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孙龙：“名，实谓也。”——名称或形式，就是事物的内容的反映。这点在语言中也有体现，因为语言就是人的思想的表达，人的思想就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比如，在汉语中，谓语就是表示事物状态的。
惠氏在魏国当政、进行变法，公孙龙说要“以正名实而化天下”。名家虽然是研究名实关系的哲学流派，但是政治目的也是很明显的。
公孙龙的“白马非马”并不是说白马不是马，而是说白马不能等同于马。马是属概念，白马是种概念，除了白马之外，还有黄马黑马。区分属概念和种概念的思想，放到政治上，就是不能承认抽象的君，而是要从现实出发，承认具体的君，对君做具体的分析，要反对昏君暴君庸君，支持明君，也就是反对儒家地主阶级，支持法家地主阶级。这就是反对了儒教那一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对君王绝对服从的形而上学的论调。所以孔老二第六世孙孔穿就曾要求公孙龙放弃“白马非马”论。这也就像我们说的没有抽象的人、只有具体的人，阶级社会中的人都有阶级性，不能把不同阶级的人混淆到一起一概而论一样，不能说什么“人类命运共同体”。
孔老二的正名原则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让现实服务于腐朽的奴隶制规矩，如果有人要打破这个规矩，要建立新的名实关系，要变法革新，就是“犯上作乱”，破坏了儒教的名实标准。孔老二说：“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就交代了自己的反动思想，就是说，在家里当奴才的人，就不会在社会上“犯上”“作乱”；不敢反抗父权制家庭的人，就不敢反抗剥削社会。父父子子和君君臣臣是统一的。
公孙龙主张的“离坚白”思想，也是有唯物主义思想的光辉的。属性就是事物在运动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质。不同的质是在事物不同的运动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种途径和手段是不可能了解事物全面的质的，要用不同渠道了解事物各方面的质、各方面的属性，要掌握事物根本的属性，把握住事物的本质，才能不被事物的假象所迷惑。韩非说：“人主所甚亲爱也者是‘同坚白’也”，其实就是说，国君要分辨儒教地主阶级的真实面目，对自己的亲信要了解全面，不能只观察到次要方面，不然就会被欺骗、渗透，革新变法队伍就会不够纯洁。比如，秦始皇就没有做到“离坚白”，赵高这个奴隶主阶级复辟派就混入到了他的队伍里，在秦始皇死后，赵高就篡权复辟了。
后期墨家说：“自古在之今，则尧不能治也”（用古代的制度来处理今天的事情，尧也不能把天下治理好）。其实也是说，每个时代的英雄人物都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是时势造英雄，而不是超时代的英雄造时势；前者是历史唯物主义，后者是历史唯心主义。剥削阶级很喜欢宣扬后者，比如什么“关公战秦琼”，把不同时代的人放到一起强行比较，这是完全比不了的。如果拿破仑穿越到二战，那也打不赢纳粹德国，拿破仑只会用大炮，但纳粹德国已经有飞机坦克了。现在左圈喜欢说的马恩列斯毛五大导师复活就能再造共产，也是这种历史唯心主义思想。
百家争鸣，各个学派都有不同的特点，但归根结底都是儒家和法家——守旧与革新之间的斗争。但是为什么儒家学说是彻底地反动、毫无进步性却又被历朝历代所推崇，直至今日也是；而法家学说在政治方面很有建树，哲学方面却不成体系；墨家学说在哲学方面很完整和进步，却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呢？因为儒家学说自诞生之初就是为腐朽没落的奴隶主阶级辩护的，它是孔老二在奴隶制度行将灭亡、新的封建的生产关系逐渐形成的时候炮制出来的，是剥削阶级的最爱。封建主义社会中地主阶级内部也存在着代表腐朽势力的大地主阶级和代表革新势力的中小地主阶级，这就有了新的儒法斗争；而且，即使是法家势力占主导的封建社会，儒教也基本都是国教，因为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总的来说还是同阶级内部的矛盾，儒教作为最好用的反动统治工具，是历朝历代的反动派都推崇的（除了武周时期，因为武则天作为女皇帝，如果她推崇儒教，就无法上台；但她也并不是彻底反对剥削阶级的宗教，她只是用佛教代替了儒教罢了，本质上还是没有差别的）。今天的中修社会也依旧是这样。而法家之所以在政治方面很有建树，在哲学方面却不成体系，是因为法家终归也是剥削阶级，剥削阶级都是脱离劳动人民的，没有劳动人民的实践，就不可能形成进步的哲学观；而它的政治观，一方面是由于变法革新的需要，很有成就，另一方面，本质上也都是服务于本剥削阶级的利益的，是排斥劳动人民的。墨家则相反，是因为墨家是春秋战国时期即奴隶社会末期的自由民阶层的学说。那时的自由民人身是自由的，是最热爱劳动、关心生产的，生产实践极其丰富，对世界的观察很深入，所以有很完善的哲学观、逻辑观；但是因为自由民是小生产者，而且是奴隶社会末期的行将灭亡的小生产阶层，本身不代表新的生产关系，所以不可能提出自己的独立的政治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