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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两条道路与中国农业现状
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协会 编辑部
Editorial Board of League of Struggle for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Proletariat
从十八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和农业中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制度在欧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和日本完全确立起来。作为农村中资本主义关系发展的结果，资本主义的土地所有制出现了。并且，随着农业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除一部分农民小土地所有制得以保留外，其他各种非资本主义的土地所有制，都逐渐转变为资本主义的土地所有制。虽然由于各国社会历史条件的差异，这一过程在不同国家采取了不同形式。但总的来说，道路仍不外乎两条：一条是“美国式道路”，另一条是“普鲁士式道路”。沿着不同的道路，农业资本主义便在各国各具特点地发展起来。
“美国式道路”，指的是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彻底摧毁封建土地关系、普遍建立农民的小土地所有制，并在小农分化的过程中形成资本主义大土地所有制和资本主义农场的道路。这条道路之所以被称为“美国式道路”，是因为它在美国表现得最为突出。在独立战争前，英属北美殖民地同时存在着三种土地所有制：在北部，那里的殖民地主要由来自欧洲的贫苦劳动者移民所开辟，他们在建立城镇后往往自行分配土地，建立起自耕农的小农场。在中部，这种农民的小土地所有制也大量存在，此外还盛行着英国地主贵族的封建大土地所有制。他们接收了原属荷兰殖民者的大地产，将土地分为小块租给贫苦移民，向他们征收代役租（即实物地租和货币地租），进行封建剥削。在南方，由于土地肥沃、气候温暖，适宜经营粗放的大农场，英国殖民者便在这里建立大种植园，采用奴隶制剥削形式，使用黑人奴隶和白人契约奴隶进行劳动。土地问题是殖民地人民与英国殖民者的矛盾焦点之一。英国殖民者为了维护地主贵族利益，颁布法令禁止殖民地人民向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移居垦种，防止他们脱离封建剥削。这种做法引起了农民群众，以及南部希望扩大种植园土地的种植园主和从事土地投机活动的商人的不满，促成了独立战争的爆发。1775—1783年的独立战争，实现了美国的民族独立，消除了美国国内的封建残余，亲英派大地主的领地被没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代役租以及其他封建法权也遭到废除。但是，农民的土地问题在独立战争后没有完全得到解决——联邦政府将土地划成大块高价出售，贫苦农民根本无力购买，土地大量流入资产阶级和种植园主之手。1786年，丹尼尔·谢司领导贫苦农民发动起义，要求实现土地公有、重新分配土地并取消土地税。在谢司起义和农民群众的“强行移住”斗争下，联邦政府被迫不断降低单块土地面积和单位地价，小农土地所有制在西部普遍地发展起来。商品经济、资本主义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发展，又加快了早在殖民地时期就已开始的小农分化进程，促进了农业中资本主义关系和资本主义土地所有制的发展，从而使美国的农业生产在独立战争后迅速发展起来。1800—1860年，美国农业生产总值约增长5.4倍，年均增长3.1%。1860年，美国粮食产量约为3，096万吨，人均占有接近一吨。在这一时期，新的农具、机器和设备也得到发展。
但是，独立战争并没有消灭美国的奴隶制种植园。战后，种植园主疯狂向西扩张，强行霸占农民新开垦出来的土地，并力图在一切新领土上推行奴隶制度。围绕着对西部土地的争夺，北方的农民和资产阶级与南方的种植园主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土地问题继而成为了南北战争爆发的重要原因。南北战争中，前线的失利和群众运动的高涨迫使联邦政府颁布《宅地法》，规定移民只需交纳10美元手续费，便可占用不超过160英亩的荒地。许多农民在西部取得了自己的土地，小农土地所有制迅速地发展起来。南北战争后，奴隶制也在全国遭到废除，种植园土地被分为小块出租给黑人佃农（尽管他们仍然在半奴隶制的分成制下遭受着残酷的剥削）。同时，资产阶级也通过铁路公司和投机组织攫取了四倍于农民的土地，组织起装备先进机器设备并实行大规模耕作的资本主义大农场。在资本主义大农场的残酷竞争，以及商人、高利贷者和工业资本家的层层盘剥下，小农的分化大大加速：一小部分农民上升为农业资本家，而绝大部分农民贫困破产，原属于他们的土地被资本主义农业组织收购，他们本人则沦为农业工人。至1910年，在全国1，355万农业劳动力中，已有四分之一是农业工人（338万）。同时，使用雇佣劳动、采用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农场不仅在数量上大大增加，它们在农业生产中的地位也不断上升：1910年，占全部农户六分之一左右的资本主义大农场，生产了全国农产品价值的一半以上。农业中资本主义关系的迅速发展引起了美国农业产量的显著增加：1870年，小麦、玉米和棉花产量分别达到69万吨、279万吨和87万吨，是1840年产量的三倍或接近三倍；1900年，三种作物的产量更是上升为1，632万吨、6，858万吨和217万吨，分别是1840年产量的68倍、71倍和7倍。如今，美国农业更是高度发达。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粮食产量约占世界总产量的五分之一，鸡肉、牛肉、猪肉、大豆、小麦、玉米和马铃薯等多种畜牧业和种植业产品产量均占全球前三，多数高踞榜首。究其原因，正在于美国革命的农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在大西洋彼岸的法国，农业资本主义也同样按照“美国式道路”发展。在大革命前，法国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占据绝对统治地位，贵族、国王和天主教会占有全国的所有土地。地主将土地分成小块租给农民耕种，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地租、捐税和劳役剥削，其中仅地租一项就达到收获量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封建国家和天主教会也伸出魔爪，向农民勒索各种苛捐杂税和什一税。为缴纳沉重的地租和捐税，农民往往以土地为抵押向高利贷者举债，一旦无力清偿，土地便被高利贷者收走，而他们又不得不向高利贷者租回原属于他们的土地。残酷剥削下的法国农业生产极为落后：直至大革命前夕，法国还在广泛实行着中世纪使大量土地闲置休耕的三圃制甚至二圃制，谷物生产年均增长率仅0.4%。但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法国农民群众奋起反抗沉重的封建剥削。他们的反封建斗争愈演愈烈，特别是在1789—1793年的大革命期间，彻底摧毁了封建土地制度。在农民运动的推动下，雅各宾派无偿废除了全部封建义务，没收逃亡贵族、王室和教会的地产并将其分成小块低价卖给农民，被封建领主占去的公社土地也都得到了重新分配。农民的小土地所有制从此在法国广泛确立起来。同时，资产阶级在革命中夺得大量土地，一些贵族的部分土地也在革命后得以保留。小农的分化、资产阶级和贵族的经营资本主义农业，促进了法国农业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1862年，法国已有资本主义农场15万个，共占有全部耕地的40%，雇佣工人超过90万，农业总产值达到75亿法郎，为大革命后的两倍。但是，与美国相比，法国的小土地所有制却相对长期地保留了下来。这是因为，革命后大资产阶级和封建主阶级的长期把持政权，使高利贷资本在法国农村中异常猖獗。对于高利贷者而言，将无力清偿债务的小农保留在土地上继续吸吮他们的膏血，甚至能够剥削他们的必要劳动，这比直接收回土地要来得更加有利。被束缚在土地上的贫穷小农的长期存在，阻碍了农业中新技术和机器的采用，限制了人口的增长和自由劳动力的形成，从而使法国的农业发展相较于美国要显得停滞和落后（1880年，法国小麦产量为375万吨，远不及美国，但仍领先于德国的235万吨）。但是，由于法国发展农业资本主义走的终究是一条革命的道路，它的农业生产时至今日仍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其粮食产量占欧洲粮食总产量的二分之一，农产品出口量仅次于美国，2022年农产品贸易顺差达103亿欧元。
“普鲁士式道路”，指的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在保存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大量封建残余的情况下，使地主庄园缓慢地转化为使用半农奴式雇农劳动的资本主义农场的道路。这条道路之所以被称为“普鲁士式道路”，是因为它在普鲁士表现得最为典型。在十九世纪以前的德国，农奴制度盛行、封建诸侯割据，普遍存在着封建地主的大土地所有制。后来，在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下，普鲁士政府被迫实行“农业改革”，规定农民的一些次要封建义务可通过赎买方式解除，但丝毫未触及容克贵族的土地所有制。1848年革命后，普鲁士政府又颁布新法令，无偿取消农民的部分次要封建义务，并允许富裕农民以外的一般农民也可用高价赎买地租和各种劳役。通过这种不触动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改革办法，容克地主阶级一方面保留并霸占了尽可能多的土地（六十年代初，容克地主和富农占有的耕地达德国耕地总面积的91%），一方面又从农民手中攫取了巨额赎金，开始将自己的庄园改造为使用半农奴式雇农劳动的容克—资产阶级农场。雇农仍保持着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遭受到资本主义和封建的双重剥削。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存在，使容克—资产阶级不愿采用新的生产技术，从而减慢了德国农业生产的发展：1880年和1890年，德国小麦产量分别为8，650万蒲式耳和10，400万蒲式耳，仅为同年美国小麦产量的17.2%和23.2%。农民的贫困也阻碍了德国国内市场的扩大和经济的发展，使资产阶级与容克地主在夺取国外市场和领土的共同要求下日益勾结起来，从而使德国军国主义更加具有侵略性。
俄国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是“普鲁士式道路”的另一个典型。在十九世纪前，封建农奴主贵族的大土地所有制在俄国占据着统治地位。但到了十九世纪上半叶，农奴制度已经成为俄国资本主义经济特别是农业发展的严重障碍，农业生产常年停滞，歉收、荒年十分频繁。在这样的条件下，俄国反对农奴制的斗争风起云涌，仅1860年一年就发生了108次农民暴动和起义。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俄国封建主的农奴制统治摇摇欲坠。但是，由于当时俄国农奴运动的分散性和自发性，他们的斗争被镇压了下去。加之俄国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的地主极其软弱，只是一味鼓吹改良，俄国最终并没有发生彻底摧毁封建制度的资产阶级革命，而只是发生了一场自上而下的农奴制改革。186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颁布法令，规定农奴可在支付巨额赎金的情况下免除部分封建义务并租种原农奴主的土地。改革尽管使俄国社会的生产关系开始向资本主义过渡，但依然保留了农奴主（后来转化为地主）对绝大部分土地的所有权。在此基础上，俄国地主阶级开始逐渐改良其经营方式：首先实行兼有农奴制残余和资本主义雇佣制特点的工役制（农民在地主土地上劳作，并承担一部分封建义务以换取土地租佃权或货币报酬），后又改为劳动生产率更高的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农奴制改革后，俄国农业生产虽有所增长，但依旧长期处于落后地位：1864—1905年，粮食总产量由1.52亿俄石上升为3.96亿俄石，四十年间增长160%。这虽比起农奴制时期农业生产的长期停滞（常年维持在1.1亿俄石左右甚至更低水平）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其增长速度远不如同时期的美国。并且，农奴制改革还保存了俄国贵族大地主的统治地位，从而使俄国资产阶级沦为前者的附庸——“在俄国，资本帝国主义比较薄弱，而军事封建帝国主义是比较强大的” [1]。在这种情况下，俄国为弥补其在争夺世界的争斗中金融资本发展不足的劣势，更加卖力地使用军事力量对外进行掠夺扩张。
当然，现实而又复杂的社会历史发展难免出现例外，除革命的“美国式道路”和改良的“普鲁士式道路”之外，在英国还有一种特殊的情况。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并没有彻底摧毁历经农民起义打击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也没有彻底消灭地主阶级，而是最终走向了妥协的道路：1381年的瓦特·泰勒起义摧毁了英国的农奴制，使英国成为了自耕农占多数、农民的小土地所有制和氏族土地公有制与封建土地所有制并存的国家。1640年，由于农民的反对圈地运动和封建剥削，以及新兴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与封建的斯图亚特王朝之间的矛盾，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然而，这场“革命”却以1688年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妥协告终，双方建立了联合专政的君主立宪政体。被没收的国王、王党分子和教会的土地绝大部分落入资产阶级和新贵族手中，不仅没有能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还使大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得到巩固和扩大。在参与政权后，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利用国会立法掀起了更大规模的圈地运动。至十八世纪中后期，自耕农和农民公有地在英国绝迹，失去土地的农民或成为雇工、或成为佃户、或被抛入城市、或流亡殖民地。大地主土地所有制的范围和大租佃农场的面积不断扩大，典型的资本主义农业在英国彻底形成。虽然，通过建立装备先进机器的资本主义大农场，英国农业生产得到了较大的发展：1650年，英国小麦每英亩产量仅10.45蒲式耳；1750年，同一数字达到17.26蒲式耳，并于机器大量使用的1850年进一步达到26.69蒲式耳[2]。但是，大地主土地所有制的统治造成的对土地私有权和经营权的垄断带来了高额地租。英国农产品价格居高不下，最终仍使英国农业在美国廉价农产品的倾销下受到沉重打击，在十九世纪末开始急剧衰落下去。1870—1910年，英国小麦的播种面积和产量都降低一半，粮食自给率也从79%下降至35.6%。在成为“日不落”殖民帝国后，英国的寄生性随着对广大殖民地和其他国家的巨额资本输出进一步加深，农业发展也因此受到影响：投入农业的财力和人力越来越少，大片可耕土地更是变成了剥削者享乐的猎场，不再用于生产。如今，英国的农业生产更是一塌糊涂：粮食自给率仅60%，2021年谷物总产量不到2，240万吨，世界排名约第二十五位。可见，不彻底的革命难免变为妥协和改良，而妥协和改良的道路终究是死路一条。
总之，是自下而上的革命还是自上而下的改良、是消灭地主阶级还是巩固它的统治地位、是消灭封建生产关系还是大量保留封建残余——这就是农业资本主义发展两条道路的根本不同。因此，是采取“美国式道路”，还是采取“普鲁士式道路”，这对于一国的农业生产以至整个国民经济不能不发生重大的影响。
以上，我们对欧美各国资本主义农业发展的不同道路进行了简单的分析。下面，我们将根据所得出的资本主义农业发展的一般规律，尝试对帝国主义中国的农业现状加以说明。在上文中我们已经提到，在法国，小农经济的长期普遍存在阻碍了先进技术设备的采用和大规模农业生产的组织；在英国，占统治地位的大地主土地所有制造成了高额的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而在资本主义复辟、人民公社解体的当代中国，小农经济同样大量存在着。并且，在假社会主义的“国有”招牌下，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成为了全国绝大部分土地的所有者，向社会征收着高额地租。所有这些原因，都导致了帝国主义中国农业生产的极端落后。
在1976年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后，“进行集体化农业生产的人民公社遭到灭顶之灾” [3]，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邓小平及其爪牙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所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集体所有、集体耕种的大块土地重新分割并交由各家各户自行耕种。因此，小农经济在中国很快重新建立起来，并占据了农业生产中的主要地位。中国政府“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小农户数量占全国农业经营主体的98%以上，小农人数占农业从业人数的90%以上，而小农户经营的耕地面积则占总耕地面积的70%以上。在全中国2.3亿农户中，经营耕地面积不及10亩的农户有整整2.1亿户！[4]不仅如此，全国农村居民的中位可支配收入在2022年仅17，734元，而低收入组农村居民（占农村居民总数的20%）人均可支配收入更是只有5025元！仅凭着微薄的收入，中国小农无力购置昂贵的农业机器，更不必说在零散的土地上也根本无法组织起大规模的农业生产。机械化的落后是中国农业发展的一大痼疾。虽然按照官方数据，中国“农业机械化率”已在2021年达到72.03%，但实际上该数字仅包括耕、种、收三个环节，并不能反映农业生产全程的机械化水平。若按农场机械化率计算，中国农业机械化率仅55%，远低于美国和欧洲的>95%，甚至低于俄罗斯（85%）、巴西（75%）和日本（70%），只略高于印度（40%）。就拖拉机数量而言，中国每百平方公里仅拥有拖拉机83.7台，远低于美国（256.8台）、欧洲（688.7台），甚至低于印度（129.9台）。[5]
并且，在中国本就少得可怜的农机具中，更以小型农机具为主，如2021年微耕机在中国农机总销量中占比超过30%。由于小农经济的大量存在和劳动力的廉价，中国农业仍普遍使用落后的手工劳动。在号称全国农业综合机械化率最高（96.8%）的黑龙江省，每年水稻播种时节，都需要用铁路从外地运入大量劳力，25年间（2000—2024年）运送劳动力高达190万人次，而中国官方竟美其名曰“插秧专列”助力“插秧客”致富！2008年，新疆更发生七十万劳工入疆采棉的“盛景”，其中超过三分之二的劳工来自外地。目前，新疆棉花每年仍需使用近十万名劳工来采摘。农业机械的缺乏和手工劳动的普遍采用造成了中国农业低下的劳动生产率，中国农产品成本也因此居高不下。2017年，中国玉米和小麦每亩产量分别为美国的64.86%和67.73%。[6]2014年，中国玉米、小麦、长绒棉的亩均总成本分别比美国高出52.67%、202.82%和306.18%，人工成本在总成本占比约40%（在中国这样一个劳动力以廉价闻名的国家！）。[7]
总之，私有小农经济的复辟是中国农业出现严重倒退的重要原因。在过去社会主义的中国，粮食不仅完全自给，并且还有盈余出口；而在今天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中国，食物自给率仅为65.8%，大豆等多种作物消费更是几乎全部依靠外国（2023年，中国进口粮食1.6亿吨，其中大豆达9941万吨）。然而，可憎的修正主义统治集团却对中国农业极端落后的现状避而不谈，并且还无耻地宣称什么中国“人多地少”是长期不会改变也不可能改变的“基本国情”，小块土地上的“精耕细作”是老祖宗传下来的端牢饭碗的“必要举措”，以便将他们倒行逆施、复辟资本主义的“成果”——大量的小农经济说成是“从来如此”。不仅如此，他们还倒打一耙，无耻污蔑社会主义时期农业集体化的成果，一面说什么“大锅饭、养懒汉”，另一面又说什么中国人“吃不饱饭”，真是叫人糊涂！但实际上，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和全国人民的努力奋斗下，社会主义中国的农业飞速发展：年粮食增长率达到4%，与美国的人均粮食产量差距从1949年的2.8吨缩小到1970年的 0.7吨，超越美国指日可待。而在改革开放后，中国不仅粮食增长率逐年放缓，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3%下降到本世纪一十年代的约1%（官方数据，且三十年间还出现过负增长），与美国的人均粮食产量差距更是在2022年重新扩大到了1.2吨！导致中国农业极端落后、中国人民吃不饱饭的罪魁祸首，不是别人，正是中国修正主义统治集团自己！
高额地租也是阻碍中国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中国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是从共产党里的走资派中产生出来的，也十分狡猾，擅长‘扛着红旗反红旗’——歪曲和篡改马克思主义以达到目的。”[8]在实现复辟后，他们一面无耻地宣称中国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土地国有或归集体所有”；一面利用这张红皮复辟了大土地所有制。通过“国资委”、“村委会”等机构，他们摇身一变，成了新的地主，收起了名为“土地承包费”、“土地经营权流转金”等的地租，贪婪地吮吸着中国农村劳动人民的血汗。据山东省（中国农业产值最高的省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2023年12月的数据，山东土地承包费平均高达950元/亩[9]；相比之下，在美国农业产值最高的加利福尼亚州，平均现金地租仅为379元/亩；与此同时，山东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23，776元，而加利福尼亚州的农业人口平均收入为39万元（该数字应该包括农业资本家等剥削阶级）。即使是在中国农业发展落后的地区（青海、西藏），土地承包费也有200元/亩或300元/亩，而在美国，农业发展落后地区（阿拉斯加州）现金地租仅为133元/亩[10]；与此相对的，是青海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15，614元，而阿拉斯加州农业人口平均收入为31万元（以上单位均为人民币）。高额地租严重阻碍了中国农业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在掠夺大量地租收入后，并不将其投入农业的再生产或农业技术的改进，而是将其通过国家财政用于维持和扩大暴力机关等非生产性用途，或通过贪污手段偷偷转入自己的腰包。并且，高额地租也使得越来越多的“种粮大户”（租佃资本家）不愿承包土地进行生产，因为他们往往只能在每亩地上获得两位数的收益[11]，破产小农也进城另寻生路，于是大量土地遭到抛荒。根据中国农业大学土地科学与技术学院副院长朱道林提供的数据，1996—2008年，中国耕地年均净减少超过1000万亩；而2009—2019年，中国耕地更是年均净减少超过1100万亩！中国修正主义统治集团所谓“18亿亩耕地红线”根本是一个守不住的笑话，而耕地的减少只能意味着农业生产的下降。当代中国高昂的地租，已经成为了导致中国农业发展严重落后的一大顽疾。
此外，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农业为工业提供粮食、原料、市场、资金和劳动力的过程，就是城市对乡村的剥削日益加强的过程。中国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始终将农村视为掠夺粮食和原料的场所与倾销劣质工业品的市场。他们打着“乡村振兴助力六亿农民增加收入”的幌子大力扶植一小撮农业资本家，喊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口号掠夺性地开发农村自然资源。“家电下乡”，劣质工业品大量涌入；“消费升级”，农民横遭“剪刀差”剥削。这一切都导致了农村劳动人民的极端贫困。自1978年起，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始终低于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并且，由于前者的增长速度也远远落后于后者，这一趋势一直扩大，两者差距从1978年的209元逐步扩大到2023年的30，130元。同时，中国资产阶级也因利润率低、资本周转慢等原因不愿投资农业部门：2023年，中国农、林、牧、渔业增加值仅为9.45万亿元，而工业增加值近40万亿元，是前者的四倍有余。同年，农业投资额仅有可怜的1万亿元，与工业的16.2万亿元投资额相差十五倍。此外，大量破产小农不得不另寻出路，他们成为自由劳动力涌向城市，只在背后留下大量的抛荒土地和落后农具。总之，只要城市剥削农村的资本主义制度存在一天，农民没有合理收入、农业没有大量资金、农村没有可用的土地和劳动力的情况就会存在一天，中国的农业就不可能得到发展。
综上所述，中国农业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复辟和巩固而遭到了灭顶之灾，并从此陷入了极端落后的境地。需要为此负责的不是别人，而正是中国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他们的倒行逆施造成了中国农业和农村发展中的各种畸形现象，使中国农民重新落入贫困和破产的深渊。但是，这种情况不能也不会再继续下去了。“新的革命的来临，像新的危机的来临一样，是不可避免的。”[12] 在不远的将来，随着中国社会阶级矛盾的日益激化和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必然爆发，广大劳动农民必将与工人阶级一道，在反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中摆脱剥削和压迫，重新在中国的广阔土地上建立起真正社会主义的新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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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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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xander Apostolides, et al. English agricultural output and labour productivity, 1250- 1850: Some preliminary estimates. 20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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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火Flame：《中国未来革命的道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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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公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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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农业机械化？对农业发展的意义是？世界各国机械化率一览》，https://www.sgpjbg.com/info/30810.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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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中美农作物亩产量：美国农业发展较领先，生产水平强在哪里？》，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105093593343989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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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粮食种植差距有多大？中国成本高80%，单产低一半》，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1120011.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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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火Flame：《中国未来革命的道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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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国官方没有对土地承包费的全国性统计数据，该数据和后文青海、西藏的数据均根据对应省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2023年12月公示的成交土地承包项目承包费选取部分项目计算平均值得出，查询时间为2024年5月，与实际情况可能略有出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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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农业部国家农业统计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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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南京林业大学“中国村庄经济”师生课题组2021年对江苏省无锡市的调查，“种粮规模经营户”平均每亩收益仅34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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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