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编辑部
近日，中修仿佛着了魔一样，孜孜不倦地报道所谓的“魔改”现象，大肆谈及所谓利用“AI技术”对各种“经典”作品进行大幅度改动的情况。为此，中修还专门播放了几段所谓“魔改”的画面，比如曹操拿起机关枪、林黛玉倒拔垂杨柳、唐僧飞天遁地打妖怪等。在中修看来，“魔改”似乎已经成为一个意义重大的社会事件。
中修对于这些所谓的“魔改”到底是什么态度呢？中修不仅引入了多位“网友”大谈“AI魔改”引发的“争议”，还请来了“法律专家”，摆出一副权威的架势，宣布“AI魔改”存在的种种缺陷。最后，中修甚至亲自下场，指使广电总局网络视听司发布《管理提示（AI魔改）》，声称要全面加强对“AI魔改”的“排查清理”，毫不掩饰地表露出对“AI魔改”的强烈反对。对于这样的现象，许多小资产阶级一片哀嚎，直呼中修此举将剥夺他们观看“鬼畜”视频的乐趣，仿佛中国文化已经被中修管控到濒临亡国灭种的边缘。
那么，究竟如何看待“AI魔改”现象？又该如何看待中修出台的管控“AI魔改”的措施？这就涉及到到了资产阶级思想和无产阶级思想间的激烈斗争，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重大问题。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出发，为了理清此次事情的前因后果，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得出一个科学的结论，就有必要对“AI魔改”进行全方位的分析，最终揭露中修管控“AI魔改“的真实意图。
中修指责“AI魔改”作品“亵渎经典IP，冲击传统文化认知，与原著精神内核相悖”，这种说法实在可笑，因为这样的指责其实是“冤枉”了这些“AI魔改”作品。若从思想内容而非形式上进行分析，就会发现，这些看似“魔改”原著的“AI魔改”作品，其实忠实地继承了原著的“精神内核”，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更加“丰富”的推陈出新。
不错，“AI魔改”确实在形式上对原著进行了大幅改动，但其本质并未超出原著的范围。这是因为，“AI魔改”中的人物虽然大幅偏离了原著，但其基本特征，行为的一举一动却是保持不变的。例如，封建社会的曹操虽不可能拿起机枪，可是中修拍的资产阶级电视剧《三国演义》却也无意将曹操塑造为一个封建人物，而只是将其描绘为一个披着封建帝王皮囊的资产阶级野心家。既如此，那么虽然历史上的那个善于计谋，执行法家路线打败袁绍，统一北方，实现“三分天下有其二，十分人口有其九”的曹操与机枪无缘，但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的野心家在动用军事力量时，拿着机枪却并没有什么不对。《红楼梦》里的贵族小姐林黛玉自然拔不动杨柳树，但是假若像中修拍摄的电视剧《红楼梦》那样，将封建社会的林黛玉塑造为资本主义化的大小姐，从一个封建社会末期的民主思想家变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任性乖张，为所欲为的极端个人主义者，变为一个只知谈情说爱，除爱情外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桃花源中人，那么看似荒谬的林黛玉倒拔垂杨柳也就变得理所当然了，成为了资本主义“林黛玉”发泄自身个人主义思想的体现。因此，在“AI魔改”中，大改动中有不改，根本不变的是角色本身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而改变了的则只不过是他们体现自身世界观的形式罢了。就像“AI魔改”绝不会在符合农民真实形象的前提下将曹操改为黄巾起义的农民领袖，也绝不会将林黛玉改成带领贾府农奴攻打大观园的“强盗”一样。这也是为何同为“魔改”，所谓“癸酉本《红楼梦》”中将林黛玉歪曲为一个带着地主家兵镇压农民起义的反革命刽子手的桥段会为某些小资产阶级津津乐道了。
从艺术性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实际上也并不是没有过如此大幅度的“魔改”。在资产阶级文艺中，“单元剧”这种文艺形式不也同样存在吗？如果中修不是愚昧到毫无常识，不管是国外的《海绵宝宝》《辛普森一家》也好，还是国内的《喜羊羊与灰太狼》《熊出没》也好，这些作品中的角色不都是在每一集中呈现出新的花样吗？然而，众所周知，即使这些角色在每一集的行为和思想上存在各种显而易见的差异，观众仍然能够通过他们的外貌、基本性格等轻松地将其识别为同一个角色。如果仅因为形式上的大改动就被认为是“亵渎经典IP”，那么这些单元剧岂不是每时每刻都在“亵渎”自身？难道中修一定要捏着鼻子承认，世界上的一切资产阶级单元剧实则都是一团善于自我亵渎，自我贬低的文艺垃圾的混合物吗？也许中修只能自打自脸，将当年自己亲自操纵上海今日动画影视文化有限公司，舔着脸与法国资产阶级合拍的资产阶级文艺《百变马丁》打成“魔改”，说“《百变马丁》里第二个早晨里醒来的马丁冲击了第一个早晨里醒来的马丁的‘精神内核’，第三个又冲击了第二个，以此类推”吧！
由此可见，中修的指责实际上是站不住脚的。这些“AI魔改”固然是一堆反动的文艺垃圾，但中修的指控却与事实背道而驰。正确的结论只有一个。资产阶级的文艺形式虽然多种多样，但本质是一样的：所有这些文艺，不管怎样，归根到底都是资产阶级在思想文化领域对无产阶级的专政。
人们并不需要拥有多么广博的见识，只需看看这些年来中修如何赋予各种大篇幅“魔改”《西游记》原著的反动文艺以虚荣，就足够了。早在中国资本主义复辟后不久，中修就出于向中国人民灌输资产阶级反动意识形态，瓦解中国人民阶级斗争意识的罪恶目的，从香港引进了各色资产阶级反动文艺，什么金庸小说、黑帮电影，邓丽君专辑，简直是乌烟瘴气。在这之后，中修更是于1995年，仅仅对港片的原名装模做样地修改了一番后，便直接引进了臭名昭著的《大话西游》系列，遭到了人民群众的一致抵制，《大话西游》在群众的一片骂声中沦为了公认的烂片。然而，没过多少年，贼心不死的中修于2014年再次将《大话西游》重新公映。影片一经播放，中修便开始大肆吹捧《大话西游》系列的“美妙”之处，仿佛它已经从臭不可闻的文艺排泄物，变成了理应得到捧场的“经典爱情片”和“西影经典IP”，并且拥有着富含“勇敢、坚韧、担当、责任等精神内涵”的“经典”地位。[1][2]
这还不是事情的结束。另一部于今年8月20日上映的资产阶级文艺作品《黑神话：悟空》也受到了中修的褒奖。中修把这样一个充斥着黑幕文学、色情元素，渲染无政府主义的反动文艺渣滓吹得天花乱坠，又是“高成本、高体量、高质量”，又是“激赏中国审美”，又是“中国文化”“出圈”，又是“为全球玩家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华文化的新窗口”。[3]最为讽刺的是，《黑神话：悟空》不仅是“魔改”了吴承恩所写的《西游记》原著，更是“魔改”了“魔改”了《西游记》原著的《大话西游》系列，可平时自诩为“传统文化”维护者的中修，此时却对此哼都不哼一声了，只知一个劲地指使自己的文痞文丐们不断地为《黑神话：悟空》输出赞美之词。
中修的这些事迹恰恰很好地说明了他们言行上一贯的实用主义立场。中修绝不是反对“AI魔改”本身，更不是反对这些“AI魔改”中真正反动的思想内核，而只是对那些竟敢不听从自己号令，擅自改编“原著”的作品大发光火罢了。
资产阶级对现实的“魔改”难道还不够吗？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中修还有什么脸面大谈所谓“魔改”呢？如果真的要对小资产阶级的“AI魔改”嘀嘀咕咕，那么还请中修先照照镜子，看看自己到底是不是一个会真正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文艺的社会主义国家！
众所周知，在上世纪八十、九十年代，热衷于宣传儒教思想、叛徒哲学、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中修炮制了所谓“四大名著”的说法，还煞有介事地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先后拍摄了《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四部臭名昭著的资产阶级反动电视剧。在这里就应当简要地谈谈这四部所谓的“经典”电视剧都是什么货色！
最早开始拍摄的《西游记》是改编自反动封建文人吴承恩所著同名小说的电视剧。在原著中，吴承恩就已经大肆宣扬农民起义不可能胜利、封建制度永世长存的反动谬论，把象征着广大农民的领袖的孙悟空，丑化为了一个先是在大闹天宫时有勇无谋，狂妄自大，被如来佛祖镇压在五指山下后又丧失革命气节，唉声叹气地向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满天神佛求饶，跟着地主阶级派来的“官军”头子唐僧四处“打妖怪”——所谓“妖魔”从其描述的衣着、行为、思想来看，无非是经过丑化的农民起义军——并发展至心狠手辣地对自己的结拜兄弟牛魔王痛下杀手的阶级叛徒。这样一部反动透顶的神话版《水浒传》，却据中修所说是忠实地按照其原本的情节拍成了电视剧。这只能说明，中修与几百年前的反动封建文人吴承恩一样，抱着镇压人民反抗的阴险意图，借《西游记》丑化、贬低劳动人民，并宣扬叛徒哲学。
《红楼梦》是中修根据曹雪芹所著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剧。《红楼梦》原著虽然是一部伟大的政治历史小说，可是中修拍摄《红楼梦》电视剧却根本不是为了继承原著中真正进步的反封建民主思想，而是为了把《红楼梦》歪曲为符合自己利益需要的反动文艺。于是，中修纠集了一批资产阶级反动“红学”权威，在《红楼梦》电视剧中对原著作者曹雪芹所传达的思想大加歪曲，刻意大肆渲染《红楼梦》中的各种爱情桥段，吹捧其中各色渗透着资产阶级庸俗气味的反动爱情，将贾宝玉与林黛玉、贾宝玉与薛宝钗之间的纠葛硬改成恶臭的“三角恋”桥段，对代表封建儒家大地主阶级的反动地主婆薛宝钗百般美化，并借其形象宣扬儒教“三从四德”的父权制思想。此外，《红楼梦》电视剧还毫无廉耻地疯狂美化封建社会地主阶级铺张浪费、奢侈糜烂的生活方式，从而美化如今资产阶级较之地主阶级在浪费程度上高了不知多少倍的纸醉金迷的腐朽生活。在资本主义复辟后仍然坚持斗争，坚持革命理想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张春桥在批判这股“红楼梦”热潮时曾这样写道：
听一个人说过，他小时候第一次读《红楼梦》，最有兴趣的是书里说的那些好吃的东西。描写点心、宴会的那些章节，吸引着他，看了一遍又一遍。后来再读，兴趣就转到人物和事件， 对贾府的人和事就有喜有怒，有爱有恨了。再后来，学了马克思主义，才知道其中描写的是封建贵族的兴衰，才懂得对其中的人物要作阶级分析。这个人说的是他对这本书的认识，从少年到青年到成年一步比一步深入的历史。我想，这是符合实际的，也是有代表性的。当然，也不能代表一切人。比如，北京有个中山公园，公园里有个“来今雨轩”饭馆，近年经专家精心研究，出台了“红楼宴”，专门出售《红楼梦》里的饭食。出这个主意的就不是少年人，而是比我岁数还大的清朝的遗老遗少。可见，有的人活了几十年，仍然站在老地方未动，依然做着他的“红楼梦”。北京新造的大观园，更是号召人们重温元妃省亲的旧梦。可见，人们并不是因为年龄少长而区分爱憎的。[4]
《三国演义》是改编自反动封建文人罗贯中所著同名小说的反动电视剧。这部电视剧继承了原著各中色反动的儒家糟粕，极力宣扬所谓的“正统主义”观念，煽动“尊刘贬曹”的歪风邪气，把历史上的法家政治家刘备丑化成了一个满口虚伪的仁义道德，只知发假慈悲的儒教徒，又大肆污蔑在历史上“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5] ，“很有本事”，“至少是一个英雄”[6] 的杰出法家政治家曹操，将其丑化为按资产阶级面貌塑造出来的资产阶级野心家，还尤其恶毒地歪曲蜀国的法家政治家诸葛亮的形象，竟将其说成是一个只知装神弄鬼、迷信天命的“生而知之”的神棍。中修所拍摄的《三国演义》散布的这些恶劣影响，早已将历史上三国的法家人物歪曲得面目全非，可谓是真实地继承了恶臭不堪的《三国演义》原著。
电视剧《水浒传》是继承自臭名远扬的反动封建文人施耐庵所著的同名小说《水浒传》，全名为《忠义水浒传》。《水浒传》全书疯狂鼓吹投降主义思想，极力美化一心盼望着接受宋朝封建王朝招安，充当封建地主阶级忠实走狗，靠出卖农民革命换取荣华富贵的混入梁山泊农民起义队伍的地主阶级异己分子宋江，将这个罪行累累的投降派吹捧为“替天行道”的“及时雨”和“呼保义”。宋江在混入梁山泊农民起义队伍后大搞阴谋篡权活动，大肆拉帮结派，封官许愿，以各种名目网罗了一批地主阶级分子挤入梁山，让他们坐上梁山头几十把交椅，最后“屏晁盖于一百〇八人之外”，“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7] 鲁迅曾对《水浒传》的反动性作出了一阵见血的揭露：“他们的旗帜是‘替天行道’。他们所反对的是奸臣，不是天子……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8] 必须要指出的是，由于中国人民曾在社会主义时期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评《水浒》运动中对《水浒传》进行过深刻的批判，因此，中修在复辟资本主义后无法将《水浒传》原著直接改为电视剧，而是不得不装模做样地淡化《水浒传》露骨宣扬封建忠义的情节，尤其是对《水浒传》原著中大肆污蔑伟大的农民起义领袖方腊的内容作了一定的改动，依靠着无耻抄袭评《水浒》运动中批判宋江投降派本质的手法，将方腊歪曲成一个表面上冠冕堂皇，指责宋江接受招安，甘当朝廷鹰犬，背地里为了个人野心大搞封建割据活动的野心家，从反面丑化方腊的光辉形象。这同样是《水浒传》最为恶毒的片段之一。
对于这些肆意歪曲历史现实、大刮历史虚无主义妖风的反动文艺作品，中修曾说过什么吗？从来没有！不仅如此，中修甚至不满足于仅仅拍摄所谓的“四大名著”，还热衷于大肆美化历史上的各类帝王将相，借封建亡灵来宣扬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从而“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9]张春桥曾对此不无讽刺地写道：
每天看电视，都可以看到一段皇帝推销面食的广告。“做皇帝要做好皇帝，吃面要吃好面。”开始，觉得很好笑：皇帝做起推销员来了。继而又想，这也不奇怪。有钱能使鬼推磨， 欧洲的国王们也做广告，包括剪彩仪式之类。不过，那是欧洲，而不是中国。中国皇帝，包括那位末代皇帝都早死光了，怎么要他们来兼任推销员呢？
现在宣传人民生活改善的材料，不可少的一条是家里装了电视机。我想中国皇帝可没有一个得到这么大的幸福，因为那时还没有电视机。无电视可看，也不能七［去］做电视广告。现在电视里皇帝的戏真多。每天打开电视机，很难得看不见皇帝。也不知那［哪］一位是好皇帝，或者坏皇帝。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都超越了时间和空间，满嘴里自由、民主、平等、 仁爱。艺术家有创作自由，皇帝、神仙、花鸟鱼虫都可以为艺术家所用。[10]
除了上述种种丑事，中修炮制的所谓“AI钱学森”、“AI邓丽君”究竟有多么荒诞不羁、多么美化这些反动人物，而中修近期大力宣传的极端反动的历史虚无主义作品《我在长征路上开超市》《当马克思遇见孔夫子》等等又是多么人憎狗厌也不必多言。可见，资产阶级反动文艺本身早已是对现实的粗暴歪曲，如果谈到所谓的“魔改”，那么中修自己便是最大的篡改者！
如前所说，中修指责“AI魔改”并非真正反对“魔改”本身，而仅仅是为了反对那些不符合中修意图的“魔改”作品。因此，中修容得了《大话西游》，容得了《黑神话：悟空》，却对“曹操拿机枪”或“林黛玉倒拔垂杨柳”之类的“魔改作品”无法容忍。
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样？归根结底，是因为中修所不允许的“AI魔改”作品，虽然和中修所允许的那些作品同属于资产阶级文艺，但却出自小资产阶级之手，带有强烈的不受中修控制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在这些“改头换面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文艺作品中，曹操不再如中修所期盼的那样，成为荧幕上践行资产阶级阴谋诡计的“奸雄”，而是变成了一个滑稽的丑角，尤其是当中修极力树为儒教道德典范的“忠臣”诸葛亮、“烈女”林黛玉、“君父”康熙，一个个成了小资产阶级大加滑稽化的对象后，中修的儒教权威就失去了，中修的修正主义统治就遭到了小资产阶级自发的自由派思想的挑战。因此，出于维护统治的目的，中修自然会对这些反动文艺加以一定的限制。
但另一方面，中修实际上并非要对这些“AI魔改”一概赶尽杀绝，而只是希望在高高的调子中将这些“AI魔改”纳入自己可控的范围内。因此，尽管中修如今出台了一些政策和法规，但日后不会，也不可能做到彻底抹除“AI魔改”。因此，那些以创造这些文艺垃圾为乐或者借此牟利的小资产阶级们完全可以放心，只要他们一天没有对这种反动文艺产生真正的痛恨和厌恶，他们与中修这样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归根结底只不过是同一个资本主义战壕里的“战友”，想必中修对这样的“战友”是会大加“优待”的。
不过，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这无疑是件大坏事。中修虽然不会真正封禁“AI魔改”，但却能借封禁“AI魔改”的名义，打压各种反映人民群众诉求、体现无产阶级思想的网络作品——无论它是否属于文艺范畴——并以“亵渎经典IP、冲击传统文化认知、与原著精神内核相悖”等罪名加以封禁。因此，我们绝不能仅将中修的言论当作一个纯粹的笑话，它实际上还包含着对无产阶级进一步加强思想文化领域专政的意图。
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文艺应当是社会主义的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结合。革命现实主义使文艺真实地反映生活中的各种现象，而革命浪漫主义则使文艺高于现实，更集中地表现现实中的典型形象。因此，假如以无产阶级文艺的水平为标杆，那么对于改编应当持有以下观点：“历史剧需要艺术加工，需要再创造，我们并不要求新编历史剧的细节都同历史一样，但必须要求在人物的阶级立场、阶级关系上符合历史真实。”[11]在此基础上，发挥浪漫主义的才能，进行各种艺术改编，当然是恰当且值得赞扬的。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法家地主阶级诗人李白的诸多诗篇都以富有夸张手法的浪漫主义色彩而闻名，他的诗句“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秦王扫六合，虎踞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等，都成为了传世经典。在西方文艺史上，美国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马克·吐温的小说《康州美国佬大闹亚瑟王朝》就以资产阶级的批判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式，在看似充斥幻想、实则无比现实的亚瑟王传说中辛辣地讽刺了腐朽没落的欧洲封建贵族和大搞投机倒把，依靠掠夺人民发财致富的资本家。他把过去被西方地主阶级和各种反动势力吹嘘得神乎其神的封建道德“模范”亚瑟王、梅林、兰斯洛特等都统统打翻在地，予以尖锐嘲笑，又不无幽默地借主人公资本主义投机倒把的丑恶行径，揭示了当时西方资本主义的反动腐朽。除此之外，革命导师毛主席的诸多伟大诗篇，如《念奴娇·昆仑》、《念奴娇·鸟儿问答》、《贺新郎·读史》等，都是在革命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充分发挥革命浪漫主义的典范，是文艺创作中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又一高峰。可见，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反对一切改编，而只是反对那些歪曲历史事实、脱离社会现实、美化反动势力、污蔑进步人物、丑化人民群众的反动文艺，反对这样的“改编”。马克思主义文艺绝不是简单照搬现实、毫无创新的自然主义，而是追求艺术真实，将政治性与艺术性高度结合的最先进的文艺作品。“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12]当今的世界正处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是人类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时代。在这个过渡时期，伴随不同形式和内容的无产阶级革命而来的必将是丰富多彩的无产阶级文艺。在其中，必将出现超越当今一切资产阶级文艺的伟大著作，从而使社会主义文艺达到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新高峰。
张春桥：《1992年4月22日》，《张春桥狱中家书》，中文大学出版社，2015年。 ↩︎
毛泽东：《浪淘沙·北戴河》。 ↩︎
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 ↩︎
毛泽东：转引自《人民日报》1975年9月4日。 ↩︎
鲁迅：《流氓的变迁》，《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 ↩︎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 ↩︎
张春桥：《2000年4月22日》，《张春桥狱中家书》，中文大学出版社，2015年。 ↩︎
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人民日报》1965年11月30日。 ↩︎
毛泽东：《沁园春·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