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协会马克思主义哲学小组
ㅤㅤ 随着“双十一购物狂欢节”的开始，各大“职业打假人”纷纷活跃了起来。他们打算利用这个时机，狠狠地捞上一笔，甚至有人备款100万元抢货，预计索赔1000万元。不仅如此，他们还开始出售各类打假课程，并组建“师徒联合打假团”共同行动。通过这种联合，他们不仅可以更快、更多地获取打假目标的信息，还能大大增加购买人数和购买金额，以便索取更加高额的赔偿——据一些打假人透露，他们甚至可以从一单交易中获得赔偿超过10万元。[1]
ㅤㅤㅤㅤ 许多人认为，职业打假人是一个以维护消费者权益为己任、以打击无良资本家为天职的群体。他们在以公众舆论和国家法律为武器“对抗资本”的同时，在打假过程中往往还捞得一笔不小的外快，月入上万不过是家常便饭——可以说，打假人既挣了“伸张正义”的面子，又得了日进斗金的里子，实在是一桩好差事。
ㅤㅤㅤㅤ 但是，这些职业打假人绝不是什么为民谋利的义士，而只是一小撮为了金钱名利而替资产阶级奔走效劳的乏走狗。为了得到天价赔偿金，他们做了什么呢？只是在平台上寻找目标下单、填写举报材料，之后便可坐等赔偿（通过中修政府对商户的处罚）“从天而降”。然而，我们知道，价值并不会真的从天而降，它只能从劳动中被创造出来。并且打假人们所进行的活动也显然不属于劳动——它既不通过体力的耗费创造（或保存）物质财富，也不通过脑力的耗费创造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的创作或科学、哲学的研究等）。那么，到底是谁的劳动创造了打假人的所谓赔偿收入呢？商业活动由于发生在流通领域，它本身并不创造价值，商业资本家的收入来自于由产业工人所创造的、又由产业资本家所向他让渡的一部分剩余价值。因此，从商业资本家那里取得赔偿，也就是从商业资本家的收入中瓜分无产阶级的剩余价值。并且，当打假人向个体商户[2]和商业工人[3]索赔时，赔偿金更是直接来自于后者通过推销商品的商业劳动所获得的劳动报酬。可见，所谓打假，在实质上不过是一种剥削活动。
ㅤㅤㅤㅤ 并且，打假人从部分商业资本家那里夺得剩余价值，并不说明他们与资产阶级的敌对关系。恰恰相反，他们的活动实际上是被中修政府与另一部分资本家所利用和支持的。对于中修政府而言，打假是它填满腰包的最好时机，一旦有人打出假货，中修政府便立即利用《食品安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工商管理经营条例》等法律对被打假者进行勒索，向他们开出天价罚款。甚至中修政府在某些时候也亲自下场打假，在“3·15晚会”[4]上对各种“假货”重拳出击。对于资产阶级而言，打假还是他们打击竞争对手、扩大市场份额的绝妙手段。因而，小商贩或中小资产阶级往往成为职业打假的对象。不仅如此，资产阶级更是利用打假来加重对于劳动者的压迫与剥削。在众多商店中，为了过期商品遭到打假，资本家便要求员工经常检查货架，这无疑加大了员工的劳动量。
ㅤㅤ 打假现象的出现和流行，不仅是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也是资本主义在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走向末路的反映。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价值、剩余价值成了企业生产的唯一目的，而使用价值则只有在影响到商品价格的实现时才会引起资本家的最微末的关心。为了追逐利润，许多企业甚至专门生产假冒伪劣、有害消费者身心的产品。它们通过偷工减料——使用不符合行业标准但价格低廉的原料、不提供保障产品安全的生产条件、在生产中省去某些必要步骤等办法（而不是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使个别生产价格低于社会生产价格，从而赚取超额利润。大量劣质商品的存在，成为了资本主义社会所不可避免的一种现象。同时，当资本主义发展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和生产与消费的矛盾愈加尖锐，为了争夺市场，资产阶级通过形成垄断组织等方式进行空前激烈的竞争，而雇佣职业打假人不过是资产阶级诸多新竞争手段之中的一种。
ㅤㅤㅤㅤ 并且，之所以有许多人选择成为打假人，也正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在机器大工业特别是垄断资本的排挤下，大量小资产阶级的处境急剧恶化，甚至部分资产阶级也加入到了即将破产的行列中。这些人虽然经济地位即将改变或已经改变，但却依旧保有着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做着“少干活、多拿钱”的美梦，千方百计地保住或提高自己的经济地位。同时，中修政府也在社会上广泛宣传各种奢侈享受、损人利己的剥削阶级思想，也使很多人形成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极端利己主义世界观。于是，他们为了自己的优渥生活，利用起了中修政府的法律，受着资产阶级直接或间接的支持，通过所谓打假参与到剩余价值的瓜分当中，从劳动人民身上剥下那一份原不属于他们的收入。
ㅤㅤㅤㅤ 有人认为，职业打假和劳动人民作为普通消费者维护自身权益并没有什么区别，看起来都是在买到假货后要求商家退货赔偿，但是二者的内容是完全不相同的。前文已经提到，职业打假人购买商品的目的是为了通过举报假货以获取赔偿。因此，他们所关心的只是商品的价值，因为这决定了他们能够获得赔偿的多少，而并不会考虑商品的使用价值，甚至他们想要买到的就是假货。因此，他们所花的钱某种程度上起到了类似于资本的作用，即成为了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但是，对于普通劳动者来说，他们购买商品所关心的是它的使用价值。他们并不想买到假货，不想自己花的钱白白浪费。并且，从购买商品的金钱来源上看，这些职业打假人都不事劳动，他们的花费通过前几次打假活动，早就由无产阶级的剩余价值所组成，他们用这种剥削所得购买商品打假，根本称不上什么被坑害。而劳动者购买商品所花的钱，则是他们工资的一部分，是他们通过出卖劳动力用自己的血汗换来的。因此，他们的维权斗争完全是合理的——难道在工厂中被资产阶级榨干全部的精力只得来微薄的工资，到商店里还要再忍受他们的欺诈吗？
ㅤㅤㅤㅤ 中修政府对于两种不同“打假”（如果将普通消费者维权也称为打假的话）的态度也是截然不同的。对于职业打假，他们不仅不反对，反而为这种行为大开绿灯，如职业打假人“铁头惩恶扬善”在2023年8月4日开始举报杭州新东方违规补课，并发布相关视频。仅仅在几天后（7日），杭州新东方的全部校区便被教育部门要求关停。11月，杭州新东方被中修责令停止教学、退还所收费用，并罚款超过十五万元。试问，如果不是有“禁止补课”（实际上是借此达到官僚资本对教培行业这块“肥肉”的垄断）的中修的支持，难道单枪匹马的打假人能够与新东方这样的巨头相对抗吗？在中修的默许和鼓励下，甚至出现了有人在“双十一”前备屯资百万准备打假的情况[5]。同时，我们从职业打假人从不打几家“国字头”的官僚垄断资本、而只拿各种私人资本和小生产者开刀的事实中，也可以再清楚不过地看出他们与中修的勾结。
ㅤㅤ ㅤㅤ与职业打假相反，普通消费者维权却总是遭到资产阶级的反对和阻挠。特别是当维权触动到官僚垄断资本的利益时，维权者甚至会受到人身威胁，甚至遇到生命危险。
ㅤㅤㅤㅤ 2008年，中国发生臭名昭著的三鹿毒奶粉事件，河北三鹿集团生产的奶粉中被检出化工原料三聚氰胺。受到毒奶粉影响的婴儿共3000万名[6]，其中30万人因食用奶粉患上肾结石和“大头症”——颅脑畸形、发育不良、身高智力发育明显慢于同龄人，许多直到长大都不能治愈。这些被毒害孩子的父母们纷纷进行维权斗争，但在中修政府的极力打压之下，不仅绝大多数患者仅按照最低标准得到赔偿款2000元，——按照中修卫生部制定的统一标准，受害婴儿死亡赔偿20万元、“重症”赔偿3万元、“普通症状”赔偿2000元[7]——且直到事发三年后，仍有近3万名患儿根本没有领到任何赔偿[8]！当初所谓由22家涉案企业共同出资11亿元设立的赔偿基金，其运作情况被负责人称为“国家机密”，其资金也不知所踪[9]。部分坚持斗争的消费者甚至还遭到了中修的暴力专政——“结石爸爸”郭利的女儿因三聚氰胺毒奶粉罹患肾衰竭，郭利对问题奶粉展开调查并向奶企索赔，结果竟被中修法院以所谓“敲诈勒索罪”判监8年[10]。而在另一事件中，广州医生谭秦东也经历了同样的遭遇。2017年，谭秦东发文批评鸿茅药酒虚假宣传。二十天后，他遭到内蒙古警方的跨省追捕，被一路押往北方，在凉城县看守所被监禁达97天之久。[11]他在三个月的监禁生活之中受尽折磨，精神遭到严重创伤。在谭秦东终于被释放后，家人发现他开始“哭泣、自言自语、情绪失控扇打自己耳光，甚至以头撞墙”。此后，谭秦东发布了一份对鸿茅药酒的道歉声明，便在互联网上销声匿迹。[12]
ㅤㅤㅤㅤ 可见，中修是既不愿也不能禁绝职业打假现象的。但是，近些天来，中修居然放出风声，表示要打击所谓“非法打假”，其用意究竟何在？实际上，这只不过是中修打压普通消费者维权的又一种手段——把维权一概打为“恶意打假”、“非法打假”，接着便可肆意挥舞法律大棒，动用各种罪名和刑罚对劳动者进行镇压。中修自知，其生产的商品几乎全是其次充好的低劣商品。一小撮职业打假人的“揭露”，不仅尚在其控制范围之内，并且有利于其获取更多的市场和利润。但是，劳动人民的广泛揭露和维权，则只会阻碍其商品的实现这个“最惊险的一跃”，并阻碍其资本的顺利周转。在生产严重过剩、商品大量堆积的当下，这正是中修政府所万万不能接受的。
罗森便利店等商店规定，若顾客因买到超期产品索要求赔偿，则赔偿由顾客买到相应商品时当班的员工分担偿付，例如以下网页中所示：https://www.66law.cn/question/21289065.aspx ↩︎
即中央广播电视总台3·15晚会，简称3·15晚会，因每年固定在所谓“国际消费者权益日”3月15日晚上播出得名，据称“旨在宣传维护消费者权益”、“提高广大消费者维权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