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先驱人物邓析和名家代表人物公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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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家出现的背景
名家是以辩论名实问题为中心的一个学派，其主要代表有惠施和公孙龙。惠子实际上是原子论者，而公孙龙是注重逻辑研究的哲学家（二者略晚于德谟克利特）。名实问题，就是概念与事实的关系问题。这是春秋战国时期各家争论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时期，新旧事物交替，旧的“名”已不能适应新的 “实”，出现了名实不符的情况。
- 名儒两家关系：
名就是名称形式。儒家说正名就是要保留旧的形式，要把承认人身自由、封建制度的新兴地主阶级的法律变回去，变回旧有的名（存名证实），实际上就是到退回旧的奴隶制社会，是十分反动的。可以说，代表奴隶主阶级利益的儒家死抱住旧的“名“不放，主张“存名正实”，即要改变已发展的事物来适合原来的旧概念，其目的是通过“正名“ 维护旧的制度。
而名家尖锐地批判儒家这种反动观点。他们认为概念应该如实地反映客观事物，提出要“审其名实，慎其所谓”，即要根据新的 “实”来慎重地重新定名。公孙龙是主张根据已 经变化的“实”来正“名”的，虽然他也用了“正名”这个 词，但是和儒家在名实关系中以名为第一性，要用名来 矫正“实”的所谓“正名”是互相对立的。【这种将旧有的反动观点以全新的角度进行解释也是法家地主和革命的劳动人民通常会使用的手法。】
3.名实间的关系&名法两家关系：
“名”和“实”的调整问题是百家争鸣的一个焦点。差不多每一个学派都参与了这个问题的辩论。这是因为当时此起彼伏的奴隶起义严重地打击了奴隶制度，新兴地主阶级的产生和发展，使原来的生产关系遭到急剧的破坏。这种变革到了战国末期进展得更加迅速。它不顾一切地把一系列奴隶主阶级的传统观念抛到了后面。旧的“名”和新的“实”之间产生了很大的矛盾。无论主张革新还是坚持守旧，都必须把“名”和“实”的关系调整一下，这是一项重要的舆论准备。面对这种社会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形势，没落的奴隶主贵族惊恐万状。他们对社会上发生的任何变革都深恶痛绝，认为是“糟透了”，“名实乖离”，严重地违背了“先王之教”。要求以西周的那套陈腐观念，对现实加以严格的规范和限制，从而恢复旧的社会秩序，使“名”和“实”在奴隶制的基础上得以重建。儒家学派的“正名”思想，就集中地反映了这个反动阶级的政治要求
一切“实”都必须符合旧的“名”。如果“实”向前发展了，违背了旧的“名”的含义，那就是“礼崩乐坏”。此外，他还给这个“正名”原则提出了一个标准，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个标准严格规定了，做君的要永远维护其做君的至上权力，做父辈的要永远保持其做父辈的尊严。社会上任何对这个标准的破坏，就是“上作乱”，大逆不道。如果这个反动的原则不予以驳倒，任何新的变革都得不到承认，新的秩序就得不到确立，新兴地主阶级要夺取政权，建立封建制度的理想就不能实现。与奴隶主阶级相反，对这种天下大乱的伟大时代，新兴地主阶级却感到欢欣鼓舞。他要求人们不要墨守陈规，要承认现实，以发展了的现实为依据，把过了时的“名”正过来，加以革命的改造，从而使“名”和“实”在新的基础上统一起来。这反映在意识形态上就出现了法家的“正名”思想：“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为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实名。”就是说，“名”和“实”都不是固定不变的。社会发展了，事物产生了质变，大家在现实的基础上承认了现实的变革，就建立了新的名实关系。依照这个定律，奴隶主阶级没落了，只要社会公认，就应当名之曰反动阶级，予以推翻。地主阶级代表着新的生产力，只要社会公认，就应当名之曰进步阶级，从而掌握政权成为社会的统治阶级。这无异是一种进步的历史观。
名家关于名实关系的论点实际上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肯定社会变革的要求，和法家有近似的地方。后来荀况提出“制名指实”，即“名“必须与 “实”相符而且是“以名符实”，因此可以说名家的观点和荀况是基本一致的。
公孙龙说：“名，实谓也”——就像谓语是表达主语状态动作等，名称形式是客观事物的反应。公孙龙认为，用名去称呼实，必须符合其内容，既不能超过(过)，也不能有所欠缺(旷)，否则 就是“失位”，即名实不“正”。所以事物已经发生了变化，旧的“名”已经不适用，就不要 再用旧“名“去称呼了。
公孙龙说： “以其所正，正其所不正。……其正者，正其所实也。正其所实者，正其名也”——他的说法也就是要用正来矫正不正。所谓正，在于矫正实，正了实，也就是正名了。也就是说要用真实的、现存的新事物来取代旧事物的名称。这实际上就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
名家在名实关系上有朴素唯物主义的因素，是和他 们在政治上靠近法家的立场有密切的关系。文献纪载中讲到法家和名家的许多代表人物都好“刑名之学”（荀况和惠施就都被称为法家先驱）惠施曾为魏国制订法律，韩非曾引证惠施关于“信赏必罚”的言论。由此可见，名家虽然没有象法家那样制订出一条推行新兴地主阶级专政 的政治路线，但是他们是支持地主阶级的“法治”的。
4.名家哲学：
名家思想中的唯物主义因素，在惠施的自然观中也有较明显的表现。他他从千差万别的物质形态中抽 象出“大一”和“小一＂的概念，并在这基础上提出“万物毕 同毕异＂的命题。“大一”指大无边际的宇宙，无所不包，故没有外部；“小一”是物质的最小单位，小到不可分割，没有内部。万物都由“小一”组成，所以“毕同”；但是组成万物的形态是千变万化的，所以万物又是“毕异” 的一一所有事物都有共同之处，但又各自有其特点。惠施“至小无内，谓之小一”的命题，不承认物质的无限可分性，用辩证唯物主义和现代科学成果来检验，他是错误的。但在当时，认为世界是由微小的粒子组成，这比起五行说来是物质观上的一个进步。古代希腊的唯物主 义哲学家德谟克利特所用“原子”一词，就是“不可分割" 的意思，与惠施“小一”、“无内＂的观点基本一致。【由此可见，惠施的观点和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十分相似，都认为世界是由不可分割的精妙原子组成。在这一点上，他同德谟克里特是一样进步的，但在局限性上也是相似的。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的哲学发展是很蓬勃的与斗争是很激烈的，绝非是一些资产阶级庸俗历史学家所言的“哲学荒漠”。中国古代就有着历史悠久的进步的哲学，这才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真正智慧、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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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辩证法：
名家还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他们认为事物的大 小、高低、长短、黑白等矛盾，失去一方另一方也就不存 在。惠施认为一切事物都处千运动、变化之中，也提出了类似于“物方生方死”的观点。当然要指出的是这一类观点是有相对主义成分的，但是从主要方面来讲，但主要是唯物主义的。
名家的代表人物公孙龙在《白马论》中提出“白马非马”的论题，其中 含有一般与个别、共性和个性的辩证法因素。他提出： “马”的概念表示马的形体，“白”的概念表示马的颜色，表 示颜色的不等千表示形体的，所以白马不等于马；“白马” 包括了“白”和“马”两个概念，而“马”则只表示形体，所以 “白马”和“马”是不能等同的。在这里公孙龙的意思是一般的马是抽象的，白马是具体的，二者因此不能等同。在今天，纳粹中国和这的说法完全不同。中修集团不学无术且用心险恶，将白马非马的观点污蔑为诡辩论，是极端反动的。
公孙龙对概念论作了比较 深入的分析，强调要区别个别和一般，区别属概念(“白马”)和种概念(“马”)，这是对古代逻辑史的一个贡献。同 时，当时正是地主阶级急需巩固其政权的时候，混淆个性与共性之间的区别有利于奴隶主阶级复辟势力，让他们得以掩盖奴隶主和新兴地主阶级之间的根本对立。所以 公孙龙区别个性、共性的主张也具有反对奴隶主、反对儒家的意义。
和名家不一样，儒家就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反对白马和马的区别。这样一来，延申到政治领域，那么就可以说只有抽象的君主，君主都是圣明的。今天儒教徒也十分抹杀共性个性区别来颠倒黑白。他们经常鼓吹孟轲说君轻民贵等等是有进步性的。实际上他说的民不是普通百姓，也不是奴隶，而是指大奴隶主阶级。他要的是大奴隶主掌权方便复辟奴隶制。
公孙龙的观点其实就是在说：世界上没有抽象的君，只有具体的明君、暴君、昏君，这样进行具体分析就要得出庸君、昏君不能当政，有才有德的大臣上台就是合理，这完全颠覆了儒教的等级制度，因此受到当时和后世所有儒教徒的疯狂攻击，骂他是颠覆圣人之道。而公孙龙也因为否定了形而上学的这种观点，因此有巨大的进步性，是进步的地主阶级思想家。注：如前所述，儒家先提出正名，后来公孙龙提出革命的正名，这是对反革命哲学的反击。另外，除惠施和公孙龙外，其他名家也提出了一些闪耀着 辩证法光辉的论题。如有人提出：＂镞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时”，这里包含有相对静止的观点，是对 惠施“日方中方睨＂的补充和修正。还有人提出：＂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否定了惠施“小一”、“无内”的 观点，注意到物的无限可分性，是微分思想的最原始的萌芽。 名家思想中之所以有这些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因 素，还由于他们比较重视对自然界的考察，注意掌握科学知识，这也是和儒家敌视科学技术的态度针锋相对的。其实名家在这里和兵家一样的。兵家也因为需要研究战争、打仗一类的军事艺术，因此在这样的实践中锻炼培养出了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的思想，因此也就是趋于进步的一方，并在最后和法家地主阶级结为了同盟。
另外结合今天中修社会的情况，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一下孔丘及其徒子徒孙所鼓吹的“名实论”是什么东西。他要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万年不变的秩序，要把变化了的事实（儿子造老子的反，已婚妇女造家暴男的反）重新“摆正”，是及其反动的。而为了维护自己的这一套制度，他就要求社会上的人都应该遵守“仁”的理念。什么是仁呢？孔丘说，为人孝悌服从父母兄长，没听说过有几个会犯上作乱发；不好犯上却喜欢作乱（革命）的更是没有一个。所以他自己就交代了孝悌就是仁的思想的根本。要在社会推崇这一套君臣父子的制度，要所有人做到人人孝悌，换句话说就是要在家里做奴才，在社会不触犯上级。这样的人反而会革命吗？是根本没有可能的。把劳动人民都奴化变成统治阶级的狗奴才，这就是“仁之本”。
6.“离坚白”是什么意思？对我们有什么启示？
名家认为，国君如果要使国家安定，社会进步，必须坚决镇压复辟派。但是这些都是奴隶主贵族，深得国君的亲信。他们之间的关系就象石和坚、白一样密切。而今大出身寒微的法家要象分析坚、白、石使其相离一样，来说服国君不要相信奴隶主复辟派，使他们由亲变疏，这就必须要冒着生命的危险。从韩非借用“离坚白”的论题分析法家和奴隶主贵族斗争的形势来看，在战国末期，刑名学派非常强调“离”，是有其重大的战略意义的。法家的代表人物正是冒着生命危险，运用“离”的方针，使一些具有革新思想的国君，疏远了奴隶主贵族，转而支持、亲信法家，并进一步打击奴隶主复辟势力，使法制得到比较广泛和彻底的推行。由此可见，公孙龙倡导“离坚白”，也和“白马非马”一样，不是为了搞文字游戏，而是根据时代的特点，着关键问题 ， 提 出有效的策 略， 以反 对 法家 和刑 名学 家的共同敌人。而与之相对的观点则是同坚白。这种只看片面次要的部分，只在特定环境，因为某事就认定某人如何如何，就只能得出错误结论。
这在历史上来看，是非常有启发性的。秦朝为什么二世而亡，法家路线没有坚持下去，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奴隶主贵族的后代赵高联合反动势力进行了对地主阶级革新派的反攻倒算。而他之所以能够长期混迹在秦始皇身边，乃至担任了机要秘书一类的职责，就离不开秦始皇作为法家地主的一大局限性——秦始皇并没有正确的运用离坚白这一观点，单独的去分析出来赵高是什么阶级的代表，而只是凭借着投靠依附地主阶级的表象而把他当作了自己统治集团的一员，这样一来就为他后面进行复辟活动创造了有力的条件。
在我们生活中也是这样的。许多时候资产阶级并非是以穷凶极恶的面目出现的，而是像《阿q正传》中判处阿贵死刑的笑眯眯的光头胖老爷一样，以一副平易近人的样子出现的。他们也从来不吝于使用各种手段收买人心，比如在劳动者受伤时为其购买创可贴、请劳动者聚餐感谢其“辛勤劳动”等等。如果这样就对资本家感激涕零就大错特错了，是自发的走上了“同坚白”的邪路。
我们应该要从生产关系上看出其本质，把资本家从他的那些我不知道的“善行”中剥离出来，看到他的阶级本质，他的这些行为的目的，以及他的一切、所作的一切的花费，都是由剥削劳动者得来的，进而得出资产阶级个人不论如何“和善”、“好说话”，其阶级本性就决定了他们必然是险恶虚伪的，他们也许也像光头胖老爷一样对着劳动阶级笑眯眯的表示友好，但他们无时无刻不预备着要将劳动者敲骨吸髓、吃干抹尽。我们必须要看到阶级社会下一个人的根本属性——即它的阶级性。
7.名家局限：
军事上：
然而，作为进步的剥削阶级思想的代表，名家的思想中也有不少消极的成分，有些还是相当严重的。他们反儒还不彻底，提出“偃兵”一类的口号，这是反对新兴地主阶级的统一战争，在当时关于战争问题的争论中实际上站到儒家方面去了。
哲学上：
惠施：惠施从事物的发展和矛盾的转化看到事物间差别的相对性，但是他没有注意转化的原因和条件，有时走到否认事物的质的差异性这个极端 上去，变成无条件的“亦此亦彼”，陷于相对主义的谬误。在“今日适越而昔来”等一些论题中，他把时间、空间的相对性片面夸大，有否认时空的客观实在性质的唯心主义倾向。
公孙龙：公孙龙在分析概念中，把颜色、硬度等这些原来是 事物的属性看成是脱离具体事物而独立存在的实体。这样一来，事物就变成由各个分离而独立的观念如颜色、硬度、形状等所组成。公孙龙称这些独立存在的观念为“指”。这就是说，天下万物无不是“指”的体现，如果 没有了“指”，则“物”也就不成其为“物”了。这种观点就走到唯物主义的反面去了。
名法两家因为在哲学和政治要求的相似，因此结成了“统一战线”。邓析就是法家的先驱人物，公孙龙则是名家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