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宁德的时代，还是时代的宁德？

[LSEPCN]

Originally published at: 是宁德的时代，还是时代的宁德？ – 曙光

从宁德时代发家史看中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政策与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

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协会 编辑部

Editorial Board of League of Struggle for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Proletariat

当今时代是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帝国主义“就其经济本质来说，是垄断的资本主义。”^[1]随着垄断程度不断加深，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空前激化，全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和个别企业有组织生产的矛盾日益激烈。列宁说：“从自由竞争中生长起来的垄断并不消灭竞争，而是驾凌于竞争之上，与之并存，因而产生许多特别尖锐特别剧烈的矛盾、摩擦和冲突。”^[2]尽管垄断组织占据统治地位，但社会上仍然存在着大量的中小企业。垄断组织本身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由于帝国主义时代的资本具有了垄断的性质，资本之间的竞争也就呈现出新的形式，发生了垄断组织内部、垄断组织之间、垄断组织和自由资本之间的竞争。

垄断组织通过不断在竞争中收购兼并其他企业，积累了异常雄厚的资本，这使得它们有能力在未开发的“处女地”——新兴工业部门中迅速注入大量资本建立新的垄断以攫取垄断利润。但是拥有这种能力并不意味着垄断组织愿意从自己过去“深耕”的部门中抽出资本到新兴部门。老牌的垄断组织由于深陷老旧的固定资本难以“消化”的泥潭，如果将庞大的资本注入新兴部门，将会引起它厂房里积压的固定资本的贬值，如果这种贬值超过对新兴部门投资所能获得的利润，那么老牌垄断组织就不会投入一分钱到新兴部门中。反观新垄断组织，由于它建立垄断不久，并没有大量固定资本堆积的烦恼，可以没有后顾之忧地将资本大量注入新兴部门中，新兴部门对于新的垄断组织而言，不仅是获取垄断利润的风水宝地，更是它突破旧的垄断组织封锁的绝佳赛道。“差异就是矛盾”^[3]，新旧垄断组织之间的差异决定了它们之间的矛盾，旧的垄断组织不会坐视能够与自己匹敌的新的垄断组织崛起，因而处处限制流入新兴部门的资本，常常阻拦新兴部门商品的实现；新的垄断组织绝不会放过攫取垄断利润的大好时机，因此它们鼓励资本投入新兴部门，对新兴部门商品的生产和实现往往进行各式各样的补贴。目前各帝国主义国家在新能源产业部门的角逐，正是新旧垄断组织之间矛盾的表现。

“新能源”，指传统能源（即煤炭、石油、天然气等能源形式）之外的各种能源形式，即在新技术基础上加以开发利用的可再生能源。该产业本是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在殖民地人民反抗的打击下，面对以石油为主的燃料原料进口不足危机而提出的“自救措施”。但是随着中国资本主义复辟，各老牌帝国主义重新巩固了它们在殖民地的统治。以美国为例，在随后的三十年中它凭借雄厚的实力，肆意倒卖其殖民地的石油资源大发横财。向新能源产业投资对它来说，不仅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进行固定资本更新，而且意味着整个能源产业部门的有机构成大大提高，使现有的石油储备及其开采、加工设备全部发生贬值，利润率大大降低。“这就使得当后起帝国主义国家为了加强资本竞争实力，打破垄断地位而采取先进生产技术时，美帝国主义几乎毫无招架之力。”^[4]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不肯“壮士断腕”，便给了中国这个新崛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利用新能源产业实现“弯道超车”的机会，利用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率先取得了这一部门内的垄断地位。

除了后起帝国主义国家跳跃性发展这条一般规律的作用，中帝国主义垄断资本同国家机器的高度融合与它对新能源原料产地的控制这两项特殊的优势，更加速了它在新能源部门占领高地。中国，作为从社会主义国家蜕变而来的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其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直接掌握着国家政权，同时控制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命脉。官僚垄断寡头本身就意味着国家垄断。对于中帝来说，占领新能源产业，不仅能够源源不断地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提供垄断利润，提高自身经济实力，而且可以大大减少民用领域石油的消耗，直接地增强其扩军备战的能力，为迫在眉睫的帝国主义争霸战争准备条件。因此，中帝在国家垄断的基础上，从2009年起便一直以国家订单、政策补贴等形式，把整个新能源产业当作自己在国际市场上向老牌帝国主义发起进攻的武器。以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和太阳能电池为代表的外贸“新三样”于2023年累计出口1.06万亿元^[5]，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120.3万辆，产销量占全球比重超过60%^[6]。与此同时，中帝还掌控着与新能源息息相关的上游产业，利用其对非洲、东南亚等第三世界国家的殖民统治，源源不断地供应新能源产业发展所需的大量原材料。据统计，全球95%的锰、75%的钴、70%的石墨、67%的锂、63%的镍都在中国精炼，全球99%的阳极、82%的电解液、77%的阴极、74%的隔膜、66%的电池组件等都在中国制造^[7]，这些都是新能源产业所必须的物资原料。不仅如此，中帝还掌控着全球50%以上的锂矿和41%的钴矿，在五大洲都有中国的矿产企业。

倚靠着这两项独特的优势，中帝将因为大量固定资本积压而在新能源领域步履蹒跚的一众老牌汽车巨头，如宝马、丰田、奔驰等老牌垄断集团远远甩在身后。2023年比亚迪占据了全球电动汽车市场份额的21.0%，远超过美帝专攻新能源汽车的垄断企业特斯拉（占13.2%）。同样受到中帝财政补贴的上汽通用五菱（3.5%）、广汽埃安（3.5%）、理想（2.7%）、长安（2.6%）等车企紧随其后。从总和上看，中帝的新能源汽车销量占全球市场总额近三成，而美帝除了特斯拉之外没有其他车企进入全球前十。在这个部门，中帝国主义已经击败了美帝、日韩、德国等国的汽车巨头。“帝国主义的特点恰好不只是力图兼并农业区域，它甚至还力图兼并工业极发达的区域”^[8]，在新能源领域羽翼渐丰的中帝还为争夺欧洲的新能源汽车市场，与欧盟展开了补贴和反补贴的贸易战，要求把本国的廉价新能源汽车倾销到欧洲市场。在这场争夺新兴产业部门垄断地位的“帝国主义大战”中，中帝国主义取得了巨大优势，已然拔得头筹。

动力电池是新能源汽车的“心脏”，它占全车总成本的40%-60%，而如今新能源汽车是中帝投资生产和出口贸易的重中之重。这也就是说，动力电池产业同时也是中帝在世界市场上同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角力所依靠的“心脏”，这决定了该部门的垄断组织与中帝国家的密切联系。在众多新能源汽车得以有能力争夺国际垄断地位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一家动力电池企业的名字被一次又一次提及——宁德时代。

这是一家名副其实的垄断巨头，掌握着大大小小电动汽车企业的命脉。资产阶级自媒体鼓吹宁德时代的成功在于它的老板曾毓群，不仅具有胆识过人的品质，把“赌性更坚强”作为自己的座右铭，而且抓得住市场的风向、把握得住人生中的“贵人”，仿佛他一人开创了“宁德的时代”。可是，当我们翻开宁德时代的发家史，便可以看到这座万亿帝国是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扶持下，才得以一步步建立起来。它的发家历程，与中帝的新能源补贴政策密不可分。从创业时拉拢“中国锂电池第一人”陈立泉及其背后中科院的支持，到发展时接受政府官僚的邀请在宁德站稳脚跟，又到宁德时代成立时以获得国家补贴政策为目的的孤注一掷，再到崛起时在中帝新能源补贴“白皮书”上的鳌头独占……在宁德时代的崛起之路上，正是这只“有形的大手”为它开辟了道路。没有中帝国主义的大力政策支持，便没有宁德时代的今天。宁德时代对中国乃至世界市场动力电池垄断的现状，与其称作“宁德的时代”，不如叫作“时代的宁德”，这部宁德时代的发家史，便是中帝国主义扶植新兴产业、夺取世界市场的争霸史，宁德时代只不过是帝国主义间明争暗斗的产物。我们必须看清这背后的历史规律，彻底揭露中帝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实质。同时也要认识到，尽管帝国主义可以利用国家投资，在短期内向新兴产业部门投入大量资本使其迅速发展，取得极其丰厚的利润，但这种政策不能也不可能改变帝国主义腐朽的根本性质，不可能调和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基本矛盾，不可能扭转经济危机愈演愈烈。不应忘记，帝国主义的争霸史，同时也是它的灭亡史。

先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ATL）——新兴产业部门中的技术争霸之路

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少数巨大企业在生产和资本高度集中的基础上，控制了一个部门绝大部分的生产和销售，资本在各个部门间的自由转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阻碍。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在旧的产业部门里建立起的垄断统治，使得新崛起的帝国主义国家无力与之竞争，只能力求在新兴产业部门里击败老牌资本帝国。当新的产业部门开辟后，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便在这些部门投入大量资本，很快会在激烈的竞争中确立新的垄断巨头。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由于各类民用、军用电子设备不断改进的需要，以及对电化学和材料学的研究更加深入，电池技术的地位水涨船高。从1962年国际电化学学会提出锂电池的设想，到1999年锂离子聚合物电池正式投入商业化生产，在资本主义竞争的驱使下，锂电池技术日渐完善。这项新技术开辟了崭新的生产部门，对于已经深陷资本主义危机中的新老垄断资本家来说，是一片还未开发过的“处女地”。电子产业的日益膨胀使他们确信，投资电池技术一定能够为他们带来难以估量的利润。随着资本主义制度全面复辟，中国的资本家们，也对这块无人占领的宝地垂涎三尺。宁德时代的前身“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就是在这个关头投机电池行业，依靠盗窃先进技术、通过股份制吸收投资，得以排挤竞争对手，成为了强盛一时的“电池巨头”。

1999年，来自东莞新科磁电厂的几名高管梁少康、陈棠华、张毓捷、曾毓群、黄世霖，合伙在香港创立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这支创业团队中每个人都是乘着中修复辟资本主义的“春风”，才得以走上投机发家的道路。陈、张二人1949年随国民党败退，全家逃亡台湾，六十年代留学美国，大学毕业后两人辗转加入了“香港新科实业有限公司”，1995年东莞政府大力引入外资时，两人在公司设立在当地的磁电厂担任高管。曾、黄都是宁德生人，1985年凭借复辟后的高考制度上了大学，1989年毕业后曾毓群被分配到福州一家国企，很快辞职到东莞进入新科磁电厂工作；黄世霖回到宁德当基层公务员，两年后在曾的拉拢下也进入东莞磁电厂^[9]。梁少康则是磁电厂的母公司“香港新科”联合创始人和执行总裁，1999年他力图投机电子产品上游的电池产业，被其日本母公司“东京电气”拒绝后另寻财路，与上述几人另外成立了专营电池业务的独立公司，即“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TL”）。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和技术的发展与进步是资本家谋取利润的手段”。^[10]资产阶级追求剩余价值的本性以及同其他资本家竞争的压力，驱使他们不断改良现有的生产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商品的个别价值，以此击败他们的竞争对手，获得超额剩余价值。ATL在成立之初就把自己的身家投注在移动电子通讯设备的电池供应上，它创立时掌握有250万美元资金，拿出了其中100万美元^[11]购买了美国“贝尔实验室”的聚合物锂电池技术专利^[12]，企图制造适用性广泛的软包电池并以此发家致富。但是利用这项技术生产的电池经过充放电后容易鼓包和爆炸，因而使用寿命十分短暂。是时，市面上大规模生产的锂电池都具有相似的缺陷，使得购买了技术专利的企业难以凭此在电池市场中取得有利地位。面对超额利润的诱惑和企业破产的危机，ATL要求改良电池技术以求一逞。他们为此拉拢了锂电池行业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陈立泉。

陈立泉是中修资本主义复辟后迅速崛起的新学阀。社会主义时期，陈立泉就已经进入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工作，但他对当一名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毫无兴趣，而是一心盼着利用自身掌握的技术谋取私利。1976年资本主义复辟后，他在同年12月就火速前往西德进修固体电解质学科。1978年回国后，作为服务于中修的首批资产阶级科学家，他受到了来自官方的大力支持。1987年，他就任“863”计划“^[13]七五”储能材料（聚合物锂电池）项目的总负责人，把这个项目内绝大多数技术成果都掌握在了自己手中。有了一定的技术，陈立泉便马不停蹄地推进锂电池产业化、商业化。陈立泉曾说：“市场营销对我们科研院所的人来说是弱项……我们适合做孵化器的工作，小鸡孵出来以后交给公司，由公司去运作，这是最好的模式。”^[14]陈立泉作为中修官方的科学家，没办法直接“下海经商”，所以要四处拉拢资本家，借他们的生产线和经营手段实现技术变现，坐收利润。与陈棠华、曾毓群等人勾搭前，他已经于1999年成立“北京星恒电源有限公司”，利用技术总监的职务率先捞取一笔红利。

ATL的发展道路上，处处有中帝国主义的暗中推动，这最初就表现为以陈立泉为代表的学阀在技术上的支持。为了得到先进技术，谋求利益，ATL一伙人早就做好了打算。陈棠华利用曾毓群在年龄、学历上的优势，早在谋划创业时就扶植曾毓群拿下硕士学历，为日后通过他牵线搭桥取得前沿电池技术铺平道路。当陈棠华、曾毓群带着ATL创业团队敲开陈立泉的实验室大门时，这个资产阶级学阀马上发挥他对利润的灵敏嗅觉，接过了他们投来的“橄榄枝”。ATL创立之前，陈立泉便应陈棠华之邀以特别顾问身份南下东莞参加了ATL公司论证会。2002年，曾毓群在身兼ATL总裁和CEO的同时，经陈棠华之手破例进入了中科院物理研究所，成为首个“在职博士”；而他读博期间的导师，就是刚刚取得院士头衔的陈立泉^[15]。这场资产阶级学阀与私营企业的交易中，ATL取得了急需要的先进技术，而陈立泉也在ATL的成功中赚了个盆满钵满，实现了“双赢”。

由于得到了专业的技术支持，ATL很快解决了电池鼓包的缺陷，使它的锂电池产业化生产技术一跃领先于世界水平。2001年，成立仅两年的ATL，电芯出货量便达到了100万枚，为他们在电池市场赚到了第一桶金。ATL还在两年后进入了苹果的供应链体系（尽管此时苹果还未取得电子产品垄断地位），开始向世界市场扩张。锂电池技术的优势，使ATL成为了资本市场的香饽饽。这一时期，ATL被多家资本投资，其中最大的三个是：汉鼎亚太（台湾）、凯雷投资（美国）、3i集团（英国），投资总金额高达3700万美元。由于大量股权被外国资本所掌握，ATL从一家“小微企业”成为了一家多国合资企业，原来的创业团队持股比例大大缩水，都变成了小股东，因此被控制在了这些投资公司背后的垄断资本手中。

垄断时期新兴产业部门的企业生产，由于一开始就可以利用垄断组织所研究的先进技术成果，因而呈现出生产发展的跳跃性。然而，垄断没有消灭竞争。“垄断组织拥有大量垄断资本，完全能够在转瞬间建立起具有先进技术的新型大企业，并使新兴的工业部门迅速发展起来。”^[16]因此，即使是在帝国主义时期，类似ATL等新兴部门企业仍存在着依靠新技术的研发，取得超额利润的可能性。但是还没有在锂电池领域占据垄断地位的ATL，面对原本就掌握着大量资本和技术的垄断巨头，很快便会失去其所有的优势。事实也是如此。经过垄断资本大量涌入，电池行业发生普遍的技术革新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其他垄断巨头很快便掌握了电池生产的改良技术。ATL生产的锂电池失去了原本一家独大的优势。也就是在2004年，“唯利是图的外国资本家们”认为ATL难以继续为他们取得超额利润，主动选择了撤资，使得刚刚签订了为苹果iPod生产1800多万块锂电池订单的ATL陷入困境。无奈之下，ATL被以一亿美元的价格卖给了“东京电气化学公司”，从此成为了一家“中国人创办、日本人实际控制”的企业。这一尴尬的身份，阻碍了ATL取得中帝为新能源产业提供的补贴，但也迫使它日后将动力电池部门独立出来，形成了“宁德时代”。

崛起：坐标福建宁德——背靠“有形大手”的腾飞

宁德，位于中国东南沿海，过去是福建的一个小县城。今天宁德时代所坐落的沿海厂区，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还是一片滩涂。在社会主义中国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下，在“农业学大寨”的革命运动中，那里才从“沧海”变为桑田。二十世纪末，经过二十年的反攻倒算，宁德的资本主义工业开始迅速发展，发起了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于1999年实现了“五通”（通路、通电、通水、通邮、通视）。同年11月，随着中帝国主义的兴起和凯恩斯主义的大力实行，国务院批准宁德地区撤县设市。掌握大权的市政府试图发展大机器工业，以维持他们在这座沿海三线城市的政绩。于是，宁德市政府把目光投向了老乡曾毓群所创办的ATL，企图拉拢这座“世界级”的电池企业。

反观ATL这一方，随着与苹果、三星等巨头企业达成了更多订单，原本设立在东莞的两座工厂产量已经难以供应，必须建立新的生产线以满足日益扩张的市场需求。时值中国沿海城市的资本主义开始发展，工业刚刚起步、劳动力极其廉价的宁德就成为了ATL扩张的优秀选择之一。不仅如此，ATL创业团队中的曾毓群、黄世霖都是宁德人，黄世霖还曾在宁德担任基层公务员，都与宁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2004年12月，由曾毓群老家宁德市蕉城区的政协正副主席、政协机关办公室主任、区委统战部的正副部长、区工商联党组书记所组成的官僚集团，亲自来到东莞招商引资，邀请曾毓群在宁德开设ATL分厂，“建设家乡”^[17]。当时的ATL，总部在香港，工厂设在东莞，而宁德这座小城还不足以承载大工厂的生产、销售和投资需要，因此起初曾毓群等人也对向宁德扩张表示犹豫。然而，有钱能使鬼推磨，宁德政府承诺为ATL提供约2500亩极优惠的土地、“前几年免征、后几年减半”的企业所得税政策、大量低息贷款以及与当地高校、职业院校设立的专门人才培养项目。而在随后几年内，闽粤高速公路开始通车，温福铁路和衢宁铁路的共用车站宁德站动工建设，交通业的发展也为ATL进入宁德打下了物质基础。

2008年，凭借着与地方官僚的勾结，以ATL分公司为名义的宁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德新能源”）在福建宁德落脚了。市政府为了辟地设厂，不惜填平、迁移了当地数千亩的鱼塘，在人民群众的血汗上打下了“电池帝国”的地基。2010年，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回到了他仕途中的重要起点——宁德进行调研，提出“多上几个大项目，多抱几个‘金娃娃’，加快跨越式发展。”宁德政府眼见得到中修的鼎力支持，便迅速在上下游产业链引进大量企业，给ATL以及后来宁德时代的电池生产提供了各种配套设施。在上游，有杉杉股份（2016）、厦钨新能源（2017）、东南铜业（2015）、青拓集团（2008）；在下游，有上汽集团（2019）。可见，ATL在宁德的落脚和起步，就离不开当地政府的大力扶持，更离不开中修在背后的推动。

2008年，正值世界经济危机。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力主推出“四万亿投资计划”，试图用凯恩斯主义的大刀，砍杀出一条扩大政府投资的血路，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中提高官僚资本的垄断程度，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力量挽救中修濒临崩溃的经济。次年，中国政府发布《汽车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其中提到，“启动国家节能和新能源汽车示范工程，由中央财政安排资金给予补贴。”

“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国家机器不仅一般地作为外部条件来为资本主义经济基础服务，而且还同垄断组织内在地溶合起来……国家的经济职能和经济活动迅速扩大，构成了垄断资本运动的组成部分。”^[18]2009年至2013年间，国务院财政部、科技部、工信部、发改委（以下简称”四部委“）颁布了四份重要指导性文件，要求全国示范城市大力推广新能源汽车，建设如充电桩等新能源汽车配套设施，并批准了一系列用于私人购买、公共领域配置、整车及零件生产的政府财政补贴。随着2012年习近平集团上台，正式走上帝国主义争霸道路的中国，进一步加强了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政策。国家机器与垄断资本的溶合，特别显著地发生在作为国家战略产业的新能源汽车行业中。2014年四部委颁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的指导意见》中写道，为了“贯彻落实发展新能源汽车的国家战略”，就必须要“以市场主导和政府扶持相结合”。为了精确地把政府资金发放给垄断资本，四部委每年更新十余批《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应用工程推荐车型目录》（2016年改行《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推荐车型目录》，前《目录》于2016年1月1日废止），生产的车型能够进入这份目录，是新能源车企取得政府补贴的凭证，北汽、一汽、比亚迪、小鹏、蔚来、中通、宇通、金龙等垄断企业几乎从未缺席。随着《目录》中囊括的车型范围越来越大，获得补贴的企业越来越多，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市场迎来了爆炸式的发展。2009年补贴政策刚刚出炉时，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只有5000辆左右，2016年这个数据则暴涨到45万辆以上^[19]，截至2024年6月底，中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为2472万辆，占全国汽车总量的7.18%^[20]。政府的倾力扶持，不仅为新能源汽车开辟了“统一、竞争、有序的市场“（《意见》），还直接利用财政预算实现在公共服务用车领域的新能源普及，用大额国家订单的方式为垄断资本家们提供了巨量利润。在此政策下，2014年到2023年中国新能源公交车保有量从3.7万辆提升至55.44万辆，占公交车总量的比例由6.9%提升至81.2%^[21]，来自宇通、中通、金龙等客车企业的新能源公交车几乎占领了大城市的所有公共路线。到2023年，中修8个部门甚至在15个试点城市启动公交车、环卫车、出租车等公共领域车辆全面电动化，其规模超过60万辆新能源车、70万台充电桩和7800万座换电站。通过上百亿国家订单的方式，中帝国主义将掌握在政府手中的主要来自人民税收的大量国家资金，注入垄断资本家的腰包。短短十几年，中帝国主义就在新能源领域建立起了自己 的帝国，并且以远超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垄断程度，牢牢将新能源汽车产业攥在自己手中。

中帝国主义能够在新能源产业中抢占先机，正是帝国主义阶段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的表现。它通过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政策向新能源产业投入巨额资本，“转瞬间建立起具有先进技术的新型大企业，并使新兴的工业部门迅速发展起来”^[22]，从而大大加快了经济发展，在较短时间内便赶上和超过了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以德国为例，其传统燃油车企业非常庞大，它们在燃油车生产设施、设备、技术研发等方面的投资占固定资本90%以上，例如大众集团在全球有着超过100个燃油车生产基地^[23]，在燃油车市场上固守着垄断地位。他们不需要再更新固定资本和改进技术，只要“挤牙膏”就可以坐收大量垄断利润。而中国在燃油车市场上根本无法竞争过外国的垄断企业。过去中帝的汽车市场虽然也以燃油车为主流，但不 论是在国内市场还是出口领域，中外合资品牌的市场份额都直逼70%。这样的情况，就促使中帝投资发展动力电池，在新能源车领域孤注一掷，以图在这个新兴部门抢占先机。就是在这样的利润驱使下，国产车企的迅速转型、新兴部门内部的技术竞争、新能源汽车低廉的价格，让整个新能源产业都迅猛地发展起来了。

新能源汽车市场的飞速发展，让电池寡头们稳坐供应链的上游，赚了个盆满钵满。面对丰厚利润和国家支持的诱惑，早在几年前就被宁德市政府拉拢的ATL，站上了它作为一家外资企业的转折点。ATL原本主要生产小型电子产品使用的电池，但在设立宁德工厂的2008年，ATL在曾毓群等人的主持下设置了动力电池研发部门，仅仅花了三年时间便独立研发出了动力电池，轰动了整个行业，而在这背后少不了中修御用科学家陈立泉之流的支持。这时ATL的最大金主——中帝国主义，也向其伸出了橄榄枝，各项补贴政策纷纷上马。然而，中帝对新能源汽车的国家补贴政策完全排挤了外资控股的企业。2011年出版的《外商投资指导目录》上写明，中帝鼓励外商投资的是“能量型动力电池……外资比例不超过50%”，力图将新能源技术、特别是新能源汽车的各项技术控制在自己手中。如前文所述，ATL此时已被日本企业完全控股，不可能进入补贴目录。托拉斯作为垄断组织的高级形式，以财政控制为基础。ATL对宁德新能源的股权掌握就是这样，宁德新能源保持形式上的独立，实际上却仍从属于ATL，也便完全是一家日本人的企业。中帝国主义不甘做个软柿子，作为其统治阶级的中国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对ATL的先进技术垂涎三尺，但自己的聚宝盆掌握在外国资本手里，让他们更加不能接受。为了得到国家政策支持，牢牢抱住中帝国主义这条“金大腿”，曾毓群再次“创业”把动力电池部门从ATL独立出来，吸收大量中国资本，成立了“宁德时代新能源有限公司”，宁德新能源仅占股15%——这就是“宁德时代”（CATL）。

成为“国产品牌”、名正言顺地获得了国家补贴的宁德时代，为了在资本竞争过程中建立起自己的垄断地位，避免掉到政府财政支持的目录之外，仍然要走“技术先进“的路线。为此，宁德时代在中帝政府默许之下，与华晨宝马达成了一笔交易。2012年，中德合资汽车品牌华晨宝马为了推出新款电动汽车“之诺1E”，便主动找到宁德时代为其生产动力电池，以此提高该车型的“中国制造”成分，顺利进入中国市场。相比来自老牌车企的订单，宁德时代更看重的是如何“偷师”对方的电池生产技术。华晨宝马作为中德合资企业，掌握着德国垄断企业投入大量资本研发的先进技术。宁德时代借此项目从宝马获得了大量高级工程师，以及长达800页的动力电池生产标准，大大提升了本企业的动力电池生产和检测水平。至此，宁德时代已经完全掌握了动力电池生产的全流程，技术水平跃居世界顶尖。华晨宝马也凭借这次交易，提前于其他垄断车企进入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市场，甚至在一段时期内成为政府补贴目录中的唯一一家合资企业；宁德时代则作为宝马在大中华地区唯一的电池供应商，是中国首家成功进入国际车企供应商体系的动力电池企业。

2012年至2015年，新能源汽车产业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春天”。在特斯拉等垄断企业的推动下，新能源汽车的全球销量从2012年的13.2万辆猛增到了2015年的67.9万辆，对动力电池的需求量也从2012年的2.7GWh（吉瓦时）增加到2015年的24.3GWh，增长了8倍^[24]。宁德时代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距离建立起它的垄断帝国只差一步之遥。而这最后一道坎，终于在中帝国主义的新补贴政策支持下，轻松跨过了。

2013年开始，中帝对新能源汽车的补贴政策由原本按照电池电量的补贴，改成了按照续航里程分三档进行补贴，续航越高的新能源汽车拿到的补贴就越多^[25]。体积小、续航长成为了技术改进的主要方向。而在同等体积下，动力电池的能量密度，就成为了决定该车型获得补贴数额的关键。当时的动力电池主要分为磷酸铁锂电池和三元锂电池两类，三元锂电池能量密度高，在续航和充电速度上较优，安全性却劣于磷酸铁锂电池。两类电池技术分庭抗礼的局面被中帝的一纸文书打破了，三元锂电池迅速成为市场主流。高度实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中帝国主义，由于其追逐利润的本性，也为了击败外国新能源汽车企业，便不在乎新政策是否会推动电池企业投机安全性能低的三元锂电池，致使新能源汽车自燃事故频繁发生。早就主攻研发三元锂电池的宁德时代，也以此打败了它称霸道路上的劲敌——主攻磷酸铁锂电池的比亚迪。2015年3月，中帝发布了被称为“动力电池白名单”的《汽车动力蓄电池行业规范条件》。新能源车企要想获得补贴，必须使用进入白名单的企业所生产的动力电池。这份白名单上清一色都是中国的动力电池企业，位居头号的就是宁德时代。2015年10月，ATL子公司宁德新能源将所持宁德时代15%的股权转让给“宁波联创”，ATL便不再直接或间接持有宁德时代的股权，ATL和CATL从此成了完全独立的两家公司。宁德时代就此完全成为了一家中国人的企业。当德国、日本的汽车大王们还在纠结于燃油车的高额垄断利润和更新固定资本的巨大开销时，中国的新能源汽车资本家已经背靠祖国提供的数百亿补贴，走上了一条“通天大道”。

自此之后，宁德时代接到的订单数不胜数。国内众多客车、轿车的新能源车型纷纷上马，他们无不找到了这个在当时算是独一份的国产动力电池企业。宇通、上汽、北汽、吉利、长城、东风，以至于国外的大众、梅赛德斯奔驰、特斯拉……纷纷向宁德时代发出了巨额订单。2015年，宁德时代的营收达到57亿元，净利润则达到了9.3亿元，净利润超过了前一年的营收（8.6亿元）。2016年的营收和净利润更是猛增到148.8亿元和28.5亿元，成立的第五年，宁德时代的电池装机量达到了全球第三，仅次于松下和比亚迪。^[26]2017年，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开始明面规定电池能量密度的要求，把能量密度调整系数引入到补贴计算公式中^[27]，使得三元锂电池在小型商用车领域全面占据了上风。宁德时代在这一年超越松下和比亚迪，成为世界排名第一的动力电池装机厂商。过去稳坐在燃油车垄断宝座上的汽车企业，为了在新能源领域继续维护自己的地位，也要寻求动力电池最大供应商宁德时代的支持。以占据客车市场份额最大、为政府公共交通效力的”宇通客车“为例，宁德时代自2013年起成为宇通客车的电池供应商，并在2014至2017年间成为宇通的第一大客户，至今已为近15万辆宇通新能源客车提供动力电池，占其总产量的93%以上。^[28]2017年11月，宁德时代向深交所提交了上市申请书，并于2018年6月在深交所创业板登陆。在上市当天，宁德时代的市值涨到了786亿，一跃成为创业板市值第二大的股票。

正当中国本土的新能源汽车企业飞黄腾达的时候，2016年，中国政府放开了对外资电池企业的限制。这完全是由于中帝国主义的新能源企业已经颇具规模，早已能够与国外垄断资本抗衡，必须要让中国的动力电池“走出去”，进一步占领世界市场。果然，对外资电池企业的放开，让其与国内电池企业“自由竞争”，不仅没有导致国内电池企业的落后，反而加速了国内电池垄断企业对中小电池企业的兼并，也让中国新能源汽车企业冲杀进了海外市场。很快，在2016年到2019年，中国动力电池出货量从30GWh上升至71GWh，但动力电池企业数量却从145家减少至55家，生产和资本的集中程度急剧提高。同时，由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本土固定资本更新的困难，导致其新能源车企业不得不在中国寻找供应商。国内的许多大企业，通过“合作学习”，掌握了更加先进的电池技术，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垄断地位。在这个过程中，宁德时代再次抓住了“机遇”，发挥“主场优势”，与宝马、大众、梅赛德斯奔驰、现代、特斯拉、斯特兰蒂斯等国外车企签订了大量电池订单，价值数百亿美元。在2016年至2020年的四年间，其动力电池销量从不到20GWh达到46.84GWh，世界市场份额从17%上升到32.6%，到达全球第一。^[29]

从2021年3月底开始，宁德时代股价持续攀升，6月28日市值突破万亿大关，一路上涨到最高1.6万亿的市值，一度超越中国工商银行，成为仅次于贵州茅台的A股市场第二股。上市仅三年，宁德时代就登上了A股的巅峰，这是99%的企业都不敢奢望的成就，“宁王”从此加冕。

霸权：万亿帝国——垄断地位何以维持？

不同于燃油车的复杂结构，新能源汽车零部件成本的40%都归于动力电池，动力电池之于电动汽车就如同心脏。掌握住这颗“心脏”的生产线，就是中帝在新能源部门建立国家垄断的重中之重。四部委发放的新能源汽车补贴金额，随着政策不断更新先后以纯电续航里程、电池容量、充电速度等指标划分档次。通过这样的政策，动力电池企业几乎把握住了新能源汽车企业的命脉。可以说，新能源车企取得补贴后，都不得不拿出很大一部分给电池寡头们“纳贡”。而在2021年已占动力电池市场份额三成的宁德时代，正是整个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心脏”。“垄断限制了自由竞争，但是，它并不能消灭竞争，反而使竞争更加剧烈。竞争是一切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生产的规律。”^[30]对于动力电池这块大蛋糕，许多垄断巨头都想分一杯羹。就在2021年，除了宁德时代，LG新能源、松下和比亚迪等企业也分别占有20.3%、12.2%以及8.8%的世界市场份额，^[31]对宁德时代的压力不容小觑。在过去，一些车企的电池几乎全部来自宁德时代，而宁德时代也借此坐地起价，大卖垄断价格，甚至借着垄断地位，制定各种霸王条款，对下游车企嚣张跋扈，拒绝为车辆自燃等事故承担责任。连广汽集团董事长曾庆洪都要在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上承认：“广汽有一半的装机量和宁德配套……我现在是给宁德时代打工。”垄断利润的存在并不否认价值规律，它所改变的只是剩余价值在企业间的分配。日渐发展的新能源汽车资本家们，不愿意再把收入的近一半交给宁德时代，让到手的剩余价值白白损失。对此，许多国内车企例如蔚来、广汽、吉利，开始了“去宁化”，要求投资研发自己的动力电池产业；国外车企如福特、特斯拉等巨头，也开始向动力电池生产领域扩张，建立单独供应自己的电池工厂。

然而，“宁王”怎能容许到嘴的鸭子飞了？为了保持住自己的垄断地位，它向动力电池生产的上下游发动“纵向兼并”。不同于过去只是在动力电池领域依靠中帝国主义的“白名单”来获得垄断地位，随着垄断竞争的加剧，宁德时代还依靠和中修官方的联系，兼并上游锂、钴、镍等动力电池所需生产对象的企业，它疯狂地利用股份制“使垄断者的势力大大地增加。”^[32]以宁德时代为主体的投资项目，涵盖锂电池、储能、整车制造、零部件、半导体芯片、充换电、智能驾驶以及出行等领域，投资方式包括股权投资、战略投资、定向增发、并购以及设立合资公司等。据统计2018年至今，宁德时代约发布了27个重大投资项目公告，项目总投资预算超4000亿元，其中单个投资预算在100亿元以上的项目多达19个，投资领域主要覆盖动力电池、储能电池、正负极材料及锂电池回收一体化项目、海外研发基地等，其投资频率之快，规模之凶猛，同行业内根本没有匹敌者。除此之外，宁德时代的资本触手已延伸至锂矿、磷酸铁锂、锂电池生产设备、镍矿资源、汽车芯片等新能源汽车核心产业，所投资企业大多处于行业龙头，或领先地位，总投资合计超600亿元。

掌握“洛阳钼业”，是宁德时代控制原料供应链的最重要一步。以洛阳钼业的收购为实例，可以窥见宁德时代是如何一步步打造起它的“万亿帝国”，并企图维持其“永久繁荣”。洛阳钼业作为国资委掌握的稀有金属巨头，控制着刚果（金）两座全球产量最大的钴矿矿山（其中之一的25%股份在2022年收购后就出卖给了宁德时代），以全球22.2%的钴资源占有量居世界第一位，并且是全球第二大钴生产商；^[33]镍矿资源方面，洛阳钼业于2019年通过股权收购和增资间接持有“华越镍钴”30%股权，利用其在印尼莫罗瓦利的殖民地工业园，实现年产6万吨镍金属量的镍化合物。这些都是三元锂电池所必需的金属资源。^[34]2022年11月，宁德时代与河南省洛阳市政府国资委实际掌控的“国宏集团”达成交易，使得宁德时代间接持有了洛阳钼业24.68%的股权成为第二大股东，仅比第一大股东“鸿商集团”低0.01%^[35]。而鸿商集团与宁德时代早已互相持股，合作密切。这场交易的背后，是私人垄断资本家与官僚寡头的紧密勾结。国宏集团原本通过其全资子公司“洛矿集团”对洛阳钼业控股。在这场交易中，国宏集团以洛矿集团成为宁德时代子公司“四川时代”的子公司为代价，换来自己持有四川时代20.8%的股份；而宁德时代则凭借母、子、孙公司的关系，将原本洛矿集团持有的洛阳钼业股份转移到了自己手上。宁德时代掌握了钴矿、镍矿资源的供应，在地方官僚的支持下大大巩固了垄断地位，利用资源优势卡住了其他竞争对手的脖子。掌握住洛阳钼业之后，宁德时代把控制原料供应的触手伸向了锂矿领域。2023年1月，洛阳钼业与宁德时代联合体取得了玻利维亚乌尤尼和奥鲁罗两个巨型盐湖的开发权，并建设两座锂提取工厂，预计碳酸锂年产能为5万吨。^[36]如此一来，宁德时代就完成了“锂—钴—镍”的矿产资源布局，一时间”手里有矿，心中不慌“。

继续向前追溯，我们甚至可以看到，宁德时代能够拿下洛阳钼业二股东的位子，是基于河南省政府、洛阳市政府与宁德时代在2022年6月22日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签署协议后仅仅三个月，宁德时代投资140亿元的洛阳新能源电池生产基地项目便动土开工，并向政府承诺将在三年内投产，“打造全国有竞争力的1000亿产值新能源电池基地，并带动上下游配套产业及相关服务业年产值近2000亿元”。^[37]工业巨头与官僚寡头资本极其深刻地交织在一起，造就了这座不可一世的巨型企业。但是，随着资本主义总危机的不断加深，即使是官僚垄断资本也在经济危机的打击下，陷入惶惶不可终日的境地。而完全依赖政府投资的宁德时代，也在其背后主子日渐崩溃的趋势下摇摇欲坠，它一手建成的”万亿帝国“背后的裂缝也越来越大。

尾声：走向全球——血铸王冠必将粉碎

早已在无数次资本混战中登上顶峰、走向世界的“宁王”，果真能戴牢王冠吗？事实是，随着垄断程度进一步提高、资本力量进一步壮大，宁德时代却“高处不胜寒”，其垄断地位也摇摇欲坠。2022年后，疫情带来的经济萧条、俄乌战争对世界市场的冲击、上游原材料价格的进一步暴涨，让宁德时代措手不及。在技术领域，比亚迪也加强了投资，从2008年起便坚守磷酸铁锂的比亚迪，到2020年推出了刀片电池，其包体能量密度已经做到了与三元锂电池相当。对此，宁德时代又开始在技术领域寻找新的解决方案，将触手伸向钠离子电池、储能业务、电池材料循环利用等领域。据宁德时代自称，其自家生产电池中镍钴锰的回收率已达99%以上，几乎不需要再开采新的矿产。

然而，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的进步，绝不是为了劳动人民的利益，也不可能改善劳动者的工作条件，而只能是为了攫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在电池回收技术上下足了功夫的宁德时代，却不愿意在工人的劳动保障措施上花费一分一毫。这种技术进步，反而意味着工人劳动强度的提高和劳动条件的恶化。在处理废旧电池中，镉、铅、汞、钴、铬等有害金属，长期接触将导致中毒、呼吸系统问题和皮肤病，锂离子电池的破裂还会直接引发爆炸或火灾。在处理电线的过程中工人还需要在没有防护措施的情况下接触大量玻璃纤维。许多工人的皮肤受到了不可逆的损伤，却没有任何治疗手段。

有人说，宁德时代落脚宁德，为宁德带来了财富，也让宁德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提高。在宁德时代成立之后，宁德大搞基础设施建设，大量产业配套措施陆续上马。在帝国主义时代，工业资本总是和银行资本合流的，宁德的房地产投机也迅速发展，房价进一步上升。宁德的平均房价从2011年的4000元/平方米上涨到2023年底的14356元/平方米。但是，“一边是财富的积累，一边是贫困的积累。”^[38]房价增加2.5倍以上的同时，宁德市的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却从19314元增加为44639元，仅仅提高了约1.2倍。资产阶级向来统计的仅仅是工人获得的名义工资，而宁德工人用货币工资能够买到的生活资料和服务的数量，也就是实际工资，却由于物价飞涨、房租提高、税收负担和失业人数的增多……不增反降。就宁德时代本厂的工人来说，这里早就实行起了“896”工作制（即早上8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一周工作六天），月加班时间在动力电池企业中排行第一，达到了100-150小时。宁德时代还实行着严格的等级制，用以分化工人，甚至在加班问题上注明“外籍员工（高级工程师）不做要求”。宁德时代又使用各种霸王条款，将技术人员死死捆住，一旦宁德时代的工程师不堪忍受其残酷的剥削，想要离开时，便利用赔偿高达100万元的竞业限制，限制其在同类企业甚至与新能源相关的一切企业就业，否则就向其提出一个毫无商量余地的天价赔偿，并在宁德勾结当地的仲裁委员会、法院，让其按照宁德时代的协议来对劳资纠纷做出判定。宁德时代，已经俨然成为了宁德的土皇帝，而宁德这座城市，也由于宁德时代的成立，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日夜不停的倒班制，导致宁德时代的工人清一色都是18至35岁的年轻人，在更短的时间内出卖了原本正常年数所拥有的劳动力，这也让原本“宁静”的沿海小镇，如今充斥着与黑社会相勾结的劳务中介，像挑选牲口一样挑选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廉价工人。而当地的警察也是铺天盖地，巡警亭遍布每个工厂门口，用以应对层出不穷的讨薪事件。同时，宁德时代在发家过程中的无序竞争，也给当地的自然环境带来了破坏。2019年，宁德时代在宁德的生产基地发生了污水排放超标的情况，导致当地河流颜色异常并散发异味，引发了当地居民的抗议。同年，宁德时代在广东的生产基地VOC（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超标。宁德时代正是踏着无产阶级的血汗，登上了动力电池市场的顶峰。

有人说，宁德时代不同于大部分只在国内市场“窝里横”的同行企业。的确，手握高额补贴和先进技术，给了它大举在海外市场攻城略地的底气，让它依靠极高的剥削率和劳动强度走向世界。“跨国公司是资本和生产集中、垄断组织发展的必然产物。垄断组织控制了本国的生产和销售就要向外扩张，在国外设立分支机构，使它的剥削范围由国内扩展到国际，成为国际化的垄断公司。”^[39]随着“国家队”的全盘接手，宁德时代便开始在海外建立工厂。然而，这些工厂的建立，也和国内各地的“时代”一样，在无数的“宁德”，用血与火写下编年史。通过与赣锋锂业等国家垄断资本的勾结，宁德时代投资的锂项目遍布了澳大利亚、阿根廷、墨西哥、爱尔兰等国家。然而，在许多矿井，特别是在非洲的刚果民主共和国等第三世界国家，矿井工人面临着极高的劳动强度。工人常常在高温、潮湿、通风不良的环境中工作，安全保障严重不足。许多刚果钴矿工人的工资只能满足25%的生活需求，严重低于劳动力价值。钴矿的保安每月工作超过200小时，却只能赚135美元。在非洲的矿井内，缺乏水龙头或喷泉，工人在工作中难以饮水，在12小时的轮班制下没有午休时间，经常一整天没机会吃饭。^[40]“帝国主义不仅向经济落后的国家输出资本，而且也向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输出资本。”^[41]2017年开始，宁德时代相继在法国、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地成立子公司。这些国家虽然也是帝国主义国家，但由于大量传统汽车固定资本的堆积，这些国家的垄断资产阶级也不能像中国一样举全国之力发展动力电池。当年，宁德时代以12GWh的动力电池销量跃升全球第一，力压松下、LG化学和三星SDI。2021年和2022年间，宁德时代就宣布要在德国图林根、匈牙利德布勒森、美国密歇根和内华达建立海外生产基地，并与美国本土的福特和特斯拉进行合作生产直供产品。2023年，由 匈牙利总理、中帝国主义的好奴才欧尔班亲自推动的宁德时代电池工厂试图在匈牙利德布勒森落脚。对此，当地人民组织了示威游行，以反对宁德时代给当地劳动人民带来的失业和环境污染的“公害”。

宁德时代的神话，不可能永远书写下去。在经济危机日趋加重的条件下，宁德时代虽一步步“登顶”，但是，其实现商品价值的“惊险一跃”也越来越困难。宁德时代靠着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不断提高技术水平，不断扩大生产规模，锂电池出货量只增不减。然而，其无限追求剩余价值的目的，与其加大剥削攫取剩余价值的手段，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随着中帝国主义经济危机的加剧、政府财政危机的深化、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需求的缩小，就连聊胜于无的各种新车购置补贴也越来越少，最终在2022年底彻底停止。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最大特征——生产过剩，在中修统治阶级引以为豪的“新三样”之一的动力电池行业体现得淋漓尽致。2023年，由于产能过剩，三元锂电池价格下降了55%，磷酸铁锂电池价格则下降了63%。同年，全球电动汽车电池装车量为705.5GWh^[42]，而中国的电池产能就达到了1860GWh^[43]，足够给全世界的电动汽车换两遍电池。这种供过于求导致的低利润率，迫使宁德时代这样的动力电池企业继续降低成本，而最好的方式，就是提高剥削率。宁德时代剥削绝对剩余价值的大刀甚至挥向了总部大楼里的工程师，它打出了“奋斗一百天”的口号，除了节假日加班有每小时20元的加班补贴外，所有7级以上员工（即工程师）均实行义务加班。然而，这样的手段，只能是饮鸩止渴，剥削的力度越来越大，加大剥削力度的范围越来越广，群众的贫困越来越深重——这只能导致以宁德时代为首的中国新能源行业的商品实现更加困难，距离破产越来越近。

宁德时代发家背靠着中帝国主义的有形大手，如今依旧如庞然大物般笼罩在新能源产业上。据调查，宁德时代在2023年获得了57.2亿元人民币的补贴，是前一年的两倍多。此举让宁德时代成为了中国获得政府补贴最多的企业，超过了以往由中帝补助的国有石油公司。而在补贴金额排行的前十名中，有四家都与电动汽车相关。千万亿的补贴使数百万辆中国产的新能源汽车涌入了世界市场，向老牌车企发起了进攻。但各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也决不甘心被中帝割韭菜，纷纷推出了反制措施。2024年6月，欧盟宣布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最高48.1%的关税，^[44]美国也于同年五月提高对华电动车关税至100%。^[45]新能源是中帝国主义试图赶超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工具，但帝国主义集团之间的争霸不可能永远是和平的，中帝国主义试图借助宁德时代等新能源企业成为世界霸主，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帝国主义之间的贸易争霸以至于瓜分领土的战争，是不可避免要到来的。而中帝国主义试图在新能源行业称霸而扶持的宁德时代、曾经不可一世的“宁王”，也已经在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日益尖锐的今天焦头烂额，陷入了生产过剩的困境。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对宁德时代的扶植，绝不意味着其焕发生机，而只能是回光返照。宁德时代的破产，也和中国官僚垄断资本主义集团的灭亡一样，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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