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主义在中国——兴起、“繁荣”与幻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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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ally published at: 凯恩斯主义在中国——兴起、“繁荣”与幻灭 – 曙光

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协会 编辑部

Editorial Board of League of Struggle for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Proletariat

凯恩斯主义是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一个流派。它提出了一套稳定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和纲领，主张推行扩大货币供给、增加公共投资等一系列加强垄断资本主义的措施，企图借此来克服危机、消灭失业，挽救垂死的资本主义制度。它曾经轰动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也一步步成为了资本主义中国经济政策的基础。凯恩斯主义这场“消灭危机”的闹剧已经在中国上演了近三十年，它的兴起、“繁荣”与幻灭也正是整个资本主义中国走向它所无法摆脱的总危机过程的一个绝妙缩影。

止渴之鸩——凯恩斯主义在中国的兴起

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后，原先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篡夺了政权。中修官僚主义集团抱着“打江山坐江山”的强盗逻辑，急切地要实现“权力变现”，将社会主义红色江山瓜分豆剖。他们通过扩大企业自主权、推行厂长责任制等一系列倒行逆施的措施，让国有企业的经营者可以无视国家与人民的真正需要，在生产领域全面推行一条“利润挂帅”的反动路线——“大利大干，小利小干，无利不干”——并最终导致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在各领域的全面复辟。自此，全社会的生产不再置于一个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整个中国也都陷入了没有组织、没有计划的生产无政府状态。随着生产的逐步恢复和发展，资本主义下生产的社会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逐渐尖锐起来，中国重新出现了爆发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现实可能性。

进入20世纪90年代，资本主义已经在中国复辟了十余年。大量农民破产进城，“国企改制”砸碎了职工赖以生存的饭碗，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用“价格双轨制”残酷剥削人民，通货膨胀高企。一小撮吸血虫飞黄腾达之时，千万人正挣扎在死亡线上。此时，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相对缩小导致资本主义下生产与消费的矛盾日益激化。即使经过了大批资产阶级的“平均”后，1995年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也仅为3893元^[1]，而当时仅仅是一台普通的21英寸彩电价格就将近三千元，比一个工人一年能攒下来的收入都要高！劳动人民的极度贫困致使中国的国内市场极度狭小，中国的工业部门特别是生产日用消费品的轻工业部门普遍地陷入了生产相对过剩的状态。从该年主要工业部门开工率来看，第二部类各企业开工率大多低于60%，其中家电行业（如彩电、空调和洗衣机等）开工率甚至不足50%，仅有手表和卷烟等少数生产奢侈品的行业开工率达到70%以上；1995年104种主要工业品的生产调查中，开工率80%以上的只占30%，这还主要是能源和原材料等第一部类工业部门。而仅仅过了一年，到1996年开工率不到50%的企业已经占到了60%。生产的相对过剩在随后几年进一步恶化，1997年国内贸易部对于613种主要商品统计中，供不应求的仅有1.6%，处于相对过剩的至少有三分之一。^[2]显而易见的是，劳动人民消费能力的极端匮乏已经严重地损害了资本主义中国的经济，心虚的国家统计局甚至不敢公开95~97三年间的工业企业利润^[3]，也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说明前几年中国的经济形势之差。

与企业的经常开工不足相同，大量失业的长期存在也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特点之一，奉行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一点也不能够脱离任何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而存在。而相较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自社会主义政权复辟而来的资本主义中国，失业的危机还要更为严重。在九十年代的“国企改制”的过程中，完全掌握了原先企业所有权的厂长随之获得了对于职工彻底的生杀大权。他们有的采取“买断工龄”^[4]的办法，用极低的赔偿将他们眼中不合标准的职工开除出去，有的干脆将原先工厂的设备打包出售，强迫全体工人下岗。仅在1995到1998的三年间，昔日“共和国长子”的心脏沈阳就有30%的国有企业被“破产”，下岗职工人数占据该地国企职工总数的58%^[5]。全国的情况更是惨不忍睹，即使根据2002年2月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全国下岗职工报告，1998-2000年，全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都达2137万人，而在1999年末未实现“再就业”的下岗职工还尚有801万，城镇失业率正式统计为3.1%，实际上却超过10%。“国企改制”产生的庞大失业人口对于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过剩的工人人口是积累或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财富发展的必然产物，但是这种过剩人口反过来又成为资本主义积累的杠杆，甚至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一个条件。过剩的工人人口形成一支可供支配的产业后备军，它绝对地隶属于资本，就好像它是由资本出钱养大的一样。”^[6]它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必然产物，而且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赖以维系的基础。但是，在失业这个矛盾中也包含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否定，大量失业工人的存在，加剧了阶级斗争的形势，也动摇了资本主义的根基。九十年代末期的中国，国内生产相对过剩日趋严重，国际贸易停滞不前，而数千万人的失业大军则根本找不到一个容身之所。大量的失业工人虽然已经失去了一个革命组织的领导，但在残酷的压迫面前仍然采取了诸如聚众上访、杀死本地官员等各类分散的斗争方式，逼得中国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不得不再一次发起“严打”，妄图用暴力逼迫人民群众就范。美国资产阶级的一个奴仆菲利普迈雷曾这样说道：“500万失业者是一个威胁，700万失业者是萧条，1000万失业者则是暴动和流血。”^[7]这就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资产阶级对于维持一个庞大的产业后备军的矛盾态度。对于中国的资产阶级而言也是如此，他们既想要保持相当数量的产业后备军以减少可变资本支出，可又害怕失业工人动摇了资本主义的根基，因而也想要把失业大军的人数减少到不至于爆发革命的程度。当社会阶级矛盾已然由于失业而十分激化，中国的统治阶级面对着和他们的资产阶级老前辈一样的窘境时，他们迫切地需要找到一剂“强心针”来挽救自己摇摇欲坠的统治。

凯恩斯主义也就在这一时期正式登上了中国的舞台。彼时的中国存在着一系列适合推行凯恩斯主义的有利条件，中国的资产阶级专政建立在篡夺了社会主义政权的条件之上，这使得资本主义中国的生产和资本从一开始就高度集中。1989年的学生运动失败后，赵紫阳等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私人资产阶级利益的官僚被赶出修正主义集团的领导核心，又给予了官僚垄断资产阶级进一步加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有利条件。1994年，中国政府实行了分税制改革，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大幅上调了地方政府税收转移到中央的比例，来年再由中央政府对于各省进行转移支付。这一措施极大加强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使得中央政府所能掌握的财力显著增加。一系列因素使得资本主义中国有能力也必然效仿它的帝国主义前辈，实行一套鼓吹降低利息刺激私人投资，进行大规模公共投资等一系列加强资本主义国家直接干预经济的经济理论——凯恩斯主义，以维系自己摇摇欲坠的统治。从九十年代末起，中国政府将基于凯恩斯所著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的“宏观经济学”作为“调控”市场经济的核心思想，准备在经济领域出台一系列贯彻凯恩斯主义种种主张的政策。

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成为了推行凯恩斯主义的第一个契机。此时的资本主义中国正面临着严重的内外危机：在国内，生产的严重相对过剩毫无缓解迹象；而在国外，经济危机的冲击导致国际贸易受到严重影响，中国的对外出口同样遭到打击。正是从这一年起，严重的危机使得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开始实践起凯恩斯主义这一号称能“消灭危机”的神奇理论。中国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利用他们掌控的各大银行，首先在金融领域推行了凯恩斯主义政策——扩大货币供给，而降低利息率是其中尤为重要的措施。在凯恩斯主义者的眼中，降低利息率有着一种奇妙的“拯救”作用。他们认为利率过高是许多企业不敢向银行贷款以扩大生产的原因，因此只需要降低利息率，就能够使得在扩大企业经营面前裹足不前的资本家大胆投资，进而改善经济形势并提振就业。那么如何解决扩大生产带来的更多商品呢？他们认为，只需要利息率降低了，人民就会将银行里的存款取出进行消费，这样就扩大了社会的消费能力。资本主义中国的经济学家们也正是从金融领域开始了他们的“凯恩斯革命”，寄希望于降低利息率能够一面鼓励市面上的资本家借贷进行投资来挽救失业问题，另一面可以迫使人民减少储蓄、扩大消费以“提振内需”。自1997年年末至整个1998年，中国央行连续四次下降存款年利率与各项贷款利率，仅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分别下降了2.25%和3.72%，仅下降的幅度就比中国现在的存款年利率与各项贷款利率还要高。随后，为了能够向资本家提供更多的信贷，中国央行大幅下调了存款准备金率，由13%下调至8%^[8]，各商业银行得以大幅减少存放在中央银行的保证金，从而显著增加可用于贷款的货币供给。这一系列试图扩大货币供给的金融措施中还潜藏着凯恩斯主义者们更为险恶的用心——推行通货膨胀政策，而他们的办法还要更狡猾，更难以察觉。不论是降低利息率或是降低存款准备金率，都不会在第一时间让大量货币涌入资本主义市场，导致通货膨胀，进而引起物价显著上涨和民怨沸腾。只有等到经济形势好转，停滞的投资逐渐恢复以后，这部分货币才会以信贷的形式逐渐进入资本主义市场，引起“温和”的物价上涨，逼迫广大人民群众不得不取出自己正在不断缩水的储蓄用于消费，并最终实现凯恩斯主义者鼓吹的所谓“扩大内需”。

而增加货币供给仅仅只是这场中国的“凯恩斯革命”的第一步。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仅靠降低利息率等措施根本不能够在面临经济危机时造成什么“投资繁荣”。当资本主义处于高涨阶段的时候，销路通畅，生产有利可图，资本家甚至会不惜借入高利贷来扩大生产。而当企业在危机阶段纷纷破产的时候，资本家眼见市场已成为无利可图的万丈深渊，那么再怎样低利息率的贷款也不能够让他们在投资扩大生产上迈出半步。但凯恩斯主义存在的目的就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面对这样的事实，凯恩斯主义者们丝毫不愿意探究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也不试图从根本上寻求消灭经济危机的答案——他们把危机时投资的低迷归结于资本家的主观心理问题，认为是因为对未来发生了疑惧，才导致不管怎么变更金融政策，资本家也宁愿持有现金而不愿意进行新的投资。因此，凯恩斯主义者把“信心”放在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位置。凯恩斯本人就说什么：“信心是支撑人们前进的动力，是比黄金更重要的宝物”^[9]，似乎只要资本家能够对前途充满信心，社会投资就会源源不绝，而一切停滞的生产、消费、就业，都会被这件法宝所挽救了。应当怎么提振信心呢？凯恩斯认为，为了挽救资本家的信心，仅仅局限于金融政策上做一些“小修小补”是不足够的，还需要采取更为直接的经济干预手段，即由政府实行“赤字财政”政策大量借入贷款直接进行大规模公共投资。公共工程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便给产业资本家提供了大量国家订单。在凯恩斯主义者的脑海中，这样的举措能够使有关生产部门的资本家眼见有利可图，纷纷扩大生产，如此就能够提振私人资本家对于经济形势低迷的沮丧心理。而对于社会而言，政府进行的公共投资又能够全部转化为相应部门资本家和工人的收入，引起进一步的投资，并转化为更多资本家与工人的收入：这样，就能够使得社会对于消费品的需求大大提升，解决生产过剩的危机，而失业的工人也能够实现所谓的“充分就业”了。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由于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仍然把持着国计民生的重要部门，中国高度垄断的各公共部门完全有能力进行这样大规模的公共投资，这一凯恩斯主义的举措便迅速成为了中国经济政策中的重中之重。中国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正如落水的人抓住稻草一样，将减少失业和挽救生产相对过剩的希望一股脑地放在了公共投资上面。在1998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中，“扩大基础设施建设”与“提振内需”被紧紧的捆绑在了一起，而“铁公基”（铁路、公路与其他大型基础设施）迅速成为了中国官方文件的一大热词。仅1998年一年，中国政府就计划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5-20%，而实际在农林水利、住宅、道路建设等领域增加的投资则达2200亿，相应支出相比前一年增长90.7%，竟达到当年中央政府总收入的约40%！^[10]

中国政府对于某些领域的巨额公共投资为生产相关生产资料部门的资本家提供了一个利润率极高的特殊市场，与“铁公基”相联系的水泥、钢铁等第一部类部门突然找到了广阔的销路，暂时缓解了原先严重的生产过剩，这些部门的资本家眼看有利可图又纷纷扩大生产。生产逐渐恢复后，先前下调利息率、存款准备金率的金融措施进一步带来了投资的增加与居民存款的减少，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相关的消费市场。而亚洲金融危机的退潮又使得原本衰落的外贸逐渐恢复，第二部类的生产相对过剩也得到了暂时的缓解。凯恩斯主义在中国的第一次实验似乎得到了成功，衰退的经济又复苏了起来。1998年年末，社会贷款总额的增加达到15.5%，至1999年，中国消费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增长10.1%^[11]，对于公路、铁路等的大规模建设使得生产煤矿、钢铁等生产资料的部门的严重生产过剩有所减轻，工业企业利润的增速更是从上年的-14.3%突然猛增到56.93%，至2000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速也一改前七年的连续下降，上升到了8.3%。然而，投资的迅速增加带来的是政府赤字的飙升。1997年的财政赤字规模尚只有560亿元，到1998年就到了960亿元，1999年则增至为1797亿元^[12]，几乎年年都翻了一番。但对于官僚垄断资产阶级而言，财政赤字还不过只是一个尽在掌握的小数字，如今一片欣欣向荣的经济数据就是“凯恩斯神话”现实性的最好证明。当下岗的国企职工仍然在失业的寒冬中受着电视里黄宏“我不下岗谁下岗”的羞辱时，中国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们正弹冠相庆迎接新千年的到来，对他们而言，危机已然消弭于无形，中国的经济形势一片大好。

吗啡针已经打下，中国经济快要停跳的心脏又猛地被刺激起来。然而，接下来的二十余年中，资本主义中国将再也不能够离开凯恩斯主义这只成瘾性极强的“强心针”。

沙上建塔——“永久繁荣”的谎言

增加货币供给、进行大规模公共投资等一系列凯恩斯主义的刺激政策使得资本主义中国的经济暂时地复苏起来。大规模投资造成的特殊市场为滞销的生产资料找到了暂时的销路，而私人资本家见有利可图纷纷扩大工业产能，至1999年年初，反映工业生产能力扩大程度的指标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了8.8%。同时，亚洲金融危机的退潮使得各资本主义国家暂时摆脱了危机带来的震荡，国际贸易逐渐活跃起来，又为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增长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依靠着对工人阶级的残酷剥削，“中国制造”成本十分低廉，而恢复的国外市场迅速给中国国内扩大的产能找到了销路，一时之间，中国的对外出口急剧增加。2000年中国出口额增长率相比前一年竟达到27.8%，总额达2490亿美元^[13]，按照当时的中美汇率折算比中国政府一年的财政总收入还要高。中国于2001年末加入世贸组织后，各国纷纷降低对于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生产相对过剩的问题似乎一下子化为了乌有，“中国制造”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广阔倾销地，中国生产的各类日用品迅速占领了世界市场。接下来的几年间，中国外贸出口总额的年增速均超过15%，2004年甚至达到了将近35%。中国2001年加入WTO的时候，出口占GDP的比重为20%，至2006年已经上升到了36%^[14]。庞大的外贸市场让中国的各工业部门摆脱了生产过剩的窘境，普遍扭亏为盈，工业企业实现的利润总额增长一度超过80%。在资产阶级看来，凯恩斯主义在中国的第一次试验可以说是大获成功的，它“挽救”了中国经济，还使其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高涨阶段。可早在这时，凯恩斯主义就已经偷偷在中国埋下了更大危机的种子。

事实上，21世纪初中国的经济繁荣完全建立在国际资本主义市场的稳定上。尽管奉行凯恩斯主义的中国政府一向把进行公共投资的政策同“提振内需”捆绑在一起，但国内市场相对缩小的趋势并没有改变。这是因为凯恩斯主义主张的依靠增加公共投资来提升居民收入，进而扩大消费市场的办法从理论上就是根本错误的。亚当斯密在分析商品价值的来源时将其分为了工资、利润和地租，而这三者都会转化为收入，在事实上否认了商品的价值中存在着不变资本的转移。而凯恩斯也继承了这一错误的“斯密教条”，认为政府进行的公共投资将会全部转化为资本家与工人的收入。事实上，每一笔投资都必须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不变资本用于购买生产资料，另一部分作为可变资本购买劳动力，实际上能够提供收入和就业的只有后者。九十年代末中国政府进行大规模公共投资，修建各项基础设施时，大部分公共投资实际上只是消耗了那些早就因为生产过剩而积压起来的生产资料，单单实现了这些积压商品的价值，实际转化为工人和资本家新收入的部分，相比巨大的投资规模而言很少。生产过剩暂时缓和后，由于相应部门资本家投资的增加，生产能力更加增长，这反而使生产能力和市场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了。国内消费市场的相对缩小从当时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三驾马车”（即投资、消费、出口）之间的比例就可略知一二——与外贸比重不断增加相对的是消费占比的不断减小，消费占比由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超过62%下降到2005年的52.1%，如果去除掉政府进行投资消耗掉的一批积压的生产资料，实际还要更低。而平均名义工资的增长速度则更是远逊于社会投资增长的速度，更不要提收入得到增长的大多是一小撮工人贵族与资产阶级，真正的消费主力军——广大劳动人民仍然挣扎在贫困线上，根本无力消费生产扩大带来的更多商品。九十年代末的一系列凯恩斯主义的政策特别是大规模公共投资带来的产能增长，不过是因为国际贸易的扩大才最终没有演变成严重的生产过剩，国内市场根本无力承担扩大的产能。一旦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遇到了经济危机，就会迅速地冲击高度依赖外贸的中国经济。

2008年，次贷危机席卷全球，美国部分跨国垄断金融资本巨头甚至走到了破产被兼并的结局，国际金融市场随即暴跌，中国金融市场的晴雨表——上证指数也大跌近30%。随即带来的是贸易的低迷，2008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的外贸陷入衰退之中。至次年一月，中国贸易出口平均跌幅即为17.5%，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出口额普遍下跌超过30%^[15]。与上个世纪末相似的一幕在中国重演，全国各工业企业开工率大幅下滑，一半企业的开工率不足50%，反映工业生产能力的发电量的增长陷于停滞，大量依靠着国际贸易的沿海出口企业倒闭，沿海地区迅速出现了失业潮。2008年11月，距离春节尚且还有三个多月的时间，中国的各大火车站却 到处是拎着大包小包的人群，他们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在浙江、江苏等地打工的农民工。然而因为大量工厂停工，他们不得不提前返乡“过春节”，被迫回到靠天吃饭的生活中去。2009年春节前，除正常回家探亲的农民工之外，因为全球金融危机失去工作而返乡的农民工已经超过2000万^[16]，中国再一次陷入了严重的失业危机中。眼看中国经济腾飞的“黄金十年”就要毁于一旦，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面面相觑：外贸这驾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怎么不灵了？这场新世纪以来从未遭遇过的金融海啸很快就要席卷中国，垄断资产阶级再一次搬出了他们最倚仗的法宝——凯恩斯主义，而“凯恩斯神话”在中国的演出也即将到达最高点。

挽救经济形势的第一个手段仍然是试图提供更多信贷。2008年全年，央行连续五次降低利息率，然而经济形势仍然萎靡不振。眼看严重的经济危机再一次让全社会的资本家踌躇不前，中国政府再一次搬出了扩大公共投资这一凯恩斯主义的“药箱”里最重要的强心针，想要故技重施唤醒资本家的“信心”。9月，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在面对美国记者的提问时直言“信心比黄金更宝贵”^[17]，说出了这句凯恩斯的名言。仅仅两个月后，中国政府出台了一项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政策“四万亿计划”，拿出了相当于当时财政收入的45%投入到了公共投资中，再一次把提振经济的全部希望放到了凯恩斯主义身上。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故技重施，将巨量投资投入到了铁路、公路、基建的公共工程“老三样”中。码头、机场、高速公路等一系列工程陆续上马，政府的投资再一次暂时缓解了与之相关的水泥、钢铁等一类第一部类企业的生产过剩危机。但中国的工业生产能力早已今非昔比，在昔日广阔的外贸市场骤然缩小的时候，仅仅依靠政府公共投资建造的一些大型工程无法挽救第二部类的严重生产过剩，更唤起不了资本家对于未来投资的“信心”。这一次，“有形的大手”向中国广大的农村伸出了魔爪，赤裸裸地暴露了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是怎样为着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

凯恩斯主义者认为，面对经济危机时不仅要通过公共投资给资本家“打气”，还需要给他们一定的“补偿”。他们主张实行所谓的“补偿性财政政策”，而这一政策的实质就是当资本主义经济陷入衰退时，就应当减少对资本家的赋税，同时还要设法让资本家对于未来投资能够获利颇丰充满信心，向他们提供更多补贴，为资本主义社会创造出扩大投资的“有效需求”。资本主义中国忠实地执行了这一条凯恩斯主义的教条。为了从经济危机的泥潭中挽救各资本主义企业，官僚垄断资产阶级迅速地将“减税降费”摆到了一个特殊的位置上，所谓的“四万亿计划”里，明面上就有超过1200亿用于“减轻企业负担”。而更重要的在于赋税制度的变化，包含在“四万亿计划”中的还有增值税改革，原先的所谓“生产型增值税”变为了“消费型增值税”^[18]，实则就是允许资本家在购置新的固定资本时能够不再被征收税款，让他们可以更加放心大胆地去扩大投资。而为了缓解第二部类的生产严重过剩，中国政府瞄准了庄稼汉的腰包。作为资本主义中国里受掠夺最深，最落后贫穷的地方，农村在2008年时农民的人年均收入尚没有五千元，根本无力负担冰箱、电视的高昂价格。然而，农村的贫穷丝毫挡不住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贪欲。由于彼时的中国尚有一半以上的人生活在农村，聚沙成塔便是上千亿的市场，资产阶级早已经对农村这一块“消费过少”的肥肉垂涎三尺。2008年11月，“家电下乡”第一次大规模出现在公共视野时，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就毫不掩饰这一政策的险恶目的。当年的中央政府文告中就说什么“中国家庭的消费率太低”，然后直接赤裸裸声称：“我国农村2亿多户家庭，即使农村家电普及率仅提高1个百分点，每种家电也可以增加200多万台的需求，扩大农村消费的潜力巨大”，想要把缓解生产过剩的希望放到农村去。而所谓的“家电下乡”，最重要的地方就在于政府对于相应企业的高额补贴，政府会将家电价格限定在一个较低范围内，以保证企业获得市场；而相比原先价格的差额则会由政府财政出资补贴给各家电企业，以保证企业可以盈利。中国的各家电企业靠政府的高额补贴获得了大量利润，接下来的三年中，主要家电产品销量平均增速均维持在20%以上，家电行业的龙头企业纷纷扩大投资新建生产基地，或者大批更新固定资本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生产冰箱的企业提供生产资料的钢材、有色金属、塑料等行业也靠着这一股东风颇赚了一大桶金。

尽管官僚垄断资产阶级试图将自己的种种凯恩斯主义的政策都美化为“为人民服务”，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是为了“改善交通”、“提振内需”，“家电下乡”是为了“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但他们面对2008年席卷全球的次贷危机所使出的一切招数，仍然是一套彻底的凯恩斯主义的办法。然而当他们使用这一套东西面对经济危机时，不论是扩大公共投资亦或是为资本家提供高额补贴，总有这样一个问题：钱从哪里来？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纲领中的各种措施都基于赤字财政政策，需要政府每年扩大支出，使其高于全年的总收入才能够支撑得起凯恩斯主义的各种政策。而如果政府年年都处于亏空状态，总有国库空虚而进行不起任何大规模投资的一天。资本主义中国推行分税制改革以来，尽管中央政府能掌握的财力显著增加了，但自此以后，全中国的各地方政府除上海一地之外，全部陷入了长年严重的财政亏空中，需要依靠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才能完成下一年的财政预算，而中国自大规模实行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以来，就连中央政府也开始出现财政赤字而且逐年增加。在1998年面临东南亚金融危机刚刚开始大规模推行赤字财政时，中央政府的财政赤字就升至了960亿元，而这一数字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还在不断增长。推行凯恩斯主义所需要的财政花费要从哪里来，答案只有一个——羊毛出在羊身上，执行这些政策所需要的钱只能是来源于广大劳动人民自己身上。即使是按照中国官方自己提供的数据，1997年至2012年包含了资本家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工资）年均增速也不过只有6.7%，可税收收入的年均增速却高达20.12%！^[19]即使去除掉外贸的影响，税收收入的增加也显著高于了劳动人民名义工资的增速。这都清楚地表明了一个事实，即与支出一并高速增长的财政收入是来源于对于广大劳动人民更沉重的盘剥上的。这都清楚地表明了一个事实，即与支出一并高速增长的财政收入是来源于对于广大劳动人民更沉重的盘剥上的。除了增加税收等公开剥削人民的手段外，中国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还通过更为隐蔽的方式掠夺劳动人民，即滥发纸币推行通货膨胀的办法，他们用这些滥发的纸币支付公共工程所需要款项，以弥补巨大的财政赤字。从1998年开始，政府通过各种方式每年投放到市场上的纸币量即所谓的“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年增长速度都超过15%，远高于经济增长速度，而明面上的通货膨胀率则是常年居于3%以上，在04、07、08的三年间甚至居于5%上^[20]，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名义可支配收入增长还要快。

可这样的办法仍然不足以弥补凯恩斯主义造成的财政亏空。毕竟，增加税收是赤裸裸地从包里抢钱，而大搞通货膨胀导致物价飞涨也一定让人民群众怨声载道，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不可能毫无限制地将其推行下去，让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火山迅速喷发将自己埋葬。施行赤字财政政策所造成的财政亏空仍然居高不下，仅仅过了十一年，当中国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再一次采取大规模赤字财政的方法试图度过次贷危机时，各级政府的财政赤字竟飙升到了9500亿，相比上一次大规模的经济危机翻了十倍还要多！而中央政府的财政赤字更是已经达到了约8000亿^[21]。当危机的规模比上一次还要大，今后继续推行凯恩斯主义所需要的财力也还要多时，怎么用更加隐蔽的手段榨出劳动人民身上的最后一滴油水？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将目光投向了人民群众所没有办法离开的东西——住房。

2008年“四万亿计划”带来的大量公共投资，实则很大一部分都落入了房地产领域。为了将房产这一人民群众无法脱离的生活资料变成他们眼中新的“经济增长点”，当年的11月，中国政府官方发文宣布了臭名昭著的“棚户区改造”政策，要求将城市中原先的“旧房、危房”，以及占据了城市中的有利地段的城中村进行拆迁，并在此地段上重新建起商品房或商业中心等。随后，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在房地产领域推行了一整套凯恩斯主义的政策。2008年的下半年开始，中国政府首先在赋税领域为房地产商降低了出售房屋所支付的印花税和土地增值税，其后迅速由中央政府带头对“棚户区改造”进行四千亿的巨额公共投资，再由地方政府通过建立融资平台、城投公司等大力举债，与各房地产企业进行合作，每年为相关的房地产企业支付一部分修建所需的款项。等待这些地段改造完成之后，地方政府便依靠着转让房地产商承包地块的土地使用权，以及出售改造地段的商业设施，获取巨量收入偿还先前的贷款，再继续扩大赤字，举债进行房地产建设。该政策一出，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得以飞黄腾达。对于“棚户区改造”政策被改造的对象而言，他们被迫失去了原先的居所，不得不拿拆迁补偿款的大多数或者全部用于购置新房产，一些甚至没有得到应有补偿款的家庭只得散尽家财只为给自己寻求一个容身之所。中国政府靠着对房地产企业进行的大规模投资，在无数棚户区的废墟之上，强行为房地产行业营造出了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眼看着房地产行业由于政府的大量补贴利润率飞涨，大量资本一时之间纷纷涌入房地产，2009年一年间，房地产施工面积比去年增加了13%。原先已经掌握了有利地段的土地所有者也纷纷哄抬地价，吸引万达、碧桂园等垄断房企大举借贷购置地皮。而此时又恰逢中国城镇化率显著提高的时期，由于资本主义下资源分布的极端不合理，工商业部门绝大多数集中于少数大城市，农民在农村中穷困潦倒，只能依靠进城出卖劳动力维生。城市人口的迅速增加形成了对住宅的巨大需求。一时之间房地产市场表现出了供不应求的局面，一旦新楼盘竣工完毕，想要从中牟利的投机客便鱼贯而入抢购一空再转手高价卖出，一年时间商品房销售面积竟增长了44%^[22]！房价从此开始飞涨，09、10两年间，中国的一线城市房价全部上涨了一倍有余，一些原先经济并不发达的二线城市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政策吸引房地产巨头投资，借以抬高地价。接下来的几年间，棚改地段中陆续竣工的商业中心，地铁、公路等新修建的基础设施又进一步抬高了周边的垄断地租，房价上涨的势头并未改变。此时，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为了逼迫这些新增的城市居民“交”出他们兜里的最后一分钱，又将户口的迁移政策同房地产绑定，而户口又与工作、医疗、教育、福利等联系起来。对于那些刚刚进城加入无产阶级队伍的农民与原先居住在城市的无产阶级而言，房子既是他们的未来，又是子女的未来。飞涨的房价逼迫他们中的许多人不得不做出选择，他们咬紧牙关，掏空了自己前半生的积蓄，透支了后半生的收入，穷尽了一生换来了一间水泥的牢笼。

房地产行业的繁荣正建立在一连串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与人民的极端痛苦之上，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用高房价疯狂压榨广大劳动人民的财富，换来了自己的爵禄高登。由于全中国的土地所有权实际上都掌握在垄断资产阶级手中，房地产行业的发展使得他们得以依靠着土地私有权攫取大量的地租，攫取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所带来的利益，并且通过土地使用权的售卖取得高额的土地出让金。2008年，各级政府的土地出让金还只有1.02万亿元，仅仅过了两年时间，到2010年时就飙升到了2.93万亿元^[23]，几乎翻了三倍。接下来的十余年里，“土地财政”将作为劳动人民头上一座沉重的大山与地方财政赖以维系的重中之重，成为凯恩斯主义在中国留下的一道巨大的伤疤。

2008年后的几年间，房地产开发企业的房屋施工面积以年均超过25%的增速飞涨，房地产企业的发达使得长期处于严重的生产过剩的水泥、钢材企业终于找到了除了政府修建的基础设施外的销路，生产能力甚至不断攀升，在2008至2012四年间以年均37%的速度扩大^[24]。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下，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平衡关系如要重新建立，必然需要在经济危机时期消灭一部分相对过剩的生产力才可能实现。而凯恩斯主义所做的却是依靠着庞大的公共投资，使得原来应当被消灭的一部分生产力反而进一步扩大了，尽管延缓了这一次危机的到来，却为下一次危机埋下了更大的隐患。对于中国的水泥、钢铁等一类行业也是如此，它们本就已经处于严重的生产过剩中，需要在经济危机时期消灭一部分生产力才可能实现相对的平衡。可与之相反的，由于基建、房地产等需要相关生产资料的行业投资的迅速增加，它们生产能力反而更加增长了，这就使得这些第一部类部门的生产能力和市场之间的矛盾扩大到空前尖锐的程度。一旦房地产行业的开工面积开始减少亦或是修筑的基础设施减少，就会引起这些行业巨大的生产过剩危机，进而引起企业破产，工人大量失业，经济猛烈下降，成为危机的前兆。奉行凯恩斯这么一套宣称要彻底消灭危机的理论的中国，自然不可能眼看着生产相对过剩引起经济危机的总爆发，而只能采取各种手段将危机一次又一次地向后拖延。2012年过后，由于房地产市场进入了相对稳定的阶段，对水泥、钢铁的需求量已经开始减少，但生产量依旧居高不下，中国的钢铁生产行业由于严重的供过于求，价格甚至低于成本，出现了严重的亏损。为了延缓总危机的爆发，各级政府只能一面继续推行“棚户区改造”政策，靠刺激房地产市场榨取高额垄断地租，另一面不断地依靠自己在土地财政中攫取的巨额资金偿还原先的债务，并继续大肆举债上马基础设施项目。2012至2022的十年间，中国的公路里程增加了112万公里，相比原先增加25%，而高铁、地铁等项目更是不断上马，一些原先没有多少修建地铁的必要、人口尚不足三百万的城市如包头、呼和浩特等建设地铁的审批也陆续通过；贵州寥无人烟的群山间修满了横跨深谷的大桥，世界上最高的大桥有八十多座在中国，四十多座在贵州^[25]……如今为许多拥护法西斯政权的粉红们所津津乐道，鼓吹为“制度优越性”的“基建狂魔”称号正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

可结果是什么？由于资本主义下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城乡之间的对立极为严重，人口、资源全部都聚集在城镇，二三线城市的资源又进一步向一线城市集中。中国政府在凯恩斯主义指导下对偏远地区进行的公共投资丝毫没能阻止这个进程，乡镇农村日益萧条，而大城市则照旧拥挤不堪。最终，举债建造的这些“耀眼”的基础设施都变成了面子工程，对劳动人民来说大多毫无意义。贵州在建设滑雪设施上投入了数十亿元人民币，而这些地方在一年中通常只能维持一个月的积雪。70%的高速公路项目和90%的铁路项目超出了预算，2/3的交通项目从未达到其预计的交通量^[26]。高铁系统只有极少数人从中受益，对工农群众来说几乎没有实际价值，甚至还在竣工后造成了更大的亏损。这些工程带来的巨大财政赤字只能依靠着新办法——靠“土地财政”弥补。地方政府通过不断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与继续推动“棚户区改造”抬高房价获取巨额收入，再继续扩大凯恩斯主义修建大批公共工程的政策。结果一面是房价飞涨与人民群众的日益贫困，2015年推行所谓“棚改货币化”政策后，被拆迁的居民不再拥有相应的安置房，而是全部折算成赔偿金，他们只能花掉自己的这部分赔偿金购置新的商品房，这又进一步营造出了房地产市场供不应求的氛围。大中城市的房价在接下来的两年间几乎又翻了一番，飞升的房价导致居民负债的总额在十年间翻了九倍，达到了55.3万亿^[27]，负债率直追美国；另一面却由于公共投资规模越来越大，庞大的财政亏空不仅没有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后的高涨时期中得到补偿，还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飞涨。短短十年间，地方政府通过各种融资平台、城投公司欠下的债务翻了几番，单单是城投公司所造成的债务至2022年就已经达到了55万亿元^[28]，许多地方政府即使用掉每年所有收入偿债都需要三五年的时间。

尽管凯恩斯主义已经留下了许多显而易见的隐患，资本主义中国却再也终止不了这本应只是在经济危机中用于挽救自己的“应急方案”。得了资本主义痼疾的它已经活像是一个染上了毒瘾的瘾君子，初接触凯恩斯主义这针兴奋剂时，还颇有些“挽狂澜于既倒”的神奇功效，可每当旧病复发之时，若是离了这剂兴奋剂，自己满面红光的样子连一刻也维持不了。于是，它只能不断地在自己的手臂上扎出密密麻麻的针孔，用更大的剂量维系着自己表面上的容光焕发。可是越来越多的注射，终于不免彻底毁坏自己的肌体，中毒而死。对于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而言，凯恩斯主义在一开始就为它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凯恩斯主义最核心的扩大公共投资政策固然为一些垄断资本家提供了一个高利润的特殊市场，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主义下生产与消费的矛盾。但是，这种支撑作用不过是暂时性的，它最多只能够在短时期内推迟生产过剩危机的来临，不仅不能最终阻止危机的爆发，而且还必然导致更为深刻的危机。如前所述，在凯恩斯主义为中国带来的“繁荣”表象下，更大的危机的种子已经被埋下了：通货膨胀政策降低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实际工资，使得他们落入了比原先还要更为贫苦的境地，广大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更为缩小；对于公共工程和部分工业部门的大规模投资，固然消耗了第一部类一些部门过剩的生产资料，甚至使得这些部门“扭亏为盈”转而扩大生产，但在未来必然造成更大规模的生产过剩危机。更重要的是，所有增加的投资最终都变成了劳动人民肩上沉重的负担。尽管明面上它并未直接转化为捐税，然而由此飞涨的房价却挤干了劳动人民的最后一滴膏血。而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的完全破产，最终证实了它的基础——赤字财政政策也不能无限期地持续下去，债台高筑最终将会迎来倒塌的一天。凯恩斯主义为中国官僚垄断资产阶级营造出来的这一场“永久繁荣”的黄粱美梦，终于迎来了破灭的一天。

黄泉路近——“永久繁荣”神话在中国的幻灭

欠债是要还钱的。凯恩斯主义最主要的经济纲领是扩大公共投资，当愈发扩大的投资规模超过了政府的财政收入时，筹措公共投资的费用只能采取扩大赤字——举债的方法。当凯恩斯主义者为了他们主张的赤字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辩护时，他们总宣传在危机时期产生的大量赤字将会在高涨期间全部补齐，因而能够为下一次可能的危机做好准备。然而事实却与他们的愿望完全相反，如前所述，由于过剩的生产能力没有在危机期间被消灭，反而因为扩大的公共投资增长了，资本主义下生产和消费的相对平衡根本没有建立起来。而为了延缓自己生产过剩危机的总爆发，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只能不断地加大公共投资的力度，结果资本主义中国财政的赤字在经济相对高涨的时期不仅没有缩减，反而日益扩大了。

当然，这种年年入不敷出的窘境也并非什么新奇的事情，现代中国的帝国主义老前辈们早就已经遇到过了。当老的凯恩斯主义者们面对逐年攀升，几近无法偿还的债务时，他们就发明过一种“国债哲学”为自己已经破产了的理论打补丁。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艾利斯就说什么“国债的数额由于这样一个理由而是无关紧要的：如果社会是债务人的话，那么社会也就是同等款项的债权人”^[29]，在他们的眼中，资本主义社会倒成为了一个统一行动、统一意志的实体，不论政府欠下了多大的债务，这也不过是“我们自己欠自己的钱”，而由此延伸出来的结论是：通过政府举债实施庞大的政府开支来进行建设“引起繁荣”的可能性是无尽的。中国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也完全继承了这一观点，当面临政府欠下的天量债务就连高涨时期都没有办法偿还时，他们就只能学习他们的老前辈，做出一个惊人的结论：内债不是债！毕竟，只要照他们的逻辑去想，欠的钱再多也不过是自己欠自己的而已，当然也可以一直这样欠下去。而各地方政府可以继续通过城投公司、融资平台等一系列的手段扩大公共投资，不断举债，将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一直推行下去。

然而，果真如此吗？

事实上，凯恩斯主义者的这种逻辑是极为荒谬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债权人和债务人显然不是同一的人，只需要稍微研究这些债务的来源就能知道这个事实。自2008年的“四万亿计划”以来，中国政府进一步推行凯恩斯主义的主要推手是城投公司等一系列融资平台，它们的举债规模以万亿记，仅仅用了几年时间就超过了地方政府的债务总额。这些城投公司本身并没有财产，是依靠着政府提供的财政补贴获得了信用，再以此售卖债券收集社会游资，并对于房地产和基础设施进行投资，获取一部分垄断地租以偿还债务运作的。城投公司最重要的作用就是以政府信用为担保收集社会游资，即使在法律规定中，它的资金来源里政府的补贴至多也只能占30%，剩余的70%都需要向社会举债^[30]。因此，显而易见的是，中国政府在通过城投公司举债投资公共工程的过程中产生的大量债务，其债权人主要是社会上出资购买城投债的私人资本家或其他投机者，一旦城投债到期，他们就会要求城投公司连本带息偿还债务，然后从中取得一部分剩余价值。在08年推行“四万亿计划”后与导致房价飙涨的“棚户区改造”的十年间，这些城投公司靠瓜分一部分土地出让金获得了巨额收入，再加上政府信用的担保与吸引投机者的高利率，城投债往往一发出就被投机客们一抢而光。但是，城投公司得以源源不断地扩大举债规模都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它可以按时偿还欠下的债务，而这需要城投公司能够稳定地从转让土地使用权上获取大量收入。如果房地产不再景气引起城投公司获得的垄断地租减少，而城投债又大量到期的时候，这些城投公司就会根本无力偿还自己欠下的大量债务，导致债务违约。房地产将凯恩斯主义推向了它在中国的最高峰，却也将成为将它推向崩溃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凯恩斯主义在经济理论上的彻底失败不可避免地将引向它在实践上的最终失败。凯恩斯主义用二十年为中国建起的这一栋大楼尽管外表是宏伟的，但却建立在一片极为松动的地基上，它在中国的繁荣是通过对人民加倍的掠夺来实现的，然而，掠夺的力度越大，它的地基就越松动。在资本主义社会下，随着资本积累的增长，社会财富日益集中到资产阶级手中，而真正创造了社会财富的广大劳动人民却日益贫困化。这不仅体现在因为资产阶级从无产阶级手中剥削来的财富越来越多，导致在国民收入中无产阶级所占比重日益下降的相对贫困化，还体现在工人所受的劳动折磨日益加重，实际工资不断下降带来的绝对贫困化，而凯恩斯主义所起到的作用则是大大地加快了这一进程。资本主义中国的凯恩斯主义政策为一批相关产业的垄断资本家提供了大量补贴，为其开辟了利润率极高的市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同样从大量的公共工程中饱私囊，只要随便打开一个地方政府的公共工程的公示，计算一下某项工程总投入与实际购置的设备价格之间的巨大差额，就会被这种骇人而不加掩饰的腐败所震惊^[31]。

资本主义中国的官私垄断资产阶级通过凯恩斯主义吸饱了人民的鲜血，他们与无产阶级之间的鸿沟以历史上罕有的速度急速扩大，贫富差距达到了惊人的程度。而对于广大劳动人民而言，凯恩斯主义带来的庞大的“内债”不仅是债务，而且也是一种对他们隐形的赋税，它名义上属于城投公司或者地方政府，实际依靠抬高房价等方式转嫁到了劳动人民身上。日益沉重的剥削导致中国无产阶级的绝对贫困化的速度远远超过任何其他的帝国主义国家，他们的负债率和最发达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劳动人民持平，手中的收入却不比殖民地国家的劳动人民多多少。马克思早已指出：“一切真正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象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32]凯恩斯主义不但没有试图解决导致经济危机的真正原因，反而是不断地加大对于劳动人民掠夺的力度，削弱了他们的消费能力。仅仅靠着一小撮社会寄生虫的奢侈浪费是解决不了生产过剩的问题的，等到广大劳动人民再也没有办法承受得起赋税、通货膨胀、房价等一系列压在他们头上的大山之时，凯恩斯主义就会失去其继续推行下去的基础，它为中国营造的这一场永久繁荣的迷梦也随之幻灭。

疫情最终成为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新冠疫情于2020年初爆发以后，全国顿时陷入了停工停产的局面中，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打着“守护人民生命”的旗号，用封城、赋健康码等一系列手段变本加厉地加强法西斯专政。这同样成为了他们进一步推行凯恩斯主义的机会，疫情伊始，他们就借故在武汉建造了一批方舱医院，之后又随着疫情的扩散在全国各地建造此类关押疑似病例并让他们集中感染的监狱。等到所谓的疫苗研发出来后，又给予这一类医疗企业大量补贴，强迫群众接种。进入2022年后，资本主义中国更是进入了“国民经济疫情化”的时期，官僚垄断资产阶级豢养了一大批医疗检测企业，用自己手上的暴力机器将核酸检测变成了人们生活的常态，直到劳动人民无法忍受法西斯专政而奋起反抗，终结了这一场闹剧。短短的三年疫情，名义上用在卫生领域的费用就高达23.2万亿，较疫情前的17～19年几乎翻了一番，而对于诸如方舱医院一类的卫生固定资产投资更是以每年超过25%的速度飞涨^[33]。可这一次大规模的公共工程投资却并未换来任何形式上的经济繁荣，封城等一类法西斯专政措施逼得社会上的小资产阶级大批破产，社会上失业人数飙升。疫情过去了，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所幻想的“百业复苏”、“报复性消费”根本没有出现，“免费”的疫苗、核酸检测费用即使平摊到每个中国人身上都接近两万，掏空了劳动人民腰包里的最后一分钱。名义工资不断下降，失业成为常态，逼得劳动人民不得不继续寅吃卯粮维系生计。本就已经负债累累的中国人民又背上了更沉重的债务，短短的三年疫情，原先已经高不可攀的居民负债总额竟还增长了53%！即使将那些毫无收入的婴幼儿、学生也算作在内，每个中国人都至少背上了六万余的债务^[34]。

凯恩斯主义在中国的二十年，最终的结果是让劳动人民陷入了极端的困窘之中，让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同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激化到了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程度。广大的劳动人民即使是透支了未来的收入也只能堪堪维持生计，更没有可能扩大消费甚至继续砸锅卖铁去忍受高额房价买房。疫情过后，全中国陷入了一片萧条之中，极为严重的生产相对过剩迫使从汽车到日用品的一系列资本主义企业纷纷大打价格战，外贸却和疫情危机最严重的2022年相比也毫无复苏迹象。而支撑了凯恩斯主义继续推行下去十余年的土地财政也即告崩溃，2023年地方政府依靠转让土地使用权获取的收入仅为5.8万亿，较2021年下滑了31.8%^[35]。将近三万亿的巨大财政缺口根本无从补起，放开限购、降低首付比例等一系列在过去能够激起房地产市场繁荣的措施如今却如石头扔进了池塘，仅仅泛起了小小的涟漪就复归平静。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可是客观规律却不以他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他们再也没有办法用房地产这一手段从劳动人民身上挤出更多的油水。土地财政的崩溃使得城投公司以及背后的地方政府纷纷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之中，大部分城投公司只能依靠抬高利率吸引投机者的方式借新债还旧债，而一些处于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如贵州、黑龙江等地区的城投公司则干脆无力偿还，只能宣布债务违约。同样陷入严重财政危机的地方政府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欠薪潮席卷体制内，基层公务员绩效停发已是常态，工资拖欠也并不鲜见，它们根本无力出钱补贴城投公司，只能放任其自生自灭。今年以来，尽管官僚垄断资产阶级还想要玩弄他们所信赖的那一套凯恩斯主义的手段，仍然降息，仍然扩大公共工程的建设规模，仍然为一小撮垄断资本家提供高额补贴，但他们臆想中的经济复苏终于是没有来。年内两度降息，可资本家忙着还款，贷款总额不升反降；公共工程投资再创新高，而经济形势仍然一片糜烂，消费低迷，投资不振；高额补贴创造了“新三样”神话，但光伏、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在年内接连遭受多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反倾销调查，被关税壁垒挡在了墙外，国内市场已然见顶，国外市场却还在缩小。事实胜于一切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雄辩，凯恩斯主义为中国吹出的这个“永久繁荣”的大肥皂泡已经破灭，而且永远再吹不出下一个了。

贫穷、压迫、债台高筑，这就是凯恩斯主义留给中国的全部遗产。可这就是凯恩斯主义在中国的结局吗？纵使理论和实践已经完全宣判了凯恩斯主义的死刑，中国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也不愿意从这场“永久繁荣”的大梦中醒来，因为他们是资产阶级中最腐朽最反动的一帮，他们不愿意承认凯恩斯主义的彻底失败，正像他们不可能接受自己将要灭亡一样。他们还要继续挣扎，继续妄图用凯恩斯主义来挽救自己的统治，不仅是在中国，而且还要在外国。今天，中国的反动派们仍然信奉着凯恩斯主义扩大对外投资以促进国内商品、资本输出的殖民侵略方针，他们用了十年时间把中国变成了世界上资本输出的第一大国，把掠夺资源的公路桥梁建到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土地上。为了掩人耳目，他们还把对外经济扩张这个货真价实的帝国主义政策，涂上了所谓“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保护色进行招摇撞骗。但是我们看得很清楚，在“命运共同体”的旗帜下面分明是一副凶狠、狰狞的侵略者的嘴脸。中帝国主义不择手段地对殖民地进行巧取豪夺更加激化了与欧美帝国主义争抢殖民地的混战，它正不顾一切地推行着国民经济军事化，想要用自己手中的剑为自己夺得“阳光下的土地”，将不惜用发动世界大战这最后一搏来挽救自己的灭亡。

可毛主席早就指出了这一切垂死挣扎的最终结局：“从来的顽固派，所得的结果，总是和他们的愿望相反。他们总是以损人开始，以害己告终。”^[36]迷信着凯恩斯主义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也正是如此，他们如今不断变换形式盘剥中外劳动人民，恰恰说明了统治阶级已经无法再照旧统治下去的这一事实，而早已被盘剥得分文不剩的中国无产阶级不能也不愿再照旧生活下去，正在一步步从自发走向自为。凯恩斯主义为资本主义中国绑上的这一颗定时炸弹，必将在不远的将来轰然炸响，将自己同死抱着这颗炸弹的中国资产阶级一起化为历史的齑粉。

1. 国家统计局：《199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

2.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改革开放40年中国工业生产能力研究》。 ↑

3. 国家统计局直到1999年才恢复公布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 ↑

4. 复辟初期，国企强迫工人下岗时往往按照工人在企业内的工龄来给工人一笔数额很小的遣散费，以此解除劳动关系。 ↑

5.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历史社会学角度下的东北单位制社会的变迁》。 ↑

6.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 ↑

7. 彪如：《什么是凯恩斯主义》，人民出版社，1974年。 ↑

8. 计算自《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大事记》。 ↑

9. 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 ↑

10. 财政部：《关于1998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等的报告》。 ↑

11. 统计自1998~2000年三年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

12. 统计自1998~2000年三年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

13. 国务院：《200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

14. 世界银行集团：贸易额（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https://data.worldbank.org.cn/。 ↑

15. 计算自山东省商务厅：《2008年中国经济回顾与2009年展望》等。 ↑

16. 中央政府网：《两千万失业农民工返乡之后——川豫鲁皖四省调查》。 ↑

17. 外交部：《温家宝在英国皇家学会的演讲》。 ↑

18. 生产型增值税=（C+V+M）*税率。而消费型增值税只为（V+M）*税率，税率一般为13%。 ↑

19. 中国人民大学：《1997-2012年中国税收高速增长之谜的解释》。 ↑

20. 计算自TRADING ECONOMICS，https://zh.tradingeconomics.com/。 ↑

21. 财政部：《2008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 ↑

22. 国家统计局：《2009年1-12月全国房地产市场运行情况》。 ↑

23. 财政部：《2010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 ↑

24. 计算自TRADING ECONOMICS，https://zh.tradingeconomics.com/。 ↑

25. 新华社：《“桥”见中国 | 不断刷新的世界纪录传递发展信心》。 ↑

26. Atif Ansar, et al. Does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lead to economic growth or economic fragility. 2016. ↑

27. 经济五十人论坛：《中国居民资产负债表估计：1978－2019年》。 ↑

28. 粤开证券：《城投平台全面梳理：界定、转型与隐性债务测算》。 ↑

29. 彪如：《什么是凯恩斯主义》，人民出版社，1974年。 ↑

30. 国家发改委：《关于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发行债券行为有关问题的通知》。 ↑

31. 各地方政府网站均有“建设项目批准实施”一栏，会公示部分公共工程的项目花费。 ↑

32.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 ↑

33. 计算自2019~2022年《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

34. 计算自人民银行：《推动债务结构优化 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

35. 财新网：《中国土地财政报告2024》。 ↑

36. 毛泽东 ：《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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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厉害，写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