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篇文章的内容是斯大林时期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苏联拖拉机女驾驶员帕莎·安格丽娜在答复一家美国资产阶级出版社的来信和一位美国农民的来信时所写的自述。她的经历可谓是和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电影《金光大道》中的种种情节不约而同，遥相呼应。她参与建设苏联农村的过程正好说明了社会主义文艺的真实性和“高大泉”式人物真实存在的客观根据，让我们能够通过她的人生经历来对社会主义社会人们普遍的精神面貌有一个更加具体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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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莎·安格丽娜——最为重要之事
普拉斯科维亚·尼基什金娜（“帕莎”）·安格丽娜（1912-1959），一位典型的斯达汉诺夫式人物，也是第一个全由女性（最初是希腊族裔）构成的拖拉机队的创始人，也是苏联历史上最为著名、最受赞誉的女性劳动英雄。她写了数本自传，以描述她的劳动成就和向上努力攀登的人生经历（她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成为苏联最高苏维埃的一名代表，后来进入大学学习，最终毕业成为了一名农业学家）。
不久前，我收到了一封来自美国的信。我认识的一位老师替我翻译了信件的内容。它告诉我，纽约百老汇街的296号的一家出版社将要发行一本《世界名人传记全书》，收录全球各国知名杰出人物的传记。
信中向我解释了所谓“杰出人物”的内涵。首先他们会包括联合国的领导人们；其次，就是原子弹的创造者；除了这些还有其他的，诸如科学家、艺术家、作家，还有实业家。信纸上画着一本厚厚的打开的书，上面是一幅世界地图。编辑告知我，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普拉斯科维亚·尼基什金娜·安格丽娜的名字已经被选入了《世界名人传记全书》，并邀请我填写信中附送的调查问卷。
除了一般的问题（姓、名、出生地和出生日期等）外，问卷还要求列出我“从职业生涯开始到如今”的所有职业、头衔和奖项，以及相关的家庭和工作地址和同事的名字，我的父母和孩子，军队差异，我的出版物，还有很多很多…
这是我填写的东西：
“普拉斯科维亚·尼基什金娜·安格丽娜
出生：1912
出生地（也恰好是我的工作和家庭地址）：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斯大林省斯塔罗-别谢沃村
父亲：尼基塔·瓦西里耶维奇·安格林，集体农场成员，以前是田地工人。
母亲：艾菲米娅·费多罗夫娜·安格丽娜，集体农庄成员，以前是田地工人。
“事业的开端”：1920年，与父母一起为富农工作
1921-22年：在阿列克谢耶夫-拉斯尼安斯卡亚煤矿的运煤工。
1923-27年：再次被雇用为田地工人。
1927-30年：在农业合作社（后来列宁集体农庄前身）做马夫。
1930年至今（1939-40年在莫斯科的蒂米里亚泽夫农业学院学习除外）：拖拉机驾驶员。
三个孩子：斯维特拉娜、瓦列里和斯大林娜。
1937年加入了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党员身份持续至今。
农村雇员工会组织的成员。
出版物：一本名为《我的旅》的小书，1938年在基辅出版；以及一些在杂志和报纸上出版的文章和讲座内容，在上面我讨论并尝试分析我在组织拖拉机大队方面的工作。
至于军队荣誉，我有着“卫兵”的头衔，这是一个前线炮兵旅授予我的头衔，以表彰我在战时艰苦的环境下依然在后方坚持出色的工作。
来自第474选区的最高苏维埃代表。
获奖及荣誉称号：社会主义劳动英雄，斯大林奖获得者，全俄农业展金牌得主，两枚列宁勋章，一枚劳动红旗勋章、奖章…”
这份问卷非常详细，甚至询问了我的结婚日期和我母亲的娘家姓。然而，它没有问最重要的问题：我是如何从一个简单的田间劳动者，成为重要的国家官员和最高苏维埃的代表的？
这个问题是在问卷调查前不久从美国寄来的另一封信中提出的。这封信是阿拉巴马州一个名叫本杰明·马滕的农民写的。
关于他自己的事情，他只有两个字要说:“非常糟糕。”没有翻译我也能理解……
他不想知道我结婚的日期。马滕想知道的是，像我这样的人物——从田野工人到拖拉机司机再到政治家——在苏联是怎么可能实现的？
我订阅了《美国》和《英国盟友》杂志。在我看来，他们往往会在很大程度上歪曲现实，并且经常提出与马滕所抱怨的不一致的主张，但我对此不认可……
在这些外国杂志中，人们经常看到对“令人眼花缭乱的专家”和“杰出的”传记的描述。例如，我记得有一篇文章热情地描述了一位重要人物的生活，用杂志的话说，他“来自人民”。他曾经是一个简单的报童，但后来赚了很多钱，成为许多报纸的老板，并获得了勋爵的头衔。
于是我对自己说：假设他们把我们的传记，我的和勋爵的，都印在他们的人物传记全书里：我在“A”下面，他在“B”下面（我指的是比弗布鲁克勋爵）。他的传记是这样的：姓，名，出生日期，结婚日期，贫穷的父母，从报童到勋爵。而我的则是：姓，名，出生日期，结婚日期，贫穷的父母，从田间工人到最高苏维埃代表。”
“有什么区别吗？”我的美国朋友本杰明·马滕和成千上万的人就会像他这样问。
事实上，如果不问“怎么”，就不可能理解和欣赏一个苏联人的生活故事，因此也就不可能理解和欣赏我自己的生活故事。重要的不是我的特殊情况，而是我的崛起并不例外。因为如果那位先生，正如这本杂志正确地描述的那样，“从人民中崛起”，我和人民一起崛起，我和人民一起成为英雄。这是很重要的。
因此，我将允许自己超脱于《世界名人传记全书》问卷调查的内容，与其说是对人数众多的编辑委员会，不如说是对成千上万的美国农民，来谈谈这个重要的问题。与此同时，我想回答一个问题，在我们广大联盟各地的同志们寄来的成千上万封信中，我总是被问到这个问题：“你是如何取得今天的成就的？”
在革命过后三十年的今天，回顾我们走过的道路，以令人激动的传记来记录我们的国家，也用于记录我们国家每一位公民——是极为恰如其分的。我们的生活与我们的国家和党的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我们谈论我们个人的劳动与成就、悲伤或快乐时，我们不得不谈论一些比我们自己的传记大一百倍的东西。
无论我们拥有什么样的优点，无论我们拥有什么样的知识、财富、力量和幸福，这一切都是一个伟大事件的结果：苏维埃政权的胜利。
我已经在拖拉机上工作很多年了。对我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份“工作”——它是我在争取五年计划和在卫国战争的战场上胜利的位置，是我幸福、成功和名誉的源泉。
我永远不会忘记，13年前，在教育委员的招待会上，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带着我们这些淳朴的农村姑娘到列宁陵园游览的旅途。
我们屏住呼吸，走过列宁的灵柩…当我们重新回到红场上时，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平静地说：“他梦想着为俄罗斯制造十万辆拖拉机……”
那是1930年的春天，当我第一次坐上拖拉机的时候，我不了解列宁的理想，也不知道其他成千上万拖拉机已在那里了。1930年，在六万拖拉机司机中，我是唯一的女性。我对此也不知情。
我是用心灵而不是头脑来理解斯大林和他的党在农村所做的伟大事业的。
那是1930年，是集体化斗争取得胜利的一年，是农村生活大变革取得胜利的一年。
新的建筑工地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辽阔的联盟各地，年轻人将他们的汗水挥洒在国家建设的最前线。
每天晚上，我们这些斯塔罗-别谢沃的年轻人都会聚集在我们的俱乐部里，围着一张五年计划项目的地图，谈论我们国家的未来和我们自己的未来。它们明亮而没有限制，它们不可分割。
没有人会抱着手臂等待这样的未来。我们共青团的成员都是积极分子，在我们村里纷乱的生活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然而，在我看来，最重要和最艰难的战斗是在斯塔罗-别谢沃城外进行的。我决定去一个建筑工地，不是随便一个工地，而是五年计划中最震撼的地方之一。那一年，我每天都如饥似渴地阅读报纸上的广告：“招聘工人”。
有一天，我决定穿越半个地球去西伯利亚，去建造未来的花园城市库兹涅茨克；第二天，我就要准备去第聂伯河水电站工作了。或许我根本不需要穿越半个地球，毕竟：我们的村庄正好在顿巴斯地区的中央，所以无论你走哪条路，你都会来到一个卓越的建筑工地：戈尔洛夫卡或克拉马托尔斯克重型机械厂，著名的鲁钦科夫矿山，亚速钢铁厂…
我哥哥伊万一直试图让我相信，我们的斯塔罗-别谢沃也在制定五年计划。我不同意，坚持要到别的地方去。
突然，伊万——我们地区的第一个拖拉机司机和党支部书记——被送去进修了。所以我决定代替他。
一开始人们只是嘲笑我，但由于区政府没有派人来代替他，拖拉机也闲置着，我被允许试一试。我哥哥教了我一些关于拖拉机引擎的知识，在做了一些额外的准备之后，我通过了测试。
“好吧，”他们告诉我，“继续工作吧。但是请小心点！”
第二天早上，很早很早，我第一次开车去了那块地。空气如此清新，我的脸颊都在灼烧。我的拖拉机嘎嘎作响。我不停地回头看，看到我的第一道沟留下的黑色痕迹。薄薄的蒸汽从上面升起……我想唱歌，想扯着嗓子大声喊叫。
我决定成为一名拖拉机驾驶员。这就是我所做的。现在说“决定并成为”很容易，但在1930年春天，这是非常困难的。它消耗了我太多的心力和眼泪！
但我不怕苦，我有足够的力量。我刚满十八岁，但已经是一名“共青团老兵”了。我们共青团员已经习惯了艰苦：在我们后面的人很多，在我们前面的人也不少。
到1930年，发生在全国其他许多村庄的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斯塔罗-别谢沃。富农（在乌克兰我们称他们为“kurkuls”）遭到殴打和驱逐。我们的列宁集体农庄成立了。拖拉机正在犁地。
这一切取得的成就都付出了相当多的代价，而且还很薄弱，没有完全建成。
我记得父亲曾经半开玩笑地称自己为“家庭聚会小组的主席”。他和我的兄弟瓦西里、尼古拉和伊万都是共产党员，我的兄弟科斯佳、妹妹莱利娅和我都参加了共青团。与党和共青团一起，我们家走在集体农庄建设、去富农化和宣传工作的前列。有这样一个家庭真是太好了！
1927年，我们在村里办了一个农民合作社。富农仍然实力强大，而我们只是在学习如何自我管理。合作社被迫使用属于富农的设备和牲畜。此外，收获的粮食不仅要根据工作量来分配，还要根据个人牲畜和设备的份额来分配。
所以我们的宿敌，富农纳姆·尼古拉耶维奇·萨温，他过去几乎不给我们工钱，却仍然过得比我们好。他自己不干活，他只是把马、牛和收割机借给合作社，然后收获比七个安格林还要多几倍的粮食，这七个安格林整个夏天都在地里辛苦地工作。
我们并不是唯一梦想一个不同的、更公正的秩序的人。所有的农民都希望有一种新的方式，让劳动者而不是吸他们血的寄生虫来获取收获。这就是为什么党放眼未来，把农村搬向集体农庄的方向。这正是我们一直在等待的。
我永远不会忘记在教堂前广场上举行的那次村民大会。我的父亲，一个严厉、沉默的人，发表了他有生以来的第一次演讲。我记得每一个字：
“看这里的这堆石头。这是一大堆，但你甚至不需要用你的手把它弄平。”为了证明他的话，我父亲踢了一脚放在堆顶上的一块大石头，整个石堆轰然倒塌，发出一声巨响。“看，这些不是光滑的、打磨过的岩石。但如果我们用这些岩石建一堵墙呢？如果我们把它们按大小和形状分类，然后把它们一个接一个地紧紧地放在一起呢？有了这些无声的岩石，我们可以筑起一堵坚固的墙，五个人都无法攻破。这就是我们农民应该做的：不要像石头堆在一起那样，一个个地坐着，而要像石头堆在墙上那样，团结在集体农庄里。那将是一个没有人能攻破的堡垒！”
父亲讲完话，从教堂台阶上走下来。他得到的只是死一般的沉默。农民的会议往往很吵——哪怕是在什么地方捐一分钱建一道篱笆，也会引起一场冗长而响亮的讨论——但现在，当他们谈论他们的整个未来生活时，当他们被照亮时，他们却沉默了。
为什么斯塔罗-别谢沃的农民沉默了？
当时我们村的情况非常困难（显然其他许多村庄也是如此）。中农们犹豫着，拖着后腿，等着看会发生什么，希望自己不要输掉。富农们——所有列夫捷罗夫、萨温、安东诺夫和帕尼奥托夫们——拥有所有的农业设备和权力。因此，大多数村民虽然可能不尊重富农，但至少害怕他们。
然而，我们并不害怕。我们的目标是“富农”，他们强大而无情，憎恨一切新生事物。
贫农委员会主席瓦西里·安格林过去常常收到这样的纸条：“主席，在我们把你剁成碎片之前，滚出这个村子。”
共产党员瓦西里并没有“离开”——他继续做他的工作，即使这些不是空洞的威胁：富农们已经知道，要杀害村里的积极分子。
1929年夏天，当我和哥哥科斯季亚、妹妹莱利娅一起去邻近的新别谢沃村参加共青团会议时，有人用一把枪身锯短的散弹枪向我们开了枪（我们当时还很年轻：莱利娅14岁，我17岁）。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赤脚跑过多刺的草地，我们的心因恐惧而狂跳。即便如此，一旦我们通过了危险的地方，喘了口气，我们就没有回家，而是直奔新别谢沃，去参加共青团会议……
我年迈的母亲艾菲米娅·费多罗夫娜被富农打得奄奄一息，仅仅因为她是我们的母亲，共产主义者的母亲。我们的家庭，以及许多像我们这样的家庭，已经为富农工作了好几代。我们意识到我们不可能和那些吸血鬼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富农挡在我们和美好生活之间，无论再多的劝说、约束或额外的税收都不足以把他们赶走。
党再次理解了我们的需求，并向我们展示了解决方案。党通过斯大林同志告诉我们：“从限制富农到消灭富农这个阶级……”
这是我哥哥瓦西里——区党委鼓动和宣传部的负责人——在一天深夜跑去看我哥哥伊万·安格林时，对他重复的话。伊凡从村委会上带来了关于集体农庄问题的坏消息。
在会议上，富农帕尼奥托夫跟在我父亲后面，他说，安格林们想要干涉别人的财产，他们想要像富裕家庭一样，即使他们什么都没有。投票时，只有七个贫农举手赞成集体农庄，十二个富农投了反对票。绝大多数村民（中农和一些贫农）投了弃权票。“让我们等着瞧吧，”他们的态度是，“没必要操之过急。”
在富农们的压力下，会议决定将安格林一家和其他六个家庭驱逐出合作社，让他们根据自己的需要组建集体农庄。
我们很穷；七户人家中，我们只有五头奶牛和两只山羊——然而，在回答伊万下一步该做什么的问题时，瓦西里以党的名义说：“‘去富农化’。拿走他们的土地和简易设备。用这些东西来启动集体农庄。即使你们只有七个人，也要办集体农庄！”
我们就是这样开始的：我们有七个人——七户人家。
我还参加了去富农化运动。那是艰难的日子，充满了紧张和激烈的阶级斗争。只有在打败富农并把他们赶出土地后，我们这些穷人才真正感觉到自己掌握了一切。
开办集体农庄并不容易。我们日以继夜地工作，始终感到村民们的目光在注视着我们。我们知道，在会议上弃权的广大民众，即那些中农和一些贫苦群众的决定，最终将取决于我们的努力是否成功。
就在那时，党和国家开始援助第一批集体农庄。我们的新农业学家，尼古拉·安格林（他被称为“红色农艺师”，以区别于那些一心搞破坏的老专家）被区党委要求开始引进新技术。集体农庄从地区执行委员会得到了一笔贷款，但更重要的是，它得到了一台拖拉机。这是让所有怀疑者下定决心（支持和加入集体农庄）的原因。
不属于我们的农民会来这里站上几个小时，看着我们的第一个拖拉机司机伊万·安格林犁地。同时，在每次集体农庄会议上，需要审议越来越多的成员加入申请。
在大多数其他地方似乎也是如此。
我们用列宁的名字给集体农庄命名。哦，那些是第一批集体农庄！他们的名字表达了如此多的信仰，如此多的希望：“走向共产主义”，“伊里奇的遗嘱”，“为文化而斗争”，“幸福生活”。
在那些日子里，我们的生活还不幸福。我们，普通人，还没有意识到我们的政府，通过它的集体化和工业化，将把我们带到了财富和喜悦的顶峰。但是党和斯大林都可以随时看到那些挡在我们前进道路上的大山后面的山峰。
我们信任党和苏联政府。我们都追随斯大林。
在三十年代初，这个国家正处于上升的道路上——而上升总是比较困难的……
像所有邻近的集体农庄一样，像整个集体农庄运动一样，我们的列宁集体农庄经受住了早期的困难，发展壮大了。1930年春天，当我第一次坐在拖拉机轮机之后时，我们集体农庄的成员可能还没有看到新生活的果实，但他们坚定地、不可逆转地相信它。
我的第一辆拖拉机是福德森。这是一台有飞轮和皮带等等复杂而笨拙零部件的机器。美国人一定是把这些东西白送给我们的，因为他们自己应该不想要这种垃圾。即使在当时，这些机器也被认为是过时的。如果一根细小的头发粘在飞轮上，或者火花塞受潮了一点点，整个机器就会报废二十四小时。
通常需要五个人来启动引擎，即使这样也不够。而且，这些机器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吃油饕餮：每公顷深耕需要消耗60公斤燃料——而如今是20或25公斤。
两年后，当我们收到一些全新的“哈尔科夫”5型拖拉机——工业化的第一批成果时，我们都爱上了它们：不仅因为它们是苏联制造的，而且因为它们比福德森更可靠、更简单、更经济。后来，我认识了很多不同品牌的拖拉机，工作得越多，我就越意识到，我从最困难、最难以掌握的拖拉机开始进行的工作。
但在1930年的时候，我爱上了我那台笨拙而复杂的机器，我非常担心我可能无法操作它，我可能会——但愿不会——把它毁了。
总之，我把我的福德森当婴儿一样溺爱。我夜以继日地工作，但尽管我尽了一切努力，我还是没有得到真正的信任，甚至连我自己的朋友也不相信我。至于我的敌人，有人一直在散播关于我的恶毒谣言，而那些所谓“敬畏上帝”的老妇人，在牧师的怂恿下，只要看到那个“无耻的帕莎”穿着工装裤坐在拖拉机方向盘后面，就会吐唾沫。
有一次，在一个星期天，我正在装粮食，突然下起了雷雨。我被闪电击中，从车上摔了下来。（幸运的是，一些朋友就在附近。他们用土盖住我，我就醒了）但根据村里的传言，“这是上帝对帕莎的惩罚”。
就连机械拖拉机站的其他司机也常常取笑我。当他们看着我用一块小破布擦我的拖拉机时，他们会说：“你还能指望一个女人做什么呢？”
尽管如此，我还是继续保养我的机器，细致入微地检查机器每一个细节，以使拖拉机更加可靠。
最后，我成功了。我的福德森再也不怎么坏了，我的生产能力也超过了我的一些同志。我得到了我的第一个突击手证书，一个表彰出色工作的徽章，和……转移到仓库的工作晋升。我被告知这是一次“晋升”。“这还需要说出我的伤心吗？”
起初，我打算召集所有共青团的朋友向当局抗议，但后来我决定采取另一种策略。“我当拖拉机司机已经有一年了，”我对自己说。我甚至成为了一名突击手，但我始终无法克服村民们对我的不信任。就连我的朋友都说：“帕莎可能表现得还不错，因为她很有勇气，但正常的话，一个女人不应该开拖拉机。”这意味着我的榜样是不够的。我需要组建一支全是女性的拖拉机大队。我们都将成为突击手，然后看看他们是否敢说女人不适合开拖拉机。”
我知道，在任何正义的事业中，我都可以指望得到党的支持，所以我把组建全女性拖拉机队的想法直接交给了伊万·米哈伊洛维奇·库罗夫，他是机械拖拉机站政治部的负责人。
我将永远感激这位善良、聪明、敏感的布尔什维克。在被党派往农村领导政治之前，伊万·米哈伊洛维奇曾在彼得格勒当过工人，在突厥斯坦当过红军一个团的政委。
库罗夫对我的新项目感到非常兴奋。他从中看到的东西甚至比我想象的还要多：这是一个把农妇变成更积极地参与建设新生活的人的机会。
我不能说我只是“幸运地在对的时间找到了对的人”。库罗夫确实非常具有理解力，但首先他是一个布尔什维克。通过支持我的全女性拖拉机队的想法，他正积极推行党的政策。毕竟，就在1933年2月，斯大林同志在克里姆林宫的一个集体农民大会上说，集体农庄的妇女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她们需要得到激励。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库罗夫负责共青团事务的助理和我在政治部贴满海报的房间里度过了几个晚上，试图弄清楚应该邀请哪些女孩，买哪些机器，以及如何组织技术指导。
当机器拖拉机站的主任看到未来司机的名单时，他断然拒绝让他们使用机器。当然，他是有道理的：除了我，没有一个女孩曾经握过方向盘，也没有机会学习任何关于拖拉机的知识。他说得有道理——但库罗夫说：“让他们把拖拉机拿走吧。我愿意担责……”
1933年1月，我们开办了一个女性拖拉机驾驶员速成班，由我担任讲师。
终于，在那年春天，我们全是女性的队伍——苏联的第一支——离开了机械拖拉机站的土地。
在去往红色农民集体农庄的路上，我们的心情无比舒畅，女孩们哼唱着乌克兰的乐曲，一有机会就大声放笑。
当然，我们并不认为一切都会马上顺利——我们只是不想在这个美好的时刻想到任何不好的事情。我们花了很多时间为第一次出游做准备：擦洗我们的机器，检查每一个细节。
突然，可怕的事情发生了。在村口，我们遇到了一群激动的妇女。他们站在路中间，一起喊道：“滚出去!我们不会让女人的机器出现在我们的田地上！你们会毁了我们的庄稼的！”
我们共青团成员已经习惯于应对富农的仇恨和反抗，但这些人是我们妇女群体自己人，我们集体的农民同胞！当然，后来我们成了朋友，但第一次相遇确实很可怕。
你可以想象我们当时的心情：我们一直期待着凯旋般的入场，而现在……我的女孩们都快哭出来了，就连平时很活跃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女人们把我们围成一圈，大喊：“再往前开一英寸，我们就把你们的辫子扯下来，把你们赶出去！”
我们知道他们是认真的。如果我们再动一下，就会打起来。最后，我不得不把女孩们留在她们的机器旁，在泥泞中跑了几公里到斯塔罗-别谢沃。我穿着笨重的军靴艰难地穿过水坑，我感觉受到了伤害和背叛：我们正试图帮助他们，他们却想揍我们！
幸运的是，库罗夫在政治部的办公桌前。当他听到我说的话时，他变得严肃起来…我们上了他的吉普车，向红色农民集体农庄疾驰而去。
人群几乎就要打成一团。一些男人也加入了其中，他们对着女孩们尖叫和咒骂。当他们看到库罗夫时，他们变得安静了，但人群并没有散开。
“去工作吧，队长同志，”伊万·米哈伊洛维奇命令道……
我们走过去启动我们的福德森，但那些人拒绝我们启动机器（正如我所说，他们是可怕的机器）。人群里的人开始大笑：“看起来是机器骑在了女孩身上，而不是女孩骑在了机器身上！”库罗夫咬着嘴唇，脸色苍白。我们花了大约十分钟才成功启动引擎……
最后我们上路了，人群跟在我们后面。库罗夫也跟上了。当我们到达田地时，我们排成队形开始工作……
当然，出发时那节日般的气氛一去不复返了。女孩们的脸上满是汗水和愤怒。我们感觉就像在战场上：一点失误，你就得死。
我们工作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人群仍然没有散开。最后，女人们互相窃窃私语，然后走开了。伊凡·米哈伊洛维奇走到我跟前，握了握我的手，说：“不战而胜，一事无成，帕莎！”这话千真万确。但我们的困难并没有就此结束。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下一个集体农庄：我们差点被当地妇女打，我的两个女孩都被关在了地窖里。
但主要的困难是我的女孩们还是几乎不会开车，她们对引擎一无所知。我自己对许多技术问题也不是很确定。然而不论如何，最重要的是，我们都知道如何努力工作。
我们花了好几个小时摆弄我们的机器，煞费苦心地修理它们，并试图了解每次故障的原因。我们和共青团的机械师一起度过了漫长的夜晚，研读拖拉机的使用手册。
但新的专业知识来之不易。当事情进展顺利时，女孩们状态还算好，但一旦发动机坏了，比如，她们就会跑回来找我：“帕莎，过来看看怎么回事！”
所以我不得不停下我的拖拉机，走到田地的另一端去解决这个问题。说实话，因为“别人的问题”，我最终损失了很大一部分工资。在我担任组长的第一年，我的工作时长比以前当普通司机的时候少多了。
但是，我或任何一个为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奋斗的共青团战士，有没有考虑过我自己的私利呢？我们这一代人一直被教导不要追求个人利益，并寻求最简单的解决方案……
最后，我们大队的所有队员都成为了优秀的拖拉机驾驶员！到了春天，塔赫塔米舍夫的大队——这个地区最好的拖拉机大队——拒绝与我们竞赛，说：“我们不打女人。”在同一年的秋天，我们获得了第一名，从他们手中夺走了冠军的红旗。
尽管我们并没有过多地考虑个人利益，但我们开始因为诚实的劳动而得到奖励——按照公正的集体农庄法——得到大量的面包。从那时起，我们的家人每天都有足够的食物，我们开始扫视村里商店的货架：“我们挣来的钱能买什么？”
当我们宣称自己有成为拖拉机司机的权利时，我们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变得出名。但是，按照公正的苏联习惯，我们的艰苦和热情的工作并没有被忽视。我们确实出名了。我们不追求名声——名声来找我们了……
当我年轻的时候，我们经常争论名声的意义（今天的年轻人可能也这样做）。因此，请允许我就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说几句。
有时我听到我的名字后面有“著名的”和“有名的”这两个词。的确，政府已经授予我声望很高的奖项和头衔。在斯大林市甚至有一条帕莎·安格丽娜街，在莫斯科运河上还有一艘帕莎·安格丽娜船。我非常珍惜和感激这一切。在我们国家出名意味着你的工作得到了人民的最高认可。这种名声带来了巨大的快乐，也升华了我的灵魂！
然而，我要强调以下几点：无论人们对我说什么，首先都是对我国的赞扬。伏罗希洛夫格勒省的一名共青团成员在给我的信中写道：
“安格丽娜同志，十七年来你一直表现出色地操纵拖拉机工作。我想知道你为什么没能晋升到更高的职位？”
多有趣的问题啊！这和职位有什么关系？
我不止一次获得重要的行政职位（其中包括一个机械拖拉机站的主管和一个地区执行委员会的主席）。甚至在我看来（尤其是现在，我已经在学院学习了），我可能会做一份体面的工作。事实上，我们这一代的许多人都从事行政工作。十年前，我的同事彼得·克里沃诺斯是一名火车工程师，现在他是一个大型铁路区的负责人。再比如矿工萨沙·斯捷潘年科，他现在是库兹巴斯一个城市党委的书记。我的哥哥瓦西里一开始是列兵，现在是上校。但我仍然是一名拖拉机司机，我很自豪能成为一名拖拉机司机，因为在我们国家，只要你用心去做，每个职位都是很高的职位。
在斯大林关于我党历史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我的名字在工业和农业的斯达汉诺夫分子和罢工工人的领导中被提到。
我们这些普通人——工人和集体农民——是如何进入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的？我们是如何开始全国性的运动的？
1933年春天，当我和我的朋友们前往红色农民集体农庄的荒凉田地时，我们不知道我们正在开启一场将涉及数十万苏联妇女的巨大运动。大多数斯达汉诺夫人在工业、交通和集体农场方面的先驱者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个人成功将把他们引向何方，但新生活的新迹象正在整个社会中无处不停地喷涌而出。
在这里，我想对一个养育了我们这一代人的人说几句话，他的名字与你我生活中的一切美好联系在一起，与我们对未来的所有希望联系在一起——他就是斯大林。
我有幸见到斯大林同志并同他交谈。每一次这样的相遇都使我精神振奋，受到启发，甚至可以说是容光焕发。
我记得1935年3月克里姆林宫宏伟的大厅。这是第二次全国突击手集体农民代表大会。斯大林同志参加了代表大会的工作……
突然，主席宣布：“下一位演讲者是第一个全女性拖拉机队的队长，帕莎·安格丽娜。”
我走到讲台上，感觉完全麻木了。我的喉咙哽住了，说不出话来。我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看着斯大林。
他理解我的紧张，轻轻地说，这样，只有我能听见他的话：
“勇敢起来，帕莎，勇敢……”
这句话成了我一生的指路明灯。每当事情变得艰难，或者我不得不开始新的冒险事情时，我总会想起斯大林的话——“勇敢起来，帕莎，勇敢！”
停了一会儿，我开始讲话。在克里姆林宫的高台上，我谈论了一些最简单的事情：我们的队伍，适当的工作文化(我还不知道正确的术语，我只能用一种令人费解的，恐怕不太适合的语法和词汇来表达自己)，甚至是我们唱的小诗……
大会选举我为负责制定《农业合作社示范章程》的委员会成员。”委员会将由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也就是斯大林同志，担任主席。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到国家大事是如何处理的——我们人民的命运是如何被决定的。
在小小的会议厅里，有政治家、科学家、党的官员和像我这样的普通集体农庄的农民。那时我还很年轻，我很确定，我还不能为那个高级会议作出任何贡献。
于是我坐在远处的一个角落里，开始急切地听着他们在说什么。
领导人和来自全国各地的普通民众共同决定集体化农业的未来命运。我可以看到，每当集体农民提出一个明智的建议时，斯大林同志是多么高兴，他是多么认真地听取他们的建议。
突然有人问我对家庭菜园面积的看法。我想到了我的村庄和我的人民的需要，然后说出了我认为最合适的规模。其中一位科学家以一种自以为是、自信和居高俯下的方式表示反对，仿佛在说，安格丽娜同志贪多嚼不饱。我只是坐在那里，不敢抬头看。“我凭什么对国家大事发表意见？”我想。
这时斯大林同志站起来，推荐了我说的那种尺寸。领袖的支持对我和委员会的其他集体农民来说意义重大。这是我们学习政治家风度的第一课。
休息时，我在大厅里见到了斯大林同志。他问我对未来的计划和我们大队的工作。我紧张得说不出话来，但最后还是鼓起勇气说：
“斯大林同志，我向你保证，我们将达到每台拖拉机1200公顷的目标！”
在回家的路上，我想起了我的承诺，突然感到害怕：是不是我说得太过火了？毕竟，有一个官方标准（经农业人民委员部确认）：三百公顷。而一千二百顷——这是闻所未闻的……
但是，正如他们所说，“争分夺秒，挣分夺厘！”“如果有必要，我愿意一天工作20个小时，但我会遵守我的诺言，”我下定了决心。
然而，最终，一切都取决于我的朋友们——八个快乐的女孩，她们和我戴着同样的绿色贝雷帽，因为她们的工作服很厚，所以被称为“大衣姐”（bruins）。他们会支持我吗？如果“兄弟们”说我是在吹牛呢？
我的朋友们已经从报纸上知道了我对斯大林同志的承诺。他们兴致勃勃，甚至不想听什么委员会的规定。与此同时，每个人都意识到，我们“英勇的决心”：每天工作20小时的决心是行不通的。单凭勇气和热情还不足以超越常规。我们需要找到新的解决方案。
我们开始寻找新的解决方案，并获得了成功。我们对工作进行了彻底的改组：引入预防性检查（这为我们节省了大量维修时间）；取消了“吸烟休息时间”（不吸烟的女孩称之为“闲聊休息时间”）。我们的拖车操作员也加强了他们的程序，我们的燃料供应也成功地简化了。换句话说，我们更好地照顾我们的后方……
至于失眠的夜晚——好吧，在这个季节失眠是高峰期——也是工作时间的一部分。
全村的人都跟着我们走。新任区委书记伊万·米哈伊洛维奇·库罗夫每天都问我们:“最近怎么样，安格林人？你需要帮忙吗?”集体农民拦住我们，问同样的问题：“干的怎么样了？”
知道人民需要你的工作，并且希望你一切安好，这是一种很棒的感觉！这与1933年我们刚开始的时候非常不同。人们已经被改变了。他们找到了对未来的信心，并对这样的未来给予坚决的支持。
但我们仍然有敌人——富农残余，或者说，他们在村里称号，“残羹剩饭”。他们一直在与任何新事物进行激烈的斗争，试图减缓我们集体农庄的前进步伐。最后，他们的仇恨追上了我…
有一次，我骑着自行车朝田野去。突然，我听到身后一辆马车发出的嘎嘎声。我离开了大路——马车也离开了；我向右拐，车也跟着拐了。我被人追尾了。下一秒，我被几匹大马撞倒，又被一辆沉重的马车碾过……
我躺在碎乱的犁沟里，血流了好几个小时。当我被发现并送到医院时，我已经失去了知觉。
撞我的人被抓住了。审判时才知道他们是富农子弟，且已经跟踪我了一段时间。我想我真的挡住了敌人的去路…
我躺在医院里，极度痛苦，动弹不得，但相比之下我更关心的是我的大队的命运。马上就要开始收割了：没有我，他们能行吗？那天晚上，医生递给我一张纸条，说是几个非常固执的年轻女子送来的。他们甚至不顾他的严厉阻止，试图闯入我的病房。
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笔记，它直接谈到了我最大的担忧：“作为对阶级敌人所犯下的卑鄙行为的回应，”我的朋友们写道，“全是女性的拖拉机大队实现了承诺，每辆拖拉机完成了1230公顷土地的工作，从而超过了之前的目标。”八个人都签了名。
我在病床上担心没有我他们是否能应付，但与此同时，这些女孩却决定在原先承诺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指标！亲爱的，亲爱的朋友们！那年秋天天气特别坏。雨日夜不停地下。我忧心忡忡，一直望着医院的窗外。最后，我再也无法忍受了。我一能重新走路，就向医生撒了谎，走向回到斯塔罗-别谢沃的路途。
我受到了极为友好的欢迎——邻居们不断带着各种各样的礼物来探望我——因而我怎么也无法呆在家里。不知怎么的，我一瘸一拐地走到集体农庄的办公室，要求他们带我去现场农地（如果可以的话，我会一路跑着去的！）
当我到达那里时，所有的女孩都向我冲过来，开始拥抱和亲吻我，而会计则不停地指着账簿：“看看这生产力！”
我立即投入到工作中，以至于我不再记得我生病了，也不再记得医生禁止我乱动。
这个季节的最后几天尤其难熬。第一次冻结天气发生在11月初，我们整夜失眠，担心我们无法达到承诺的目标。终于，一天早上，会计跑到我面前对我说：“你成功了——1230公顷！”
我冲到村里的商店，买了一些香肠、姜饼和红酒，就在田野上，我们庆祝了我们的第一次胜利。
十二月，我们八个人都到莫斯科去参加全联盟最优秀的农业工人会议。
我向斯大林同志报告了我们履行诺言的情况，当然，我又作了一个新的承诺：耕种一千六百公顷。
我非常紧张——当你在克里姆林宫面对斯大林讲话时，你难免会紧张——但我比以前更自信了。因为我兑现了承诺。
我在讲话中说，既然我们已经推翻了旧的标准，其他许多大队的生产力也可以提高，如果他们的生产力再提高，我们会很高兴。
这时斯大林同志插话说：“干部，帕莎，干部！”
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新的重大任务，是我们发展的下一个阶段。从那时起，我们不仅需要让自己达到高标准，也要教别人如何做到这一点。
在回到顿巴斯的路上，我们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最终我们决定在我们地区组建10个全是女性的拖拉机队。
当然，保持我们的老队伍会更容易重复去年的成功。我们已经习惯了彼此，熟悉了我们的机器，并且训练有素。如果我们采用这种新方法，我们将不得不接受不熟悉我们工作的新女孩。
但是当然，这样的考虑不能阻止我们。斯大林同志的任务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完成……
党教会了我，现在我要教年轻人。我的大队将成为一所真正的学校。
像许多其他普通的社会主义竞赛获胜者一样，党越来越频繁地要求我参与治理我们的国家，决定重要的国家事务。我是苏维埃第八次特别代表大会的代表，那次会议批准了斯大林宪法；我多次被提名当选共青团和乌克兰共产党代表大会的代表以及被多次提名为共产党农业委员会的委员。
1937年12月，我的同胞们选举我进入苏联最高苏维埃。在此之前，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同志，也许是一个有名的有荣誉的同志，但仍然是一个普通的同志。现在，我被委以治理国家的重任。
我拖拉机开得不错，显然，我还是个相当成功的队长。但如今，这项工作的责任要大得多，我担心自己不能达到同志们的期望。“我们把你选入最高苏维埃，”我的选民们写道，“希望你能继续按照斯大林的路线工作，为了人民和苏维埃政权的利益。”然后我听了斯大林同志的竞选演说，他讲得很好，我们的代表面临着巨大的责任……
我记得我收到的第一批邮件。一位选民需要我的建议；另一个人希望他的发明得到认可；第三个请求我帮忙为一个乡村俱乐部争取一幢大楼；第四个人在抱怨某区的办公室……作为一名代表，我要对每一个要求和投诉的结果负责，但我和我的选民一样是一个集体农庄的农民。
现在，当我想起我当上代表的第一个星期是多么迷茫时，我只是微笑。我甚至坐下来给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写了一封信，要求得到指示或某种书面手册。
然而，党一直在培养我们，训练我们，让我们参与决策，这并不是没有意义的。最后，像所有其他代表一样，我克服了胆怯，开始着手工作。
在报纸上，我们经常看到外国政治家的演讲摘录，他们在演讲中攻击他们所谓的“苏联统治集团”。这样的表达（对西方来说可能很顺耳，比如“华尔街”、“城市”和“两百户人家”）只会惹恼苏联公民。因为我们的统治集团不是两百个家庭，而是两亿苏联人民，都是我们的人民。这一点从苏维埃政权最高机关的组成和无数其他例子中都可以看出。
就拿我们家来说，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难道说，可怜的农民，尼基塔·瓦西里耶维奇·安格林的孩子不是苏联统治集团的一员吗？
我哥哥瓦西里是一名上校，曾八次被政府授予勋章。战争期间，他在前线担任铁路兵团政治部部长。我的另一个哥哥康斯坦丁是一个集体农庄的主席。我的三哥尼古拉是军需品部的代表，卫国战争勋章的获得者。我的妹妹纳迪亚曾是一名拖拉机司机，被授予列宁勋章，现在是她在跨区党校的最后一年，她正准备成为一名苏联官员。我的另一个妹妹莱利亚是村党组织书记。我的三姐哈里季娜是一个普通的集体农民。我是最高苏维埃代表。
我们一家人——瓦西里上校、复员士兵康斯坦丁、党委书记莱利亚和无党派的集体农民哈里季娜是一个幸福的家庭。的确，全体苏联人民已经成为一个幸福的大家庭，无论他们是什么民族和国籍，无论他们住在城市还是乡村，无论他们碰巧是普通公民还是“高级官员”。重要的是，他们都是苏联的人民。
一九三九年三月，我们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作为一名新共产党员，我作为莫斯科党组织的代表被派往代表大会。
向代表大会作报告的是斯大林同志。谈到我们国家的状况，奥西夫·维萨里奥诺维奇用了一个最恰当的词:繁荣。
当他谈到苏联人富裕而有文化的生活时，我想起了我们村里最近发生的许多事件，这些事件可以证明他的话。一个集体农民正在建造一座金属屋顶的砖房;另一个去斯大林诺买摩托车;第三个人计划去索契一个度假胜地度假;还有一位父亲决心送女儿上音乐学校。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明星们参观了斯塔罗-别谢沃，我们的乡村俱乐部正在放映新电影。这一切变得如此熟悉……我五岁的女儿斯大林娜在我身边玩耍。她于恐怖的1942年在萨拉托夫（伏尔加河上的一个城市，安格丽娜被疏散到了那里）的炸弹爆炸声中诞生。
我的信念，以及我们全体人民的信念，没有白费。斯大林拯救了我的小女儿和苏联数以百万计的其他儿童，相信我，不仅在苏联，在美国也是如此。
因为斯大林和我们在一起，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展望未来。我们将能够建设并在必要时捍卫我们幸福的明天。我们国家的传记和两亿苏联普通人民的传记，包括我自己的传记，就是这一点的保证。
这就是我想告诉苏联的朋友和国外的人民，我认为这就是每一个苏联公民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包括我自己。
如果《世界名人传记全书》的编辑们还对出版我的传记感兴趣的话，这就是我要说的……
写于斯大林省斯塔罗-别谢沃村，194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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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帕莎安格丽娜的最为重要之事——一位苏联拖拉机女驾驶员的自述（1） - 萨比萨萨萨文科夫的文章 - 知乎
https://zhuanlan.zhihu.com/p/661896440
帕莎安格丽娜的最为重要之事——一位苏联拖拉机女驾驶员的自述（2） - 萨比萨萨萨文科夫的文章 - 知乎
https://zhuanlan.zhihu.com/p/662296462
帕莎安格丽娜的最为重要之事——一位苏联拖拉机女驾驶员的自述（3）完 - 萨比萨萨萨文科夫的文章 - 知乎
https://zhuanlan.zhihu.com/p/662518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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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说明了苏联社会制度的优越性，而且也说明苏联确实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即使是农民也可以执掌国家大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