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iginally published at: 列宁是如何成为无产阶级领袖的？——撕去“左圈”分子自诩“革命”的画皮 – 曙光
列宁是如何成为无产阶级领袖的？——撕去“左圈”分子自诩“革命”的画皮
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协会 编辑部
Editorial Board of League of Struggle for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Proletariat
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
列宁这个名字，在中国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早在上个世纪初，在中国人民还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之时，就是列宁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党所发动的十月革命“给世界人民解放事业开辟了广大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道路……建立了一条从西方无产者经过俄国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1]，给为反对压迫剥削而苦苦奋战着的中国人民指出了求得解放的唯一正确方向——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而在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带领下，中国人民果真通过走俄国人的路翻身建立了自己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因此从那时起，列宁就已经成为了全中国被压迫人民心中最为亲切又最具威望的革命领袖之一了。
但是，“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2]在看到马克思主义已经战胜了一切不革命的学说，成为了一切被压迫人民和民族指导自己斗争的武器之后，一些机会主义分子和个人野心家就要千方百计地混进力量强大的革命队伍中和党内，企图篡党夺权，用革命的力量为自己谋私利。因此，他们就必然要用尽手段地把自己伪装成革命派，特别是把自己伪装成具有崇高声望的革命导师的“学生和继承者”，利用群众对革命导师的信任来欺骗群众。历史上，无论是在十月革命后自称“列宁的亲密战友”并指挥党羽伪造列宁“政治遗嘱”以疯狂攻击斯大林的托洛茨基，还是自比“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并攻击毛主席是“狭隘的经验主义”、“富农路线”的王明等人都是如此，都给如火如荼的革命运动造成了损失。
而在帝国主义时代的三大矛盾不断激化，“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革命潮流即将再次席卷全球的今天，类似的情况又在中国出现了。中国社会内部深刻复杂的各种矛盾随着帝国主义腐朽性的加深而不断地激化起来，越来越多的破产小资产阶级失去了他们原有的出路，并对黑暗的社会越发感到不满，于是其中的一部分人就抱着个人解放的愿望与投机革命的野心，在并不改造自己错误的世界观的情况下混入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队伍，形成了过去的“左转潮”和存续至今的“左圈”。而“左圈”中的绝大部分人就同他们的机会主义老前辈一样，并不革命但非要说自己革命。他们只是草草看了一点马克思主义的书，就在没有放弃自己旧的寄生享受和脱离群众的生活方式的情况下，愚蠢地认为自己是聪明得不得了的“天才理论家”，狂妄地觉得“什么无产阶级思想，还不是那一套？”[3]他们随便引用几句列宁在《怎么办？》里的名言为自己“搞政治报”、“融工”、“建党”、“起义”的胡言乱语背书，然后再过家家一般地互相攻讦一番，并联合起来对坚持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协会进行攻击和污蔑，就觉得自己是列宁的继承者、群众的领导者，成为共产主义运动的下一个“弄潮儿”了。
不过，他们的如意算盘是不可能实现的。这是因为他们虽然试图拙劣地模仿列宁等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用列宁这个广受尊敬的名字来为个人私利招摇撞骗，但是他们的行为却和列宁毫无共同之处——列宁一直深入群众，他们脱离群众；列宁坚持认真学习，他们不学无术；列宁主动无私奉献，他们自私自利。尽管当下中国“左圈”机会主义分子的影响力并不大，但戳破他们的画皮，揭穿他们的真面目，对于帮助群众提高对于这一类政治骗子的认识，对于帮助革命知识分子反省自己身上存在的类似错误，分析清楚自己错误的阶级和实践根源并通过学习列宁的作风加以改正，是很有帮助和必要的。
深入群众还是脱离群众
“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4]列宁之所以能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领导十月革命走向胜利，正是因为他把自己当成人民的勤务员，正是因为他的一切革命活动都是为了劳动群众的切身利益，进而得到了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唯一动力的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因此，列宁时时刻刻都在同劳动群众交流，了解他们的状况和疾苦，并从他们那里获取意见，以此来制定布尔什维克党的一切方针和政策。这种做法，贯穿了列宁的整个革命生涯。
1895年，在列宁的领导下，成立了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从此，俄国工人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结合了起来。
列宁从1894年起同彼得堡涅瓦关卡外谢勉尼柯夫工厂的工人小组一起活动时，就是先“做群众的学生”，再 “做群众的先生”。列宁在和工人交流时，总是先虚心了解工人们的劳动条件和日常生活，再把这些材料同《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著作相结合教给工人，比如在工人讲述了一整天的生活后，列宁便指出他们每天极长的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完全来自于资本主义制度，并进一步提出要改变这一切恶劣的劳动条件。不仅如此，列宁还在谢勉尼柯夫工厂发生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自发罢工后迅速收集了罢工工人的要求，写出了一份《告罢工工人书》。虽然等到它被印刷出来的时候，罢工已经结束了，但是列宁写的这份传单还是“受到了欢迎，也引起了议论”，并且在工厂内得到了大声朗读。此后，工人们都更加信任列宁了，因为他们知道列宁和他们是站在一起，为他们的解放斗争的。还有一次，为了帮助了托伦顿工厂的工人，列宁又委托克鲁普斯卡娅扮成女工进入工厂的宿舍亲身拜访不同车间的工人，以了解清楚工厂里的细节，最后得知了工厂主对纺纱车间的工人暂时提高工资而降低织工工资的分化手段，并在罢工开始后的传单中揭露了这一点。不仅如此，列宁还在总结工人的声音后，号召工人向厂主提出提高工资、明确罚款项目等要求，最终他成功得到了工人的支持并引导了罢工的方向，领导工人取得了罢工的胜利。而在革命胜利后，身为日理万机的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列宁，也依旧抽出时间来同工人农民交流，以了解各地群众最迫切的愿望。当工农群众来向他阐述疑虑和痛苦时，他便会琢磨这其中的每一句话，抓住其中的主要矛盾，并立刻帮助询问者拟定下一步的行动计划，让群众在走出办公室时重新获得同一切困难作斗争的方向和勇气。可以看到，列宁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列宁始终深入群众，始终从群众那里学习，始终代表和带领群众去坚决斗争并取得胜利，而不是对群众指指点点，认为自己比群众高人一等。
而同时期俄国其他自诩为革命者却不走群众路线的人最终沦落到什么下场了呢？曾经对俄国工人运动作出过一些贡献的普列汉诺夫，在面对工人发来的斗争通讯时总是露出不相信的神色。他不敢承认工人自发运动的声势之烈、影响之大，总以为解放工人的运动是他这样的知识分子高高在上“施舍”出来的，因此也不去找工人了解情况。普列汉诺夫甚至会在同工人产生不同观点时候时恶劣地辱骂对方：“你的爸爸和妈妈还在桌子底下爬的时候，我就……”，完全是一副老爷模样。正是因为普列汉诺夫不深入群众，所以他很快被日益发展的俄国工人运动抛在了后面，最后成为了机会主义者。
左圈分子可笑的“融工实践”
而和普列汉诺夫一样自视为解放工人的英雄的当代中国“左圈”机会主义分子，不仅理论水平不及普列汉诺夫，还干出了比普列汉诺夫更脱离群众的事。只要随便访问一个“左圈”的网站，就能看到他们对待工人群众的实际态度——高高在上、指手画脚。几乎每一篇“左圈”分子的融工[5]总结，都能看到空洞无物的“政治灌输”四个大字。他们完全不问工人群众实际生活中有什么困难，也不调查工人群众的诉求，更无所谓工人群众听不听得懂他们口中的马克思主义词句，只要遇见工人便问，“你读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主席的书”吗？如果回答是“是”，那就加上聊天软件好友，发送一些不知道内容为何物的小册子，并说“约个时间吃饭我们好好谈谈”；如果回答是“否”，那么就说这个工人“暂时觉悟不高”，“以后发展”。不仅如此，你也完全不知道“左圈”分子们给工人的所谓“政治灌输”内容为何物——他们的记录里只有吹嘘自己又发展了多少个工人的统计数字，而没有他们交流的具体内容，更没有工人自己的发言。“左圈”分子们甚至还污蔑早就在实际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中熟悉了经济斗争的各种方法的工人群众“不认为摸鱼是正当的”、“不会摸鱼”，反倒是他们教会或者推动了工人“怠工”，把工人阶级自发反抗劳动纪律的举措变为自己的功劳，简直是无耻！他们中甚至还有人在进入工厂之前公然宣称自己就是去“体验”一下剥削压迫，然后在进入工厂后又大言不惭的说要通过自己的“离厂斗争”来“教育工人”，把自己放在一个高高在上的位置，不去问有着丰富经济斗争经验的工人如何和资本家争取工资的斗争，而是在线上同自己的“同志”照着中修的法律条文空谈工厂何处违法，然后在拿着中修的鸡毛法律当令箭讨薪失败后拿着70%的工资款便坐着飞机逃之夭夭，还觉得“收获很多”！这同列宁调查工人情况，为工人的诉求而斗争的做法，难道不是天差地别吗？
1920年5月1日，列宁以一名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
列宁在紧密地同工人阶级站在一起的同时，也从来不因自己在党内身负重要职务而居高自傲，而是处处照顾着群众的生活情况，“俯首甘为孺子牛”[6]。列宁自己吃得很少，几个煎鸡蛋，一片火腿和一小壶啤酒便能构成他的一顿午餐，可他对工人们的饮食却异常关心，在条件困难时多次询问身边人能否为工人的餐桌上再多添上一些火腿和面包，以便他们摆脱饥饿的困扰；当身边的革命同志操劳于革命事务而显得精力不济时，列宁便会要求给予这些同志一段时间的休假以帮助他们恢复精力，但他自己却常常不愿意停下自己手头的工作，一心想着为革命的事业做出更多的贡献；列宁牢记着每一位为革命做出贡献的同志，当他们的生活面临着种种问题时——例如住房逼仄、亲人无处安置，列宁总会给予最热切的帮助，可他却从未向人民委员会提出过什么生活上的要求——尽管他自己也同样生活清苦；他痛恨那些藐视群众的人，当一个官员在申述书上写下所谓“事务繁忙，繁琐事情，无暇处理”时，列宁指示称：“这位官员应该担负刑事上的责任。”
相比之下，“左圈”分子们却大多只将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为自己争取名誉、金钱、女人的工具，脑子里装的都是自私的利益，根本看不起在工厂中劳动的工人群众，抗拒同工人一起吃、住和劳动。他们就像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多喜二笔下的一些尚未改变自己立场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愿为革命运动吃苦费劲，不愿真的成为劳动人民的一员，而只是为了想要“像列宁那样受崇拜”，想要成为“无产阶级运动中的大人物”，才“拼命干的”[7]，可他们不知道的是，列宁之所以伟大，正是因为他只将自己当作“一个普通的人”，一个和群众无差的人，而不是什么大人物。总而言之，列宁之所以成为了无产阶级的导师，是因为他愿意抛弃自己的个人私利，真正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现代中国的“左圈”分子们只有抛却自己的私心，同人民群众紧密结合，摧垮自己内心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并“毅然向马克思主义进展”[8]才能真正走上革命的道路，为革命做出贡献。“唱着老调子，走进新社会”的妄想是根本行不通的。
认真学习与不学无术
列宁曾提出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9]的著名论断，指出了学习革命理论的重要性。那么，列宁是怎么对待理论学习的呢？他对待学习的认真态度，从他还没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时的学生经历就可以瞥见一些。从九岁入中学时起，列宁就是班里的“高材生”，成绩相当优异，经常各门学科都能取得满分。而列宁在学生时代的优秀成绩，并不是因为他是“天才”或是因为他沉溺于资产阶级的学业当中，而是由于他对学习抱着极端刻苦认真的态度。凡是认识少年列宁的人，都能记得他一生最突出的特点：无论他做什么事情，他总是有始有终，非常精确地把它完成，对待学习，他更是严谨认真和毫不懈怠。列宁在上课时就认真对待课本和笔记本，他的书籍也永远是整整齐齐地排列着，他的铅笔总是削得很尖。列宁在学校认真听课，于是他回到家中就有了更多时间休息和读别的书。学习、读书就这样成为了列宁的一种嗜好。
坚持着这样的学习态度，在马克思主义刚刚在俄国开始传播的时候，想要改变俄国人民生活情况的列宁就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那时是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小组才刚刚开始组织，而当时的革命者主要是学习已经翻译成俄文的《资本论》第一卷的内容。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其他著作，还难以找到俄文版本。可是，想要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自己的列宁早已克服万难，学习不同外语进而努力阅读了各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因此，当列宁于1893年到达彼得堡展开进一步的革命活动之时，他已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了然于心。而列宁在领导十月革命走向胜利之后，也没有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依旧热爱读书。1920年，俄共（布）莫斯科组织重新登记党员时，在一个登记表中要求党员回答五十四个问题，其中一个是：“读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的什么著作？”，列宁在填表时，在马克思、恩格斯、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的名字下各划了一道线，然后写道：“几乎全部读过（凡名字下面划了线的作者的著作）”。这里所说的“几乎全部读过”，就是说已经发表的、找得到的列宁都已经读过了。而由于当时还有一些马克思、恩格斯的手稿和信件还未发表或未找到，因此列宁谦逊地加上了“几乎”。列宁对待理论学习的这种态度，正是布尔什维克对党员理论水平的严格要求的体现。相比之下，当代中国的“左圈”分子们却满足于“嘴尖皮厚腹中空”的现状，为自己的不学无术百般辩护。他们虽然常常以“天才理论家”自居，但往往连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一些原理都不明白，甚至没有读完过几本社会主义时期为了普及马克思主义而编写的入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历史教材。他们只是在谈到一些具体问题的时候慌不择路地去经典著作里寻章摘句，借导师的话给自己装点门面，用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来装点自己的庸俗观点，完全不去深入思考，结果就只能令人发笑——他们高喊自己“读懂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论断，“明白了”什么是垄断资本，却还是能说出什么“中国资产阶级内部有垄断资本和中小资本的‘两条路线斗争’，前者反美后者亲美”、“美国特朗普代表‘民族’资本而民主党代表垄断资本”的胡话，丝毫不看中修当今已经成为了与美帝国主义分庭抗礼的第二大帝国主义国家，同美帝的关系是出于本国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既斗争又勾结的事实，也不看特朗普根本就不是什么民族资本的代表而实际上是美国国内不同于民主党的另一派垄断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他们宣称自己“理解了”列宁提出的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却不认为现在集合了帝国主义所有矛盾且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革命力量最强大的中国可以变为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而反倒认为现代的中国是难以撼动的“现代帝国主义的工业⼼脏”，完全暴露了他们怯于向中修做坚决的斗争的思想。中国“左圈”分子的这些胡诌刚好体现出了他们自己的不学无术和幼稚可笑，而他们如此不学无术的根源也就在于他们并不想真的革命，也就并不需要真的学习理论并以此来指导革命的实践——只要看起来比较能够“吓唬人”，能够给自己带来名誉地位，那就够了。
同时，列宁还在他的任何工作中都极力追求条理和精确，特别是对于写作。早在列宁的少年时期，列宁就不同于他那些到交作文时才“开夜车”赶稿的同学，而是按照一定的计划和提纲写作文。当教员出了题目后，列宁马上就拟好提纲，再拿几张空白的纸，把它对叠成两折。他在纸的左半面上起草，按着拟好的提纲发挥。而纸的右面，就空在那里，直到最后几天，他才在那上面记入补充、修改、解释，以及他想要引证的参考书，纸的右侧就这样渐渐布满了注解。到快交作文的时候，列宁又重新拿几张白纸用铅笔打草稿，同时翻阅起他第一次起草时所引证和标注出的那些书籍。这些书，是他早已从图书馆借来的，按次序排列好，还在需要参考的篇页里放进了书签。最后，他就只剩下拿出本子来，用钢笔干干净净地抄一遍，而不会再涂抹了。这样良好的写作习惯也一直跟随着列宁。到了开始革命活动后，列宁为了在理论上和形形色色的反动分子论战，更加重视写作。1895年，列宁被判处十四个月的监禁，但为了彻底驳倒民粹派关于俄国不能发展资本主义的谬论，列宁就想方设法为自己创设撰写文章以反击民粹派的条件——他到监狱寄出的第一封信，就是要求把他用于写作的参考书籍立刻寄给他。同时，在监狱写作期间为了躲避狱警，列宁还机智地用牛奶做墨水，用面包做墨水瓶，把内容写在旧书的字行中间，这样除非用火烤，就不会被人看出来了，而一旦狱警快要靠近的时候，列宁就把“墨水瓶”直接吃掉。列宁出狱后曾幽默地向别人说：“有一次，我倒霉极了，一天竟吃了六个‘墨水瓶’。”终于，在阅读和批判地应用了583种书籍之后，列宁尽一切可能搜集和整理了必须的材料，在流放地完成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部巨著，粉碎了民粹派的观点，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取得了新的胜利，推动了俄国革命运动向前发展。
列宁之所以会对学习和写作等各种工作都有如此严肃、认真、刻苦的态度，是因为他绝非为了个人而学，而是出于革命实践的需要。即使在工作空前紧张的时候，列宁仍不放松学习和理论的研究，克鲁普斯卡娅回忆说，在革命最困难的转变关头，列宁常常反复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她有时到列宁的办公室去，看到周围的人都很不安，而列宁却在沉入马克思的著作，这不是为了使神经安静，而是为了“请教”马克思，以便从他那里找到工人运动最迫切问题的回答。早在1902年，为了反驳经济派，在建党问题上阐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则，列宁就撰写了《怎么办？》一文，他在文中指出，“历史现在向我们提出的当前任务，是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的一切当前任务都更要革命的任务。实现这个任务，即摧毁这个不仅是欧洲的同时也是（我们现在可以这样说）亚洲的反动势力的最强大的堡垒，就会使俄国无产阶级成为国际革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10]很快，新生的布尔什维克党和俄国人民迎来了一个盛大的节日——1905年革命。同年6、7月，列宁写成了《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在这部著作里，他号召工人群众去和专制制度进行最坚决的、毫不调和的斗争，与孟什维克那一心同自由资产阶级进行妥协的策略形成了鲜明对比。他告诉人们，只有布尔什维克的道路才是俄国人民走向解放的道路。最终，正是因为列宁充分研究了1905年革命的形势，带领布尔什维克在1905年革命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才使得即使1905年革命最后失败了，也引起了“亚洲的觉醒”，让被帝国主义侵略的亚洲各国人民看到了民主革命的曙光，并激发了席卷亚洲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而在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前夕，为了能够发动这场震撼世界的革命，列宁更是研究了大量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研究了1848年欧洲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的历史经验，并结合俄国革命运动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的发展，写出了《国家与革命》这篇光辉著作。总而言之，列宁他向来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的指南，而非空洞的教条，时刻注意将理论和实践结合，为革命活动而学习理论。
相反，现代中国的“左圈”分子玩弄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完全只是为了个人谋取名利。同时，他们学习理论的方式也是和革命实践完全脱离的。他们一心想着自比伟大的革命导师，便打着“重走导师路”的旗号，卖弄各种他们自己和别人都看不懂的唯心主义哲学和谬论，实际上是照着资产阶级那一套“懂得学问多那就更高级”的学阀逻辑四处招摇撞骗。例如就有人声称“不先学习《国富论》就读不懂《资本论》”、“不看黑格尔就学不会辩证法”、“不先弄懂唯心主义就搞不明白辩证唯物主义”。“左圈”分子们完全不看马克思主义是人类认识史的唯物的、辩证的综合，本来就已经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涵盖了过去一切学说里正确和进步的部分，也批判了历史上各种学说的谬误。他们上述可笑的言论，就如同有人说现在学医学要先学中世纪的“放血疗法”，现在学天文学要先学教会的“地心说”一样。同时，因为“左圈”分子们只顾卖弄无用的学识且忙着争名夺利，所以他们对待写作也是极端随意，且写作的内容也空洞无味，某些人只顾着对自己的论敌作出“快速反击”，用AI作出一篇又一篇狗屁不通的文章的事情就是明证。从为何学习到如何学习再到如何写作和理论与实践结合，在所有这些问题上，当代中国“左圈”分子的做法都是列宁做法的最好反面教员。
过去，为了让布尔什维克党的全体党员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自己，解决俄国革命中涌现出来的各种实际问题，列宁做出了“第一是学习，第二是学习，第三还是学习”[11]的号召，并得到了全体俄国革命者的响应。而今天的“左圈”分子对待理论学习的轻视态度，就恰好证明了他们根本不是列宁那样的革命者，而不过是玩弄马克思主义词句的投机者。“左圈”分子虽然嘴上高喊着革命的词句，但他们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窍不通的。列宁向来将思想斗争、理论斗争看得非常重要，强调“没有思想上的统一，组织上的统一是没有意义的”[12]。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更是强调“凡承认党纲、在物质上支持党并亲自参加党的一个组织的人，可以作为党员”，这也是区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一大标准。而“左圈”分子筛选“革命同志”的方式却是各种问答、黑话，只要口头上支持某些主张，甚至对山头表示忠诚就可以加入。对于这些嘴上高喊“大联合”的机会主义分子，恐怕连他们的机会主义前辈马尔托夫见了，也要评价一句“猖狂！”
总而言之，“左圈”分子不过是将马克思主义当作自己扬名立万、排斥异己的工具，他们空喊各种脱离实际的理论，奉行的是实用主义而非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革命性是统一的，只有站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才会接受和学习马克思主义。而“左圈”分子顽固地站在小资产阶级右翼甚至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根本不愿意改变其寄生、反动的实践，所以他们根本上是反马克思主义、“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机会主义者。例如，他们中的许多人迫于革命形势，从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剽窃来了关于性别压迫和妇女解放的观点，在口头上宣称支持妇女解放，反对色情文艺、反对手淫，但实际上心里还是想着要压迫女性以获得自己的快感。所以一旦他们偶然翻到了恩格斯在妇女解放上一些需要仔细理解的观点，如“卖淫……败坏着全体男子的品格。”[13]，便毫不掩饰的用他们自己的反动世界观歪曲导师的发言给自己的资产阶级恋爱和色情观点辩护，在上面大做文章。然而，当这些小丑将自己“呕心沥血”的“巨著”摆出来时，他们屁股上的男权纹章就可笑地露了出来——他们将社会上男性对女性的压迫一笔勾销，反而叫嚣是“网络公妻制”败坏了全体男性的道德！他们嘴上喊的是妇女解放，实际施行的却是儒教圣贤论。当你要指出他们是在法西斯男权和自己手淫的利益辩护时，他们还要猖狂反驳：“看黄片哪有阶级性？手淫除了压迫妇女，还有可能是纯粹发泄！”胡言乱语之余，这些“左圈”分子还不忘自我吹嘘：看来是戳中某些人的利益了！可是，事情本身却是很明白的：“……恋爱观作为世界观的一部分，一定是和一个人的政治思想联系在一起的。一个人不可能在政治上反对资本主义，同时又在生活上支持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恋爱观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在恋爱观上的表现，它的核心就是损人利己、唯利是图的资产阶级思想，为了满足自己的低俗欲望，摧毁女性的独立人格和尊严，无限制地去侵犯和占有女性，将女性当作物品随意玩弄。”“左圈”分子们在妇女解放问题上的反动观点可恨嘴脸，充分表明了他们之所以不学无术，不是因为别的，而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在社会问题的每一个方面所提出来的理论都触犯到了他们的现实利益。因此，当代中国的“左圈”分子们若要改变自己不学无术的状态，真正对他们表面上趋之若鹜的社会革命作出有益贡献，那么他们必须清算自己过去在旧社会里所得到的各种肮脏的利益，改变自己的立场。只有这样，“左圈”分子们才能变为革命者，才能真正做到马克思主义的“学识渊博”，才能像鲁迅说的那样“又因为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14]，真正做列宁的学生，为埋葬中修的反动政权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无私奉献还是个人享受
在列宁身边的同志曾回忆说列宁常常提到革命不是为了个人享受。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列宁有着大公无私、一心为人民的高尚品质，一贯坚持个人生活让位于革命利益的原则，从未颠倒过革命与个人娱乐的关系。这从列宁对待下棋的态度里就可以看出来。列宁和他的哥哥从小就酷爱下棋，而在流放期间，列宁同别人无所不谈，连棋术也不例外。他时常布好棋局就考虑起来，有时甚至入迷到了在梦中喊道“要是他的马跳到这儿，我的塔就放到那儿。”的地步。但在列宁因为被反动政府迫害而出国侨居又回到俄国后，由于他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满腔热诚，面对着日益发展的革命形势，他便认为“棋太迷人妨碍工作”，从此之后即使在休息时间，他也都不愿意下棋了。
列宁也从不抱怨革命环境和条件的艰苦。1917年7月7日，临时政府下令逮捕列宁，于是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决定把列宁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经易容以后，列宁在尼·亚·叶梅利扬诺夫同志的护送下到达了俄芬边境的拉兹里夫车站并渡过了拉兹里夫湖，藏匿在了一个用树枝、干草搭起来的草棚里——这里面，就连“床”也是用草铺成的。在草棚之中，列宁坚定地为革命工作着。他在草棚旁的灌木丛里打扫出一片空地，放上两个树墩——一个当桌子，一个作椅子——列宁把这儿叫做“绿色办公室”。为了躲避密探的搜捕，列宁白天还要打扮成农夫的模样和掩护他的叶梅利扬诺夫同志一家去割草。有一次，一个农民对叶梅里雅诺夫同志说：“你雇的那个芬兰人干活干得挺不错，这两天我身体不好，让他帮我干两天？”叶梅里雅诺夫同志连忙回答说：“不行啊！这些天他太累了，别让他去啦！”可见，即使是在流亡的岁月中，列宁依然展现了娴熟的劳动技能和他从不脱离劳动的革命本色。而正是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中，列宁完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不朽著作《国家与革命》。
列宁在他的“绿色办公室”中写作
即使是在新政权建立后，列宁的物质生活还是相当简朴，他也绝不利用自己的职权搞特殊，处处注意做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限制等级制。十月革命胜利后的俄国，正处在外国武装干涉和白匪叛乱的艰苦时期，身为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列宁日日夜夜为革命事业操劳，但生活却非常朴素。他与劳动人民同甘苦、共命运，一样吃着黑面包，甚至连黄油也用不上。当人民委员会总务处处长布鲁耶维奇为了列宁的身体健康，擅自把列宁的薪金从每月五百卢布提高到八百卢布后，列宁十分愤怒，认为这是“公然违法行为”——违反了巴黎公社原则，即最高领导人薪资不能超过熟练工人的工资的原则。于是，列宁给了布鲁也维奇严重警告处分，并给他写了这样一张便条：“鉴于您不执行我的坚决要求，即向我说明为什么从一九一八年三月一日起把我的薪金由每月五百卢布提高到八百卢布，鉴于您擅自根据委员会秘书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哥尔布诺夫的同意就提高我的薪金的公然违法行为，直接破坏人民委员会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的法令，我宣布给您以严重警告的处分。”
同时，在革命刚刚取得初步胜利后的困难时期，列宁经常穿一件他已经穿了很久的单薄旧外套，上面缝着好几处补丁，袖口都破了。对此，同志和工人们都关心列宁，想让列宁换上厚点的新外套，但列宁想着广大人民还有很多连外套都没有，拒绝了这个请求。在1921年帝国主义的干涉失败、反革命白匪的叛乱也被消灭后，苏俄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渐好起来了，但列宁还是穿着同样的旧外套，只是多打了几个补丁，袖口也磨的更光了。有一个同志实在忍心不过，抓着列宁的破外套说：“报告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同志，请你马上把它脱下来，不然的话，你会冻坏的！”列宁抓住这位同志的手说：“是的，我们胜利了，可是我们还要建设……你是不是以为革命胜利了，我们就该穿的漂亮一些？同志，我们一切为了苏维埃人民的幸福，衣服穿的破烂一点又有什么关系呢？要知道，我们革命不是为了个人享受！”我们知道，资产阶级法权、特别是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在社会主义时期是长期存在的。但是，对资产阶级法权限制还是不限制，对个人的奢侈享受是反对还是不反对，是检验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体现了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列宁正是这样以身作则地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努力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
对于“革命为了什么？”这个问题，列宁已经用自己上述的朴素作风和无私奉献作出了回答。可今天自诩为“列宁学生”的人又是怎么做的呢？“左圈”分子们的回答是：“假闹革命，真喝咖啡”。出身破产小资产阶级的“左圈”分子，往往是眼看自己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地位不保又受到过一些压迫，才加入了革命队伍，在寻求个人解放的同时投机革命，企图不被剥削的同时“升官加爵”。因此，他们在革命的画皮下是要过“喝咖啡”的舒适生活的。一旦革命运动革到他们头上，要求他们放弃个人利益，放下各色各样的低级趣味，限制他们过去习以为常的奢侈享受的时候，“左圈”分子们便要叫苦不迭了。游戏是资产阶级炮制的精神鸦片？他们一边说“我看未必”，转身就打着“马列毛主义者”的旗号“批判性品鉴”各种电子游戏，写出一篇篇回味无穷的评论；知识分子要走和群众相结合的道路？他们走到工厂门口，膝盖开始打颤，还是摇了摇头：“八小时的工作，还怎么做职业革命家？洪流同志 ‘融工猝死’的教训历历在目，我看还是当‘脱产革命知识分子’更符合革命利益。”；革命者上的都是社会大学，都不寄生？他们盘算着“要想干‘舒服工作’，我看还是得有个学历才行”，一面继续留住投机钻营的后路，同时还不忘和时时刻刻准备卖女赚钱，养儿防老的旧家庭眉来眼去，深怕自己打点不好和家长的关系，失去可以寄生的“永远的港湾”。
“嘴上全是主义，心里全是生意”的头号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分子阳和平
“左圈”分子中更有甚者在网上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疯狂博取流量，待流量到手后又大搞流量变现，沦为了剥削阶级和寄生虫。未明子和阳和平正是这种人的代表。他们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一面兜售反动的理论毒草毒害群众，一面迫不及待地掏出和资产阶级合作生产的、包含着工人剩余价值的“以太苏打水”与“敖汉旗小米”，着急地露出了吃人的獠牙。所谓的“布晴山数字集体农场”更是跳出来为早已臭不可闻的蒲鲁东主义招魂，打着互助主义的旗号向“同志”们兜售他们那几只瘦骨嶙峋的芦花鸡，试图赚得一些利润。不难想象，这些已经在当下尝到了打着革命旗号攫取个人私利甜头的人在革命风暴到来时，只能坚持宋江那一套“杀人放火受招安”的叛徒哲学，毫不犹豫的向中修投降，通过叛卖革命以获取个人的荣华富贵，在真正革命的人民和无私奉献的共产党人面前，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结束语
“马克思的学说在今天的遭遇，正如历史上被压迫阶级在解放斗争中的革命思想家和领袖的学说常有的遭遇一样。当伟大的革命家在世时，压迫阶级总是不断迫害他们，以最恶毒的敌意、最疯狂的仇恨、最放肆的造谣和诽谤对待他们的学说。在他们逝世以后，便试图把他们变为无害的神像，可以说是把他们偶像化，赋予他们的名字某种荣誉，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同时却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去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15]列宁和他的路线在今天中国“左圈”中被明面上尊崇，实际上否定的遭遇，证明了这段话的无比正确。但是，无论“左圈”分子怎样吹嘘自己，怎样捧起列宁的神像，他们都无法成为列宁那样的革命领袖，都无法实现他们企图借列宁等革命导师的威望为个人私利服务的肮脏目的。而他们出于自己狭隘的阶级利益对列宁进行的诬蔑，也必然被历史“当做蛛丝一样轻轻抹去”[16]。
列宁的革命经历证明了，他是一个和群众站在一起，“相信群众的创造力”[17]的领袖。正是因此，列宁才“能够理解自发势力，把自发运动引上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18]
列宁的革命经历证明了，他是一个为了劳动人民的利益而孜孜不倦的探索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并用理论指导革命实践，解决革命运动中的现实问题的导师。正是因此，俄国和全世界的工人运动才“不是盲目地在黑暗中摸索前进，而是有明确的目的和道路。”[19]
列宁的革命经历证明了，他是一个为了革命奉献自己一生，放弃了自己一切个人私利并且始终限制着资产阶级法权和等级制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正是因此，他才能克服自己身上的缺点，带领全俄国和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不懈奋斗，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掀起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革命潮流，使得各民族无数祖祖辈辈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终于站了起来，“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20]！
“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 ”（毛泽东：《五四运动》）
“真理的光辉乌云遮不住，革命者的眼睛越来越亮。” [21]今天，在帝国主义战争的乌云密布、形势紧迫的背景下，我们迫切需要通过思想斗争，培养出一批既有理论素养、又具备共产主义道德的革命知识分子，来建设一个能够领导全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共产党。因此，我们所有向往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包括一部分犯了或轻或重的错误，但还可以改正的“左圈”分子，都应当认真反省自己身上的各种错误，铭记列宁的革命精神与高尚品质，做到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努力将自己改造成一个革命的知识分子！
“同志们，把列宁主义大旗高高举起！
同志们，国际歌要永远高声唱！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把帝国主义强盗彻底埋葬！”[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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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1948年第21期《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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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列宁全集》第十八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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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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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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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所谓“融工”问题，此处引用《中国未来革命的道路》加以说明：“……并不是说‘融工’与创建杂志和论坛等活动本身是无意义的，但是，在没有明确的目的指导之下，这些活动的意义是有限的。特别是‘融工’，如果不注意改造思想，带着资产阶级世界观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进入工人队伍，不仅不能改变自己的思想，还很可能把小资产阶级思想带进工人队伍，或是在和落后工人相处的过程中互相加深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更谈不上什么传播马克思主义了。相反地，‘融工’和创建杂志和论坛等活动是必要的，但是它必须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和马克思主义组织的计划安排下进行的，进行这些活动的同时必须开展思想斗争。”“思想斗争，从实践的角度来看，那就是：通过劳动实践改造阶级立场；通过学习研究提高理论素养；通过自我批评提高思想觉悟。在这个过程中，革命知识分子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斗争理论指导下不断参与社会三大实践，共同学习、共同工作、共同生活，一边学习理论，一边参与劳动。这样，知识分子自己也就成为了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并且是无产阶级中的先进部分。我们并不需要去讨论网络左圈争论不休的问题——先‘融工’，还是先‘学习’？因为我们自己就是无产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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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自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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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林多喜二：《到东俱知安去》，《小林多喜二选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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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妄图以小资产阶级人性论歪曲革命作家的形象——批判胜山俊介著电影剧本<小林多喜二>》，1973年12月7日《人民之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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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怎么办？》，《列宁全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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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怎么办？》，《列宁全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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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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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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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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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写在<坟>后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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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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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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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论列宁》，《回忆列宁》，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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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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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鲁普斯卡娅：《列宁怎样研究马克思的著作》，《列宁是怎样写作学习的》，人民出版社，1973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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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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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曲《把列宁主义大旗高高举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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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