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封建社会后期杰出的法家政治家、史学家——新井白石（1657-1725）
如题，以下是对新井白石法家思想的介绍。
新井白石的生平经历在日本由于受到资产阶级反动唯心史观和儒教思想的严重影响，长期遭到埋没，鲜有研究。在中国的社会主义时期，由于日本资产阶级反动史学家的掩盖，新井白石的著作以及他的相关思想都长期没有被注意到，更没有被翻译成中文。直到中国发生资本主义复辟后，中国的资产阶级学者周一良前去美国的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拿到新井白石的自传《折焚柴记》，将其翻译为中文出版后，中国才出现了有关新井白石的研究，但也仅限于周一良等少数几个人对此有所注意，其法家思想在同为反动的帝国主义社会的中日两国自然是不会有什么人去细致研究的。
但不论如何，周一良毕竟根据新井白石的著作对其思想进行了一定的介绍，结合其介绍和新井白石的著作，可以窥见新井白石的法家思想。新井白石的思想说明了日本和中国一样，也存在着儒法斗争，日本法家反对儒家思想，宣扬法家思想的历史不仅是存在的，而且是很激烈的，通过对新井白石法家思想的分析，可以瞥见日本儒法斗争的一个重要片段。
新井白石（1657-1725）成长于元禄文化出现的时期（1688-1704），在1709年其主君德川家宣继任为幕府第六代将军后受到重用，推行了一系列的法家政策。
新井白石在当政期间实行了一些较为进步的法家政策，对内使多少缓和了日本当时尖锐的阶级矛盾，促进了商品经济，使日本封建社会继续向前发展，对外捍卫了日本的国家主权，打击西方传教士的殖民侵略活动，并建立了与朝鲜平等的外交关系，同时也利用西方传教士来积极了解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等研究成果，开创了日本的“兰学”（也就是西学）。新井白石的几项主要政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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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铸金银货币，反对铸造不足值的金银币，消除通货膨胀，并罢免了借负责铸造货币大肆贪污的荻原重秀，同时也是打击了他背后的封建大商人的投机活动，稳定了日本国内的经济情况，给日本资本主义萌芽发展提供了平稳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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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大地主阶级土地兼并，打击私自抢占土地的大地主，阻止大地主借诬告农民侵占土地的情况，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农民贫困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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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轻严苛刑法，对于暴动的农民、市民等采取改良主义的招抚政策，即只追究“首恶”，对其余进行罚款。虽然依然是反人民的镇压政策，但相比儒家路线下的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杀死有所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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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议废除长期以来严重增加幕府财政负担的皇子皇女出家政策。德川幕府为了架空天皇，限制天皇权力，曾规定天皇子嗣中除了身为太子的皇子可以继承皇位外，其余的皇子皇女都一律要出家为僧尼，以此来将他们贬谪出政治界，让他们失去争权夺势，危及幕府统治的可能。但是这样却需要耗费大量的寺院土地来供养他们，幕府则需要承担他们的开支，这对于幕府而言是一个庞大的开支，使本就入不敷出，陷入财政危机的幕府更加收支更加难以平衡，对人民而言也是沉重的负担。新井白石说皇子皇女娶妻嫁人是“人之常情”，以伦理道德的名义主张要废除此项制度，实则是因为这样可以缩减幕府开支，他的提议于是改善了幕府的财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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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西方传教士的侵略活动，将荷兰传教士关押起来，禁止其在日本自由刺探情报或者回国。但是新井白石作为法家地主并不能完全理解传教士的侵略野心，他对传教士也存在认识不清的地方，并不相信传教士真的是西方殖民者侵略活动的急先锋，只是在客观上将传教士关押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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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了解西方先进研究成果。新井白石主张对在押的意大利、荷兰传教士不应当处死，而应当利用其获得各种西方情报。他非常重视这些西方知识的机会，以至于他将自己和传教士的会面称之为“一生奇遇”。他亲自来到狱中，询问传教士有关西方大致的政治经济情况，了解西方的地理知识并让西方传教士绘之，并通过传教士来获得许多西方当时的自然科学研究成果，外国人的生活方式，社会制度等等。为了掌握这些知识，他还亲自学习了数百个荷兰语单词，对这门外语有了一些大致的了解。因此新井白石在后世也被称为日本兰学的开创者。可惜的是，后面日本兰学渐渐变质成崇洋媚外，贬低日本民族文化的洋奴学了，背叛了新井白石研究西方知识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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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朝鲜建立友好平等的外交关系。当时朝鲜曾派使节过来要求与日本建立稳定的外交关系，新井白石认为朝鲜在言语上有贬低日本地位的意思，把日本贬低为朝鲜的属国，因此据理力争，取得了与朝鲜的平等地位。此外，朝鲜还以日本文书犯讳为由对日本外交使节百般挑刺，新井白石有理有据地反驳了朝鲜一方的无理要求，用法家的唯物主义思想批判了儒家的“避讳”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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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井白石从1709年到1716年经历了德川幕府的第六代和第七代将军，一共推行了八年的法家路线，使日本元禄文化时期的经济、文化繁荣得到了延续和发展。但是第七代将军德川家继死后，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代表日本大地主阶级、封建大商人的利益复辟了儒家路线，罢免了新井白石的官职，新井白石只得引退，余生从事历史研究和语言学研究，主要是对历史作出了一定的贡献，阐明了一些进步的法家历史观。
历史学方面，新井白石的法家思想体现在：
一、反对儒家天命论和神道教神话所宣扬的唯心主义历史观。
新井白石认为，历史既不是如儒家所言由玄之又玄的天命决定，也不是如神道教所言是由虚无缥缈的神话人物决定，而是有着自己的一定“事势”和“时变”。他的历史观基本上是历史进化论的，认为历史发展有自己固定的规律，是一代比一代进步。他认为，日本的历史可以划分为天皇“九变”和武家“五变”，认为日本历史从上古时期有九个发展阶段，经过九次变化而达到武士当政的幕府时代，而幕府时代又有五个发展阶段，经由五次变化达到当代。虽然这样的思想还充满了许多不科学的成分，并且新井白石对“势”的理解还仅限于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但是他的这种思想毕竟带有法家唯物主义的色彩。最为突出的则是他在其历史著作《读史馀论》中力图以类似于柳宗元《封建论》的方式论证日本政治制度从天皇制过渡到幕府制乃是历史的必然，是统治阶级内部斗争长期发展的结果。有如此成就的新井白石可谓是日本法家历史学的集大成者了。
二、反对迷信，提倡唯物主义。
新井白石在当政时就认为年号与王朝兴衰无关。当时日本幕府曾有一次改元正德，儒家大地主为了维护礼教，于是从明朝史书的故纸堆里翻阅资料，搬弄明朝的儒家教条说什么凡是年号里有“正”的王朝统治都不稳定，改元正德是不祥的。新井白石对此义正言辞地反驳说，中国和日本都曾经广泛使用带有正字的年号，但是并没有什么不祥的事情发生，明朝人的说法都是臆测。他还说，古代中日两国都没有什么年号可言，人的寿命长短，国家的兴衰都没有受到什么影响。他还旁征博引了从西方传教士那里了解到的西方政治制度，指出西方国家里面很少有使用年号的国家，其他的国家自诞生以来就没有什么年号的说法，但是最近西方诸国因为继承权的问题爆发过许多战争，国家出现了许多乱象，这些没有年号的国家该怎么解释其中的兴衰呢？可见归根到底国家的兴衰不取决于年号，而取决于人事。这里面不仅体现了新井白石的博闻强识，也体现了他的唯物主义思想。
此外，新井白石对于日本的神话也尝试用带有唯物主义倾向的方法进行解释。当时日本的神道教为了欺骗人民，胡说什么天皇的祖先是天照大神，说什么皇室是神的后代，日本上古时期是神话时代。新井白石对这种长期以来主宰日本史学界的看法提出了质疑，他鲜明地指出“神即是人”，“以为神之名みてと，实为男子美称”，暗含了神话是对人的美化的意味，提出了公开的无神论思想。这在当时宗教氛围浓厚，儒教长期主宰日本思想界，而神道教、佛教迷信又盛行的日本社会是“惊世骇俗”的。因此，新井白石在编写日本史书时，也将神话看作是现实社会历史的反映，尝试用人类历史的逻辑来诠释神话，从神话中看出日本上古时期的历史。虽然其中的成果在如今看来是很幼稚的，但是他却是日本第一个敢于提出如此思想的，或许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在史学界提出如此思想的，比西方同样提出如此思想，尝试用神话来解释原始社会历史并论证母权制存在的巴霍芬早了两百年。
三、提倡“学以致用”的史学观。
新井白石认为历史应该起到实际作用，反对一味地钻进故纸堆里考据，这与和他同时期的颜元“践履”的思想类似。因此新井白石花费了许多时间研究那些长期被日本正统主义儒家史学家忽略却有益于维护封建统治的历史，如国内少数民族虾夷人、琉球人的历史地理情况，如西方的社会制度和大致的历史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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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历史学，新井白石在其它方面也颇有造诣，这一点从他能够自学荷兰语上就能够看出来。新井白石在语言学上的成就除了一些对语言族类、不同语言特征的考证外，还有一个在当时可谓是较为先进的观点。当时在中日韩越四国的东亚文化圈里，使用的文字都是汉字这一表意文字，而当时各国的儒家语言学家也俨然站在正统主义的立场上鼓吹汉字的优越性，认为汉字是最先进的文字，并且永远不会也不需要改变。新井白石基于法家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和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再加上他对西方欧洲语言中表音文字的理由，和儒家语言学的观点反其道而行之，指出表音文字才是相较于汉字更加先进的文字系统，在语言学上打击了儒家思想。这一点在亚洲直到后来中国社会主义时期才再次在中国国内得到公认，而资产阶级语言学家到如今还不承认这一点，可谓是在语言学上又大赢了。除了表音文字和表意文字之争外，新井白石还认为不同民族的语言体现的是不同民族的文化，并且不同民族之间的语言，如朝鲜语、汉语、梵语、日语中间是相互影响的，要想了解日本古今的语言，就需要了解那些影响到日语的外语。他反对儒家的形而上学世界观，认为语言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语言实际上已经有古今之别（古日语和当代日语），并且也有“雅言”和“俗言”之别（也就是说同一门语言在统治阶级那里和被统治阶级那里使用方式是不同的，不能一概而论），此外一门语言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表现形式也是不同的。因此，以日语为例，即使日本人说的都是日语，也有必要根据一段话所处的时代、社会和说话者的身份来对这段话和处于别的具体情况的其他话加以区别。最后，新井白石由于承认语言的变化，因此也尝试对日语的词源进行探索，虽然许多结果不免为牵强附会，但这样的尝试本身在封建社会的条件下也是难能可贵的。这就是新井白石作为法家地主阶级在语言学上的历史进化论观点。
还有一点便是新井白石在自然观上的唯物主义思想。新井白石在自传里曾经记述了这样一件事，就是在元禄十六年（公元1703年）他所在的日本关东发生地震。在地震发生后，他既没有求神拜佛，也没有惊慌失措，而是镇定地查看妻儿和主君的安危，为地震后可能发生的火灾做好防火措施，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尝试推测地震发生的规律。这段经历除了具有为后世地震学研究日本地震史的史料价值外，还体现出新井白石身为法家朴素唯物主义者将地震这样的灾难当作一般的自然现象看待的习惯，说明其是不相信地震是由天命或者什么意志引起的，否则便不会有如此表现。
最后，新井白石在文学上也颇有造诣。新井白石熟读唐诗，自己也会作诗，文学风格多贴近现实，生动活泼，体现了其法家的文学思想。新井白石的自传《折焚柴记》便是一部兼具史料和文学价值的著作，在明治时代后这部自传的上半部分长期被选作语文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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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良对新井白石的介绍和新井白石自传《折焚柴记》可以参考：
为什么说表音文字更进步？第一次看到这说法。社会主义中国时期相关的资料是什么？
因为语言既然是为了方便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的，那么自然是越简便越容易掌握越好，掌握难度越来越低好。拼音文字只有二十几个字母，学完了以后只要进行一定的排列组合就能拼出各种词，但汉字确有几千个方块字，掌握的难度客观上就是比拼音文字麻烦，对于学习汉语的人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困难。所以毛主席说：“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
谢谢！你这解答了我很久以来的一个疑惑，就是我以前在读鲁迅的著作的时候，里面有他关于文字改革的看法，就是他们主张拼音画文字，然后与守旧的要求保持文字的进行斗争。我当时就比较疑惑，因为哪怕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也只是简化汉字，然后再配合拼音的使用，所以我当时会觉得鲁迅的全盘拼音化有点太过头了。现在看了你这个我才明白，原来鲁迅他们主张拼音化文字，与守旧的要求保留原汉字的人，是进步与守旧的斗争。
片面拼音化也是不对的，鲁迅也不是主张片面拼音化，而是要求能够简化汉字，将简化字作为简化运动的过渡阶段，最终实现完全的拼音化。片面拼音化只主张将汉字强行用拼音直接代替，却不改变字的含义和相应的语法，形式上改成了拼音，但和依然处于表意文字阶段的语言是不适应的，是一条形式主义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韩越就是搞片面拼音化后饱尝恶果的国家。比如韩国说是所谓“去汉化”，结果内容全是汉字，只不过是形式上不用方块字而已了。最后的结果就是韩国的人名、地名还有各种概念都不得不用汉字，“去汉化”到最后走向了自己的反面，连形式上也去不彻底。
可见片面拼音化完全是崇洋媚外的卖国主义方案和复古守旧方案的混合物，可谓是学到了“中体西用”的精髓，也就是说“方法要新，思想要旧”，内容上还是陈腐的文言文，形式上换成了密密麻麻的拼音，给人学语言带来了双倍的困难。所以这就是问题，既要反对右倾的顽固坚持汉字万世不变的儒教保守派思想，又要反对“左”倾的片面拼音化的洋奴哲学，将拼音化的阶段论和不断论相结合。这也是社会主义中国一直以来走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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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汉字拼音化，这篇文章虽然资产阶级观点比较浓厚，对赵元任的缺点不讲，美化太多（比如没有指出他存在一定的片面拼音化的倾向），但是对于赵元任关于汉语拼音化，反对汉字不变论的研究成果是有所介绍的。赵元任的一些想法是经过大量调查研究合乎语言学逻辑的，但是毕竟没有超出资产阶级的框框，而且也非常脱离群众，不能和使用语言的主体劳动群众相结合，因此只能沦为空想，可谓是民族资产阶级方案在语言学上的破产。
让我想到日本的片假名单词就非常逆天，实际上也是片面去除汉字的手段。最后就导致日本人学不懂，欧美人看不懂，完全是废物洋奴
说起来好像直接变成语言学讨论了，之后可以继续讨论这些
之后可以专门发一个帖子讨论语言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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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