上来帮忙，他几乎要远走他乡：你看，那位守卫运输车的苏军战士，多么穷凶极恶地进行敲诈勒索，如果不是阿廖沙出面告发，他的上级决不会给他处分；你看，阿廖沙的战友深情地托他为妻子带回肥皂，而那位军属却已经另觅新欢；你看，那位病弱的老人在难民收容所里苟延残喘，而那位乌克兰姑娘到处逃难，却终于死在敌机轰炸之下……总之，在整个后方看不到保卫祖国的革命热情，看不到昂扬的革命斗志。人们能够看到的只是一片混乱，无限凄凉。人们能够听到的只是声声叹息， 阵阵呜咽。
当然， 不能说在卫国战争中根本不会发生这类事情。问题是：丘赫莱依对苏联人民的英雄气概和历史功勋丝毫不感兴趣，他专门搜罗人民生活中的消极现象，夸大和渲染这种现象，把它们当成主要的东西来表现，以便达到散布对革命战争的虚无主义和悲观主义情绪的目的。因此，看了《士兵之歌》这部影片之后，人们很难理解：既然苏军战士在前方那样胆小怕死，苏联人民在后方那样意气消沉，当年他们怎么会打败武装到牙齿的希特勒强盗？人们更不能不提出疑问：曾经参加过卫国战争的丘赫莱依，为什么要这样歪曲卫国战争的基本真实，抹煞卫国战争的正义性质？
请听丘赫莱依的回答：
“我认为‘战争片’这个概念本身，是非常不准确和含混的。描写战争，可以是反对战争，也可以燃起复仇主义的思想；可以确定人道主义和善良，也可以培养仇视人类的本能。”（《艺术家的青任务》一九六一年七月九日《消息报》）
丘赫莱依的这段话，多少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他所以要歪曲地表现卫国战争的原因。在他看来，表现战争，要么就是能笼统反对，要么就是宣传“复仇主义”，只能有这两种态度，此外就再也不能有别的态度。难道问题真是这样的吗？西德的法西斯复仇主义者通过电影来宣传“复仇主义”，这当然是应当反对的。可是，怎么能够把对革命战争、正义战争的肯定，也看成是“燃起复仇主义思想” 和“培养仇视人类的本能” 呢？
丘赫莱依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平主义的立场出发，为了所谓“确定人道主义和善良”，于是就像他在《关于<士兵之歌>》的短文里所说的那样：“我们寻找着能够谴责战争的情节”。而且，他的确找到了大最“ 谴责”这个正义战争的情节。丘赫莱依唯恐这些情节本身还不足以阐明影片的主题思想，干脆让解说员在影片的首尾提醒观众：阿廖沙已经白白地牺牲在国外了。“外国人把鲜花献在他的坟前。他们称他是俄罗斯士兵，是英雄，是解放者”，可是对于每天在村口等待阿廖沙归来的母亲来说，“他就是她的儿子、小孩子”。这样做，丘赫莱依还怕观众不了解他的苦心，又专门写文章向观众宣传，说他的阿廖沙“本来可成为一个好父亲，一个多情的丈夫，一个工程师或是科学家，他可以种出粮食，用花园美化大地……但战争使得这成为不可能。他没有回来，而有多少这样的人没有回来啊！” （《关于<士兵之歌>》）。《苏联电影》杂志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号）这些话的意思很明白：那些被外国人称为英雄的人物，其实并不是英雄，而他们的牺牲是无意义的，这全是卫国战争造成的悲剧！
大家都知道， 列宁曾经如何反对用伤感的观点来看待战争，他强凋地指出：“社会主义者如果还想成为社会主义者，就不能反对一切战争。”因为只有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分析战争的阶级性质，才能根据具体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态度。关于如何看待牺牲的问题，列宁在驳斥那些以社会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自居的反动分子们的谬论时曾经说过：“从来没有而且不可能有一种革命，保险不要进行长期的、艰苦的、也许是充满重大牺牲的斗争。谁不能识别在一切有产者、一切反革命阶级反对革命的情况下为了革命胜利而在革命斗争中遭到的牺牲，谁不能把这种牺牲同掠夺性、剥削性的战争所带来的牺牲区别开来，谁就是十分愚昧无知的人，关于这样的人，应该说：需要让他学学起码常识，而在受社会教育之前，还得先进小学；要不然他就是坏透了的高尔察克式的伪善者，不管他怎样称呼自己，不管他用什么称号把自己掩饰起来。”（《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308页。）
现代修正主义者彻底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对正义的战争和非正义的战争不加区别，用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观点来反对一切正义战争。他们自己被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政策吓破了胆，便跟美帝国主义合伙来恐吓全世界的人民。为了达到这种目的，他们堕落到不择手段地歪曲历史，一窝蜂地在文艺作品中向全世界宣告：苏联人民当年进行卫国战争似乎是干了一件自讨苦吃的大蠢事，苏联人民当年为人类正义的事业付出血的代价似乎是毫无意义的。丘赫莱依的《士兵之歌》，正是这方面的一个最典型的例子，这部影片实际上是一份对于苏联卫国战争的可耻的忏悔录。
这种谴责正义战争，抹煞人民历史功勋，瓦解人民革命斗志，向帝国主义屈膝献媚的影片受到西方国家的热烈欢迎，当然是不成问题的。法国《快报》说“《士兵之歌》，是苏联电影的又一个奇迹”，英国《画面与音响》杂志说：《士兵之歌》是一颗“人道主义的卫星”。说得最妙的是美国的《星期六评论杂志》它说：“如果苏联导演继续集中注意这种能引起普遍共鸣的题材，那么他们早晚会在他们的边界外赢得更多的观众”，而鼓励苏联多拍《士兵之歌》这样的影片，对于美国来说则是“目前所能找到的进一步使铁幕软化的最好的方法”！丘赫莱依，真是为美帝国主义“软化”社会主义国家服务的一名得力助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