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编辑部
韩国当地时间12月12日上午10点，韩国总统尹锡悦发表所谓《对国民谈话》。尹锡悦的演讲全篇用去了大段篇幅指责韩国在野党“违宪”，实行了“议会独裁”、“暴举”、是“犯罪者”、“反国家势力”，导致了韩国的“国政瘫痪”、“国宪紊乱”云云，大有将以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为首的韩国在野党统统说成是外通“北韩”，内乱“国政”，前扼经济，后亡国安，上犯总统，下压国民，左夺国情，右阻检察的非对其实行戒严不可的万恶之源。在一番推卸责任的声明后，尹锡悦竟开始声称此次打着“戒严”旗号发动的法西斯主义反革命政变竟然是由于他为了 “停止巨大野党的反国家暴行……阻止自由民主主义宪政秩序的崩溃，使国家功能正常化”而“在宪法框架内实行总统权力”，“借用戒严的形式”采取的“非常措施”。换而言之，他既没有“违宪”，也是完全“合法”的。至于为何政变仅仅过了六小时便惨遭失败，尹锡悦解释称这是因为他“不是为了破坏大韩民国的宪政秩序和国家宪法，而是为了向国民告知亡国的危机状况，守护和恢复宪政秩序和国家宪法”，所以从未阻止国会议员和市民进入国会，派往国会的兵力只是“象征性”的，而他更是因为并没有“瘫痪国会功能”的意愿而对国会既没有“断电、断水”，也没有“限制放送传输”，甚至没有选择据他所言更容易成功强制解散国会的周末而不是平日宣布戒严。总之，用尹锡悦的话来说，就是他对韩国各党派召开国会，投票通过解除戒严，命令参与戒严的士兵撤离，向外界广而告之戒严情况这一整个过程“什么都没做”。总之，经过尹锡悦的一番话，人们只能看出他想向人们证明，虽然他很想把他口中已经沦为“亲朝鲜共产主义势力”的在野党尽数逮捕，但是最后由于他太过遵纪守法，爱民如子，于是他“什么都没做”，一番“无为”后便宣布接受戒严解除，如同无事发生一般继续去当韩国的总统。
尹锡悦的这番话当然没有任何可信度，因为他只是在不断地颠倒黑白，指责在野党的罪过，粉饰他自己的反革命政变，然后使用诸多堪称与特朗普指责民主党在2020年大选中舞弊相当的唯心主义阴谋论来混淆是非，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如宣称检察机关和警察的特业费、特活费已经被削减到0韩元，韩国在野党已经与朝修站到了一个立场上，在野党控制的选举管理委员会受到了朝鲜黑客的攻击，安全性几乎没有云云。关于这些指责，只要看看事实如何，就自然能够明白尹锡悦的这些话到底有多荒唐了。
但是，尹锡悦这段通篇充斥着谎言的讲话却无疑也成了一面双面的照妖镜——它既是对中修这样的资产阶级法西斯政体的讽刺，也是对美帝这样的资产阶级民主政体的嘲弄。尹锡悦的讲话只能说明资本主义“民主”与“独裁”的双簧戏是越来越演不下去了，资本主义总是资产阶级的专政与民主并行成为了一个日益明显的事实。就韩国而言，它则是戳穿了一切关于韩国已经“民主化”的谎言，把那些还在热衷于夸赞资产阶级形式民主，夸耀选举政治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一切关于“一般民主”和“一般独裁”的谎言都狠狠戳破。
两千三百多年前，当孟轲的那套“仁政”学说在各国四处碰壁时，他声称他的这套华而不实的反动主张“是不为也，非不能也”。以儒教立国的韩国总统尹锡悦显然是学到了孔家店二老板孟轲的话术，宣称他之所以没有如“过去”那样——如朴正熙、全斗焕之流的政变那样——在发动戒严后实行一场成功的政变，也只是由于他不愿如此，而并非做不到。
尹锡悦到底是不是不愿意发动反革命政变？这不能取决于他自己口头上的主张或者任何人的主观评价，而只能取决于实际上已经产生的效果。毛主席指出，“……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一个人的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只要看一看尹锡悦实际上已经做了什么，就可以看到尹锡悦到底是真的不愿意还是真的不能实现戒严。
尹锡悦不愿意发动反革命政变吗？只要对照一下他前后的言行就可以看出来了。12月3日晚22时23分，尹锡悦发表“紧急讲话”并宣布戒严，并在随后不久颁布戒严令。尹锡悦的戒严令归结起来大致为三个方面：其一，针对一切政党，包括尹锡悦所属的国民力量党发出禁令，禁止其从事任何政治活动，包括召开国会、地方议会或者任何其他的政党活动；其二，针对韩国人民，禁止一切罢工、结社或聚集的行为，尤其勒令韩国目前正处于罢工状态的所有医务人员在48小时内复工；其三，下令一切新闻和出版物都要受到审查，并且一切被尹锡悦认定的“假新闻”、“操纵舆论”和“虚假宣传”都将被禁止。与之相对应的则是由尹锡悦操控的韩国反间谍司令部暗中草拟的具体逮捕名单，准备于发动政变时将包括但不限于下述议员全部逮捕：“国会议长禹元植、国民力量党党首韩东勋、共同民主党党首李在明、民主党院内代表朴赞大、民主党首席最高委员金民锡、法制司法委员会委员长郑清来，改革新党代表曹国，YouTuber金于俊、前大法院院长金命洙、前大法官权顺日等人。”根据多方透露的内部消息和公开讲话，尹锡悦的具体逮捕计划为首先出动韩国707特种作战团封锁国会，禁止国会议员的出入，动用HID（特殊情报部队）抓捕议员中的“要犯”，最后由反间谍司令部将被HID逮捕的议员押送至反间谍司令部内的联合调查本部。尹锡悦是这么计划的，也是这么做的。作为计划第一步的707特种作战团在尹锡悦宣布戒严后不久便开始出现在国会周围，而HID虽未立刻投入行动，但也早已于宣布戒严前的3日做好了抓捕准备，至于反间谍司令部更是在戒严发生时就已经收到了出动40余名调查官从HID处接手被逮捕的议员，将其押解至指定地点的命令。
计划之所以未能如期进行，只是由于：1. 由于韩国人民迅速走上街头涌向了国会，导致707特种作战团的封锁在韩国人民的冲击下被突破，韩国议员得以进入国会；2. 韩国707特种作战团的军官和士兵都并没有全力执行尹锡悦有关封锁国会的命令，不仅没有对尝试突破封锁的韩国人民开火，连鸣枪示警也没有过，甚至都没有对韩国人民作出多少暴力殴打，只是形式上组成松散的人墙，且在韩国国会宣布解除戒严后仅仅过了6分钟便自行散去，可谓是远远没有充分发挥其身为国家暴力机关的镇压职能，反倒是对尹锡悦的命令消极抵抗；3. 负责执行计划第二步的HID由于戒严仅过了6小时便宣告结束而没有实际投入行动，而反间谍司令部的调查官更是以全体大吃大喝的方式来消磨时间，拖延执行命令。尹锡悦虽然声称这一切都是他太心善，没有真的对国会动真格，可是他的手下部队抗命，韩国的人民阻止尹锡悦戒严，这里面哪一个又是由他决定的呢？在尹锡悦的预期里，他计划的正是要逮捕议员，使国会停摆，人民被禁止一切抗议的权利，这里面哪个都没有发生到底是因为他中途改变了计划还是被尹锡悦本人无法决定的不可抗力——如人民和军队的反对——阻止，这是显而易见的。尹锡悦事后声称他当初并没有这样的政变计划，不仅是在回避他过去气势汹汹的叫嚣，而且也是在愚弄那些真正经历过尹锡悦反革命政变的韩国人民。如果要说到什么不选择周末戒严，没有对国会采取断水断电切断与外界联络的措施，没有对人民采取更进一步的暴力镇压——这一切由一个从一开始便根本失去了任何士兵及军官服从的光杆司令说出口有什么意义呢？无非是一种不达成目的便中途改口，使自己所言的动机临时变得合乎于实际情况的实用主义行为罢了。
既然不是不为，而是不能，那么为什么尹锡悦不能实现他发动反革命政变，在韩国重建法西斯政体的罪恶阴谋呢？有人说，这是因为尹锡悦大脑失灵，个人权谋施展不当。这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因为这仅仅是估计到了尹锡悦个人的反革命能力，却没有估计到为什么尹锡悦所处的具体的物质条件，没有去思考尹锡悦作出这一决策合乎他个人逻辑的动机是什么。何况如果尹锡悦真的只是个人能力失常，那么为何他还会在戒严伊始获得一部分高层军官和文官的支持呢？难道他们也和尹锡悦一般是无能的反革命之辈吗，而尹锡悦和这些人集体陷入无能的状态又为什么会发生，尹锡悦和他这样一群无能的班底当初又是如何击败他当初最大的竞争对手李在明及其政党共同民主党的，他又是如何凭借他可怜的权谋在国民力量党内获得支持，成为代表全党的候选人的？这一切是这种片面的解释无法自圆其说的。
有人说，尹锡悦的政变之所以失败，是由于韩国的“民主体制”发挥了作用，韩国议员不顾封锁冲进了国会，投票解除了戒严。这样的说法同样是似是而非的。尹锡悦此次戒严不管是开始也好，还是结束也好，都是充分地暴露出了韩国资产阶级民主所面临的严重政治危机。
首先，戒严是由尹锡悦单方面宣布的，宣布戒严不仅无需尹锡悦事先与韩国人民协商，甚至连国会中的议员乃至他自己所属的执政党都不需要提前知会，只需自行规划好戒严并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对外公开宣布即可，而这一切从韩国的法律上来讲都是合法的。这样一来，尹锡悦就是如戈培尔在嘲笑资产阶级民主制时所声称的那样，利用资产阶级民主为法西斯党徒提供的“毁灭它的资源”来“捞到丰厚的资本”，并“得到了无穷的乐趣。”这就是说，只要尹锡悦的戒严最终能够获得成功，他就能用“民主”的方式完成反革命政变，用“民主”的方式宣布法西斯主义合法，最后用“民主”的方式来消灭“民主”本身。毕竟没有任何一个资本主义民主国家有宣布过戒严非法，通过法案非法，修宪非法。历史的讽刺就是不管是德国的希特勒也好，韩国的朴正熙、全斗焕也好，他们都是以合法的方式取得政权的，是在合乎资产阶级民主的情况下成为法西斯政变的胜利者的。
其次，那些鼓吹韩国资产阶级民主的民主派们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就是当韩国的军队不是消极地，而是发挥出其在五一六政变、双十二政变时的积极性来封锁国会时，那么根本无法进入国会，甚至会使议员遭到大批量逮捕的国会又将如何召开，议员们又将如何投票解除戒严，而谁又将有能力宣布戒严？俗话说得好，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这次仅仅是由于侥幸才导致国会得以开成，可是假如军队真的迫使国会真的开不成的话，又由谁来靠满嘴的仁义道德、法律条文来让反动军队倒戈卸甲，放弃戒严呢？怎么能把这样一个将希望寄托在偶然性上，将希望寄托在敌人内部的不和上的制度说成是什么阻止法西斯主义的灵丹妙药呢？
最后，时至今日，尹锡悦还是由韩国资产阶级宪法保障的韩国法定总统，那些提前开口说大话的政客小丑如李在明之流即使在12月3日当天晚上，前往国会投票解除戒严时就声称尹锡悦不再是韩国总统，到最后也只能乖乖地按韩国资产阶级法律被迫走一通弹劾总统的漫长程序，想方设法使韩国议会三分之二以上的议员投票支持弹劾尹锡悦，令尹锡悦陷入停职状态，并在此之后将弹劾案移交至宪法法院裁决，在180天内想方设法让九分之六或至少七分之六的大法官投出至少六票赞成票来裁定弹劾案通过，如此方能将尹锡悦免职。然而，这一切的前提便是意味着先承认尹锡悦还是总统，还将被人以总统的身份对待，因此对总统的弹劾案以及之后的一系列停职和免职程序才会生效。最为微妙的一点则是如今韩国不仅在政变后最近的一次对尹锡悦的弹劾案因韩国执政党抵制弹劾案而自动退场导致的韩国国会到场人数不足而被自动废止，而且即使弹劾案通过后如今只有六名大法官的韩国宪法法院也依然无权裁决弹劾案，使得尹锡悦即使陷入停职状态却依然会不失他总统的身份。历数下来，尹锡悦起码有着三道防线能够保证他的总统之位不受政变失败的影响：国民力量党108名议员的支持，韩国宪法法院的人数要求和韩国大法官中2-4名大法官的支持——请注意，韩国的总统是有权直接任命3名大法官的！如此漏洞百出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甚至连失败的尹锡悦都无法清算，又该如何阻止成功的法西斯政变呢？作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最激进者的罗伯斯庇尔在论及为何应当不经任何议会程序直接处死路易十六时曾说过一句名言：“路易必须死，因为祖国必须生”，如果路易十六“还可以成为一个诉讼案的对象的话，那末他可以被赦免……如果路易可以被赦免……那末一切自由的一切保卫者倒成了恶意中伤者了，叛乱者倒是真理的朋友和被迫害的无辜者的保护人了……”是啊，如今有着无罪可能的尹锡悦弹劾案如果最后以无罪收场，那么平日里信口开河的李在明之流又成了什么呢？尹锡悦是否又因此成为了韩国“真理的朋友”和“被迫害的无辜者的保护人”呢？难道奋不顾身地阻止尹锡悦反革命政变的韩国人民竟会因此而坐实尹锡悦栽赃陷害的“犯罪者”、“反国家势力”的罪名吗？韩国资产阶级民主的荒唐竟能至此，以至于它赋予了其敌人无罪的可能，又赋予了其本身被裁定有罪的可能。一个否定自身的民主制度在此情况下又算什么呢？那些昔日里攻击雅各宾专政违反资产阶级民主的“民主”英雄们再也说不出什么话了。所以，如果不是对法西斯主义者施以恰恰是毫无民主可言的专政手段，那么这样的民主就只能是虚伪的、形式上的民主，实则是庇护一切人民公敌，庇护一切为所欲为的资产阶级，变相禁止人民政治权利的资产阶级专政。如果是这样，那就等同于一切民主同时都是与专政为伴的，只不过在后一种情况下，民主是对包括法西斯主义者的资产阶级而言的，而专政则是对不包括资产阶级的广大人民而言的，而前者则是相反。
有人说，这是因为韩国的“民主思想”“深入人心”，所以韩国人民在“民主思想”的作用下自发上街抗议韩国戒严，迫使戒严最后被解除。这样的观点是非常片面的。它虽然看到了韩国人民的抗议，可是却并没有看到韩国人民反对尹锡悦反革命政变的真正原因，也没有看到韩国所谓“民主思想”实际发挥的作用。前面已经说过，韩国的资产阶级民主在应对这场反革命政变时毫无作用，因为它对于任何政变都是事先不能预防，事中不能阻止，事后不能清算。既然这样，连资产阶级民主本身都成为了一个笑话，那么它的思想又何来的作用可言呢？假如韩国人民不是主动上街非法地对抗戒严令并与合法的军队展开冲突，而是以合法主义的姿态毫无作为地听任合法的戒严令生效并得到执行，那么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议员该如何与全副武装的士兵对抗？如果韩国人民不是全部跑去支持在投票前因宣布戒严而不受法律保护的韩国在野党议员，在舆论和实际行动上为他们提供保护，为韩国国会投票解除戒严创造条件，那么这样的投票本身根本无法发生。不是韩国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深入人心才阻止了这次政变，而是韩国的无产阶级反法西斯思想深入人心才阻止了这次政变。韩国人民恰恰是因为受到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愚弄，没有宜将剩勇追穷寇，乘胜进军，活捉发动政变的首犯尹锡悦及其同党，而是听任韩国国会内的政客们相互扯皮，才导致如今尹锡悦依然安然无恙，甚至到最后也基本不可能如韩国人民真正希望的那样被判处死刑亦或是无期徒刑——只要看看那些下狱、下台的韩国总统——包括全斗焕和卢泰愚在内——有多少是在其之后不久就于事实上恢复了“正常”生活就可以看到了。因此，虽然韩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与韩国的资产阶级专政是应当反对的，但是属于韩国人民的多数人对少数资产阶级尤其是法西斯主义分子的专政则和由大多数韩国人民公认的民主决定则应当得到支持，而这就意味着要用暴力的手段打破韩国资产阶级民主的条条框框，运用无情的专政来惩处尹锡悦这样法西斯罪犯。
虽然韩国的资产阶级民主在尹锡悦的政变中毫无作用，但是尹锡悦的法西斯主义阴谋之所以失败确实是韩国劳动人民的斗争结果。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一个社会的社会基本矛盾是这个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并在阶级社会表现为阶级斗争。尹锡悦之所以能够倒台，他此前的党羽纷纷离他而去，他之所以陷入了如此众叛亲离的结局，归根到底也是由于他得不到韩国人民的支持，反而遭到了他们的反对，因此在人民斗争下就被一阵风吹跑了。
尹锡悦是在韩国阶级斗争形势尖锐的情况下被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韩国买办资产阶级捧上台面的。尹锡悦本人所属的国民力量党，本身就是一个以法西斯主义为其宗旨的所谓资产阶级“极右翼”政党。尹锡悦自上台伊始，就毫不掩饰地着手推行韩国法西斯政党的三项基本纲领：反共（反北韩）、维护父权制、镇压工人斗争。尹锡悦上台后一改此前韩国资产阶级“民主”政府对朝修的和平共处政策，极力渲染朝修的“威胁”，并借此大肆宣扬反共思想，将一切敢于反对其统治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罢工工人一概打为“亲朝鲜共产主义势力”。此外，尹锡悦还在竞选总统时公然提出要废除名义上负责保护女性权利的“女性家族部”，叫嚣要加大对“诬告”男性“性犯罪”的打击，却绝口不提如今韩国猖獗的父权制压迫现象——N号房事件、素媛案，等等。最后，尹锡悦最为臭名昭著的莫过于对韩国医护人员抗议尹锡悦加强专政的罢工斗争摆出公开的仇视态度，三番五次地企图动用国家机器的力量镇压罢工，不断地叫嚣医护人员必须迅速复工，甚至在戒严时还不忘勒令医护人员必须在48小时内复工，其反人民的嘴脸可见一斑。尹锡悦的倒行逆施最终引起的后果只能是韩国人民的普遍反对，使他完全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不仅医护人员坚决不听从尹锡悦的命令复工，坚持要斗争到底，尹锡悦也被韩国人民用各种形式加以讽刺，变得声名狼藉。尹锡悦个人威望的迅速下降引起了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激化，让以李在明为代表的韩国资产阶级民主派趁机削弱以尹锡悦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法西斯派的力量，最后使得尹锡悦所属的国民力量党在2024年4月的韩国国会选举中惨败，仅仅占据108席，而李在明所属的共同民主党及其卫星政党却获得了175席，形成了“朝小野大”的格局。此后，由于人民群众舆论的压力，尹锡悦在《金建希特检法》事件、政府预算案事件上处处受李在明钳制，还遭到了李在明操纵的诸多在野党联合发起的多次险些通过的弹劾案，已经到了退无可退的地步。只是由于尹锡悦到了这样一个在议会民主的范围内无计可施的地步，政变才成为了尹锡悦继续维持自身统治的唯一选项。尹锡悦满心以为自己制定出来了一个“天衣无缝”的政变计划，仿佛可以轻而易举地调动军队来摧毁韩国整个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一样。
然而当尹锡悦发动政变之时，他就开始和一切反革命势力一样，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却过低地估计了人民群众的力量。在发动政变时，尹锡悦的统治基础是极其狭小的。他在政治上的接连失利早就让他即使在自己所属的执政党内也早已和大部分党员貌合神离，他所能依靠的只有自己的一小撮死党亲信。因此，尹锡悦的实际力量是虚弱的，他在策划他的政变时甚至连统治阶级内部的大多数成员都唯恐避之不及，即使对军队和多数资产阶级高级军官也只能采用蒙骗和突然下达命令的方式来半推半就。这就充分暴露了他的纸老虎本质，毕竟当一个政变者连赖以取得政变成功的暴力机关都无法争取时，那么这样的政变多半就是要失败的。而当尹锡悦的政变面临人民群众的激烈反对遭到挫败时，就连最后仅剩的亲信都离他而去，总统府、特战团，幕僚和军官们辞职的辞职，招供的招供，纷纷卖身投靠资产阶级民主派以求逃脱清算，妄图在韩国复辟法西斯主义专政的的尹锡悦政变记最后只能落得一个众叛亲离的可耻结局。万恶的法西斯主义是不得人心的，曾经推翻了李承晚、朴正熙和全斗焕三个法西斯政权的韩国人民是不容欺辱的，他们必将继续坚持斗争，把尹锡悦送入他应该去的历史垃圾堆之中。
https://zhuanlan.zhihu.com/p/12182336644
https://www.zhihu.com/pin/1850650646686072832
https://chinese.joins.com/news/articleView.html?idxno=1176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