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iginally published at: 韩国总统的照妖镜——简评尹锡悦的“双十二”讲话和韩国的“宪政危机” – 曙光
韩国总统的照妖镜——简评尹锡悦的“双十二”讲话和韩国的“宪政危机”
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协会 编辑部
Editorial Board of League of Struggle for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Proletariat
韩国当地时间12月3日，韩国总统尹锡悦在龙山总统府发表讲话，宣称其将要为“捍卫自由大韩民国免受朝鲜共产主义势力的威胁，剿灭掠夺我国人民自由和幸福的无耻亲朝鲜反国家势力，维护自由宪政秩序”而颁布紧急戒严令。随后，尹锡悦派出了部队企图控制国会、逮捕执政党和反对党的要员，同时宣布禁止一切罢工活动和“假新闻”传播，并称违反戒严令的人可在未经法院授权的情况下被逮捕。但在韩国人民的顽强斗争之下，这场反革命政变在仅仅六个小时之后就失败了。然而，事情的发展越发“扑朔迷离”。
九天之后，随着韩国在野党利用韩国人民对尹锡悦的反对和愤怒而发动对其的弹劾之后，尹锡悦发表了所谓的《对国民谈话》。在这篇演讲之中，尹锡悦用了大段篇幅和许多骇人听闻的词汇——“议会中的独裁”、“反国家势力”、“国政瘫痪”、“宪政秩序被破坏”[1]——来指责韩国在野党“违宪”，指责这些在野党外通“北韩”，内乱“国政”，前扼经济，后亡国安，上犯总统，下压国民，左夺国情，右阻检察，称他发动政变完全是出于“揭示在野党的反国家恶行，警告他们停止这些行为……阻止自由民主宪政秩序的崩溃，并恢复国家的正常功能”[2]的“善良”愿望。
在发表了这一番推卸责任的声明后，尹锡悦话锋一转，竟开始声称他在戒严期间的所有行为都是在总统职权范围内采取的非常措施。换言之，他宣布戒严的行为既没有“违宪”，也完全“合法”。至于为何他处心积虑策划的政变仅仅过了六小时便惨遭失败，尹锡悦则解释是因为他一开始就“并非为了破坏韩国的宪政秩序和国家宪法”[3]，所以派往国会的兵力只是“象征性”[4]的，更没有想过阻止在野党的国会议员和人民群众进入国会……总之，用尹锡悦的话来说，就是虽然他很想把他口中已经沦为“亲朝鲜共产主义势力”的在野党尽数逮捕，但因为他遵纪守法、爱民如子，毫无践踏韩国的形式民主的意愿，所以他对韩国人民和各在野党派上街游行、召开国会并投票解除戒严、命令参与戒严的士兵撤离和向外界广而告之戒严情况这一整个反对他的过程“并未采取任何”“行动”[5]，所以戒严的解除也是理所应当。尹锡悦颠倒黑白的这番话当然没有任何可信度，因为他只是在不断地指责在野党的罪过来粉饰他自己的反革命政变，关于这些“指责”和对自己行为的洗白，稍有常识的人都能够看清楚尹锡悦完全是满口胡话。
但是，尹锡悦——这位所谓民主选举上台的“大韩民国总统”——的这篇充斥着谎言的讲话却无疑也成了一面照妖镜——它既是对中修这样的资产阶级法西斯政体的讽刺，也是对美帝这样的资产阶级民主政体的嘲弄。尹锡悦发动的这场失败的政变以及他的这一番讲话，戳破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一切关于“一般民主”和“一般独裁”的呓语与迷梦，让热衷于夸赞资产阶级形式民主，夸耀选举政治的他们无地自容——“公认的民主化国家的民选总统又怎么会发动法西斯式的政变？”——他们百思不得其解。然而，这一个看似矛盾的问题，早已经被马克思主义所解决了。列宁曾经指出过，资产阶级的议会选举的实质“就是容许被压迫者数年一次来决定迫阶级中什么人应当在议会里代表和压迫他们”[6]，而随着世界步入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的政权组织形式也日益由这种虚伪的民主转向公开的反动以更好的适应资产阶级镇压无产阶级，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继续存在下去。民选的总统转向法西斯的独裁别无二致——都是资产阶级专政。然而，现在对于这场失败的政变却众说纷纭。为此，我们应当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来看一看这场政变到底是怎么样的。
是不为也，非不能也？
两千三百多年前，当孟轲的那套“仁政”学说在各国四处碰壁时，他声称他的这套华而不实的反动主张“是不为也，非不能也”。以儒教立国的韩国总统尹锡悦显然是学到了孔家店二老板孟轲的话术，宣称他之所以没有如他的老前辈朴正熙和全斗焕等人一样发动一场成功的政变是由于他恪守资产阶级的宪政秩序不愿如此，而并非做不到。
然而，恪守宪政秩序的尹锡悦到底愿意不愿意发动反革命政变呢？这绝对不能取决于他自己口头上的主张或者任何人的主观评价，而只能取决于实际上已经产生的效果。毛主席指出，“……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一个人的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7]只要看一看尹锡悦实际上做了什么，我们就可以发现尹锡悦到底是真的不愿意还是真的不能实现戒严了。
让我们首先来看看尹锡悦发表的戒严令的内容。这份反动的戒严令中的内容，我们可以大致将其归结为三个方面：
（一）针对一切政党，包括尹锡悦所属的国民力量党发出禁令，禁止其从事任何政治活动，包括召开国会、地方议会或者任何其他的政党活动；
（二）针对韩国人民，禁止一切罢工、结社或聚集的行为，尤其勒令韩国目前正处于罢工状态且已经坚持了近一年的所有医务人员在48小时内复工；
（三）下令一切新闻和出版物都要受到审查，并且一切被尹锡悦认定的“假新闻”、“操纵舆论”和“虚假宣传”都将被禁止。
不难看出，这些规定完全限制了韩国人民的一切政治权利，甚至限制了资产阶级所把握的各级议会的政治权利，而这种对政治权利的限制，难道就是尹锡悦口中对宪政秩序的恪守吗？如果尹锡悦真如他所说的那样不是想要让人民噤声，不是想要撕下资产阶级民主伪善的外衣，进而建立起一个公开的法西斯政权以更好镇压人民，那么戒严令的内容又怎么需要如此的严苛呢？
再让我们来看看尹锡悦草拟的逮捕名单和政变计划。在戒严令解除后，韩国一些资产阶级媒体爆料出由尹锡悦操控的韩国反间谍司令部曾准备于发动政变时逮捕以下韩国政客：“国会议长禹元植、国民力量党党首韩东勋、共同民主党党首李在明、民主党院内代表朴赞大、民主党首席最高委员金民锡、法制司法委员会委员长郑清来，改革新党代表曹国，YouTuber金于俊、前大法院院长金命洙、前大法官权顺日等人。”[8]此外，根据多方透露的内部消息和公开讲话，尹锡悦早在2024年7月甚至更早的时候就制定好了极为详细的政变军队调动计划：首先出动韩国707特种作战团封锁国会，禁止国会议员的出入，之后动用HID（特殊情报部队）抓捕上述名单中的“要犯”，最后由反间谍司令部将被HID逮捕的政客押送至反间谍司令部内的联合调查本部。[9]实际上，尹锡悦是这么计划的，也是这么做的。作为计划第一步的707特种作战团在尹锡悦宣布戒严后不久便开始出现在国会周围，而HID虽未立刻投入行动，但也早已于宣布戒严前的3日做好了抓捕准备，至于反间谍司令部更是在戒严发生时就已经收到了出动40余名调查官从HID处接手被逮捕的议员，将其押解至指定地点的命令。[10]试问，如果尹锡悦不是下定了要撕下资产阶级民主的遮羞布而公开建立一个特务统治的法西斯政权，他又为何需要逮捕同他意见和立场不同其他韩国资产阶级政客，又为何需要开动部队，大动干戈呢？
而尹锡悦戒严令的措施和调动部队的计划之所以未能如期落实，不是因为别的，只是因为韩国人民的英勇斗争。首先，许多韩国媒体在韩国人民的压力下并没有遵照尹锡悦戒严令的要求而接受审查，正相反，许多韩国人民利用未被审查的媒体传播了尹锡悦发动反革命政变的消息，使得许多韩国人民没有坐以待毙，而是选择行动起来反对尹锡悦的政变行为。同时，只是由于韩国人民迅速走上街头涌向了国会，707特种作战团队国会的封锁才没有得逞——在韩国人民的冲击下他们在国会的防线被突破，而韩国的在野党议员才得以进入国会投票解除戒严。
不仅如此，受到韩国人民影响的韩国707特种作战团的军官和士兵都并没有全力执行尹锡悦有关封锁国会的命令，不仅没有对尝试突破封锁的韩国人民开火，连鸣枪示警也没有过，甚至都没有对韩国人民作出多少暴力殴打，只是形式上组成松散的人墙，且在韩国国会宣布解除戒严后仅仅过了6分钟便自行散去，可谓是远远没有充分发挥其身为国家暴力机关的镇压职能，反倒是对尹锡悦的命令消极抵抗。
最后，负责执行逮捕计划第二步的HID由于戒严仅过了6小时便宣告结束而没有实际投入行动，而反间谍司令部的调查官更是以全体大吃大喝的方式来消磨时间，拖延执行命令。[11]尹锡悦虽然在事后声称这一切都是他太过于心善，没有真的对国会动真格，可是韩国人民群情汹涌在街头抗议，而他的手下部队又纷纷消极抗命的这些导致政变失败的事实里，又有哪一个是由他决定的呢？上面列举的事实已经说明，尹锡悦真正想要做到的是逮捕反对派政客使国会停摆和禁止一切人民的政治权利，进而建立起法西斯的独裁政权，而他的阴谋没有得逞也完全是因为韩国人民的英勇斗争。尹锡悦事后装模作样地声称他当初并没有任何政变的计划，不仅是在回避他过去气势汹汹的叫嚣，而且也是在愚弄那些真正经历过尹锡悦反革命政变的韩国人民。如果尹锡悦本人真的“恪守宪政秩序”，真的从头开始就没有策划什么阴谋的话，那又为什么会有这一场闹剧一般的戒严呢？尹锡悦这种自己的反革命政变失败“是不为也，非不能也”的说辞，无非是反动派高估自己的力量，又低估了人民的力量而失败之后改口，使自己所言的动机临时变得合乎于实际情况的实用主义借口罢了。
尹锡悦政变撕下了韩国资产阶级民主的遮羞布
既然尹锡悦并不是不想发动反革命政变，而是在发动政变后遭到了失败，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他在韩国重建法西斯政权的罪恶阴谋失败了呢？马克思主义对此的观点是明确的，那就是上文提到的韩国人民的斗争，“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2]此外，韩国国内外的阶级斗争形势，也还没有尖锐到要让韩国的买办资产阶级非采取法西斯专政的政权形式不可的地步——从韩国国内的阶级斗争形势来看，韩国的阶级矛盾远远没有激化到资产阶级必须通过建立一个军事独裁政府来维持统治的地步。韩国最近的大规模罢工，如持续接近一年的医生与医学生罢工罢课，以及三星、首尔地铁工会等为要求加薪而举行的罢工预演，虽然声势很大，但都暂时局限在经济斗争的范畴内，互相之间也没有紧密的联系，无法威胁到韩国买办资产阶级的统治根基。此外，从这次政变中反对党和执政党的态度也可以看出，韩国资产阶级内部的大多数人同样反对政变，因为政变所带来的大规模罢工、罢市以及政治上的混乱同样会损害他们的利益。而从国际上的阶级斗争形势来看，朝修虽然在宣传上十分咄咄逼人，把韩国说成所谓敌对国，但在军事上却是摆出了一副防御的架势，对韩国并没有构成实质性的威胁。而从国际形势上来看，韩国目前朝野两派资产阶级无论谁上台都无损于美国、日本等美帝国主义集团国家的利益，反倒是破坏资产阶级表面民主的军事政变带来的政治混乱会影响到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在韩的经济利益。此外，美帝国主义的政府此时正处在换届期，垄断资产阶级的政策将要变更，基本上不可能在国际上发动什么大事变。因此，美日等掌握了韩国经济政治的帝国主义国家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直接支持韩国的这场政变——尽管当初是他们扶植国民力量党上台的。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有许多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却提出了许许多多历史唯心主义的解释，大有借此鼓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之势，丝毫看不见这起政变实际上宣告了韩国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破产。因此，我们很有必要来看看这些先生们都说了什么，他们又是错在哪里的。
有人说，这一次反革命政变的失败，是因为尹锡悦大脑失灵，个人权谋施展不当，更有甚者把这场政治斗争当作“世界是个巨大的草台班子”这类庸俗论调的证明。这种说法仅仅是估计到了尹锡悦个人的反革命能力这一个次要的因素，却没有估计到尹锡悦所处的具体的 物质条件是怎么样的，也没有去思考尹锡悦作出这一决策合乎他个人逻辑的动机是什么。不仅如此，就算尹锡悦个人的反革命能力真的失常了，那么支持他高层军官和文官又在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难道他们也和尹锡悦一样，是无能的反革命之辈，陷入了集体失能？而尹锡悦和这些人集体陷入无能的状态又为什么会发生，尹锡悦和他这样一群无能的班底当初又是如何击败他当初最大的竞争对手李在明及其政党共同民主党的，他又是如何凭借他低下的权谋能力在国民力量党内获得支持，成为代表全党的候选人的？这一切是这种片面的解释无法自圆其说的。
有人说，尹锡悦的政变之所以失败，是由于韩国的“民主体制”发挥了作用，是具有“捍卫民主主义的勇气的”韩国在野党议员不顾封锁冲进了国会，投票解除戒严的结果。这样的说法同样是似是而非的。尹锡悦此次戒严不管是开始也好，还是结束也好，都是充分地暴露出了韩国资产阶级民主所面临的严重政治危机。
首先，戒严是由尹锡悦单方面宣布的，宣布戒严不仅无需尹锡悦事先与韩国人民协商，甚至连国会中的议员乃至他自己所属的执政党都不需要提前知会，只需自行规划好戒严并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对外公开宣布即可，而这一切从韩国的法律上来讲都是合法的。这样一来，尹锡悦就是如戈培尔在嘲笑资产阶级民主制时所声称的那样，利用资产阶级民主为法西斯党徒提供的“毁灭它的资源”来“捞到丰厚的资本”，并“得到了无穷的乐趣”。[13]这就是说，只要尹锡悦的戒严最终能够获得成功，他就能用“民主”的方式完成反革命政变，用“民主”的方式宣布法西斯主义合法，最后用“民主”的方式来消灭“民主”本身，而过程中不触犯任何一条法律。毕竟没有任何一个资本主义民主国家有宣布过戒严非法，通过法案非法，修宪非法。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切——不管是德国的希特勒也好，韩国的朴正熙、全斗焕也好，他们都是以合法的方式取得政权的，是在合乎资产阶级民主的情况下成为法西斯政变的胜利者的。所谓的资产阶级民主代议制，从被设计出来的那一刻起就是任由资产阶级玩弄的工具，根本不是也永远不可能是结束这一场政变的原因。
其次，那些鼓吹韩国资产阶级民主，鼓吹具有“捍卫民主主义的勇气的”韩国在野党议员不顾封锁冲进了国会进行投票的民主派们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就是如果韩国的军队不是消极地，而是发挥出其过去在五一六政变、双十二政变时的“积极性”来封锁国会、逮捕议员时，那么国会又将如何召开，议员们又将如何投票解除戒严，而谁又将有能力宣布戒严？这次仅仅是由于侥幸才导致国会得以开成——更不要提是因为韩国人民而不是那些议员冲击国会才使得封锁国会的部队没有执行命令，可是假如军队真的迫使国会真的开不成的话，又由谁来靠满嘴的仁义道德、法律条文来让反动军队倒戈卸甲，放弃戒严呢？怎么能把这样一个将希望寄托在偶然性上，将希望寄托在资产阶级内部的不和上的制度说成是什么阻止法西斯主义的灵丹妙药呢？
最后，尹锡悦即使已经暂停行使职权，但他还是由韩国资产阶级宪法保障的韩国法定总统。那些提前开口说大话的政客小丑如李在明之流，即使在12月3日当天晚上前往国会投票解除戒严时就声称尹锡悦“已经不再是韩国总统”，到最后也只能乖乖地按韩国资产阶级法律被迫走一通弹劾总统的漫长程序。他们必须想方设法让宪法法院在弹劾立案后的180天内，在至少七名大法官出席的情况下，投出至少六票赞成票使弹劾案通过，进而将尹锡悦彻底免职。然而，韩国如今只有六名大法官的韩国宪法法院却无权裁决弹劾案，因为至少要七名法官才可以开庭，这使得180天后如果宪法法院的法官人数如果没有补齐，那么尹锡悦将会恢复职权。同时，按照韩国法律，尹锡悦停职后，代行他总统职权的国务总理等人也都将是国民力量党的党员——即使国民力量党内部也有不同的派别，但他们之间的分歧相较于朝野之间的分歧还是更小的——而请注意，韩国宪法法院法官的任命是由韩国总统本人决定的！难道尹锡悦和他的继任者会允许支持弹劾的法官上台吗？如此漏洞百出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甚至连失败的尹锡悦都无法清算，又该如何阻止成功的法西斯政变呢？作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最激进者的罗伯斯庇尔在论及为何应当不经任何议会程序直接处死路易十六时曾说过一句名言：“路易必须死，因为祖国必须生”，如果路易十六“还可以成为一个诉讼案的对象的话，那末他可以被赦免……如果路易可以被赦免……那末一切自由的一切保卫者倒成了恶意中伤者了，叛乱者倒是真理的朋友和被迫害的无辜者的保护人了……”[14]罗伯斯庇尔说的多么好啊！如今有着无罪可能的尹锡悦如果最后以无罪收场，那么这岂不是说奋不顾身地阻止尹锡悦发动反革命政变的韩国人民反倒真的成为了尹锡悦口中的“犯罪者”和“反国家势力”？韩国这种荒唐的民主制度设计充分说明了韩国的民主就只能是虚伪的、形式上的资产阶级民主，不仅无法惩罚发动法西斯政变的人民公敌，甚至还能庇护他们，庇护一切为所欲为的资产阶级，完全是一种变相禁止人民政治权利的资产阶级专政。
还有人说，尹锡悦的反革命政变失败是因为韩国的“民主思想”已经深入人心，所以韩国人民在“民主思想”的作用下自发上街抗议韩国戒严，迫使戒严最后被解除。这样的观点同样是非常片面的。它虽然看到了韩国人民的斗争，可是却并没有看到韩国人民反对尹锡悦反革命政变的真正原因，也没有看到韩国所谓“民主思想”实际发挥的作用。前面已经说过，韩国的资产阶级民主在应对这场反革命政变时毫无作用，因为它对于任何政变都是事先不能预防，事中不能阻止，事后不能清算。既然这样，连资产阶级民主本身都成为了一个笑话，那么它的思想又是怎么样起到作用的？假如韩国人民不是主动上街非法地对抗戒严令并与合法的军队展开冲突，而是听信“合法的民主”，进而以合法主义的姿态毫无作为地听任合法的戒严令生效并得到执行，那么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议员该如何与全副武装的士兵对抗？如果韩国人民不是上街游行支持韩国在野党议员，在舆论和实际行动上为他们提供保护，为韩国国会投票解除戒严创造条件，那么解除戒严的投票本身根本无法发生。实际上，不是韩国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深入人心才阻止了这次政变，而是韩国的无产阶级反法西斯思想深入人心才阻止了这次政变。韩国人民恰恰是因为受到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愚弄，没有宜将剩勇追穷寇，乘胜进军，活捉发动政变的首犯尹锡悦及其同党，而是听任韩国国会内的政客们相互扯皮，放任这些政客用合法的手段在这场政变被粉碎后互相攻击，才导致如今尹锡悦依然安然无恙，甚至到最后也十分可能不会得到什么惩罚，更不会如韩国人民真正希望的那样被判处死刑亦或是无期徒刑——只要看看那些下狱、下台的韩国总统——包括全斗焕和卢泰愚在内——有多少是在其之后不久就于事实上恢复了“正常”的生活就可以看到了。因此，虽然韩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与韩国的资产阶级专政是应当反对的，但是属于韩国人民的多数人对少数资产阶级尤其是法西斯主义分子的专政则和由大多数韩国人民公认的民主决定则应当得到支持，而这就意味着要用暴力的手段打破韩国资产阶级民主的条条框框，运用无情的专政来惩处尹锡悦这样法西斯罪犯。
众叛亲离的尹锡悦
韩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代议制在反对尹锡悦政变的斗争中毫无作用，真正粉碎尹锡悦法西斯政变阴谋的是韩国劳动人民的斗争。尹锡悦之所以失败，归根到底是因为他不但得不到韩国人民的支持，反而遭到了他们的一致反对。因此，人民斗争掀起的一阵风潮，就把他吹跑了。
尹锡悦是在韩国阶级斗争形势尖锐的情况下被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韩国买办资产阶级捧上台面的。尹锡悦本人所属的国民力量党，本身就是一个以法西斯主义为其宗旨的所谓资产阶级“极右翼”政党。尹锡悦自上台伊始，就毫不掩饰地着手推行韩国法西斯政党的三项基本纲领：反共（反朝鲜）、维护父权制、镇压工人斗争。尹锡悦上台后一改此前韩国资产阶级“民主”政府对朝修的和平共处政策，极力渲染朝修的“威胁”，并借此大肆宣扬反共思想，将一切敢于反对其统治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罢工工人一概打为“亲朝鲜共产主义势力”。 此外，尹锡悦还在竞选总统时公然提出要废除名义上负责保护女性权利的“女性家族部”，叫嚣要加大对“诬告”男性“性犯罪”的打击，却绝口不提如今韩国猖獗的父权制压迫现象——N号房事件、素媛案，等等。最后，尹锡悦最为臭名昭著的莫过于对韩国医护人员抗议尹锡悦加强专政的罢工斗争摆出公开的仇视态度，三番五次地企图动用国家机器的力量镇压罢工，不断地叫嚣医护人员必须迅速复工，甚至在戒严时还不忘勒令医护人员必须在48小时内复工，其反人民的嘴脸可见一斑。尹锡悦的倒行逆施最终引起的后果只能是韩国人民的普遍反对，使他完全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不仅医护人员坚决不听从尹锡悦的命令复工，坚持要斗争到底，尹锡悦也被韩国人民用各种形式加以讽刺，变得声名狼藉。尹锡悦个人威望的迅速下降引起了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激化，让以李在明为代表的韩国资产阶级民主派趁机削弱以尹锡悦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法西斯派的力量，最后使得尹锡悦所属的国民力量党在2024年4月的韩国国会选举中惨败，仅仅占据108席，而李在明所属的共同民主党及其卫星政党却获得了175席，形成了“朝小野大”的格局。此后，由于人民群众舆论的压力，尹锡悦在《金建希特检法》事件、政府预算案事件上处处受李在明钳制，还遭到了李在明操纵的诸多在野党联合发起的多次险些通过的弹劾案，已经到了退无可退的地步。只是由于尹锡悦到了这样一个在议会民主的范围内无计可施的地步，政变才成为了尹锡悦及其背后一小部分大买办资产阶级继续维持自身统治的唯一选项。
在下定政变的决心后，尹锡悦满心以为自己制定出来了一个“天衣无缝”的政变计划，仿佛可以轻而易举地调动军队来摧毁韩国整个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然而，当尹锡悦发动政变之时，他就开始和一切反革命势力一样，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却过低地估计了人民群众的力量。在发动政变时，尹锡悦的统治基础是极其狭小的。他在政治上的接连失利早就让他即使在自己所属的执政党内也早已和大部分党员貌合神离，他所能依靠的只有自己的一小撮死党亲信。因此，尹锡悦的实际力量是虚弱的，他在策划他的政变时甚至连统治阶级内部的大多数成员都唯恐避之不及，即使对军队和多数资产阶级高级军官也只能采用蒙骗和突然下达命令的方式来半推半就。这就充分暴露了他的纸老虎本质，毕竟当一个政变者连赖以取得政变成功的暴力机关都无法争取时，那么这样的政变多半就是要失败的。而当尹锡悦的政变面临人民群众的激烈反对遭到挫败时，就连最后仅剩的亲信都离他而去，总统府、特战团，幕僚和军官们辞职的辞职，招供的招供，纷纷卖身投靠资产阶级民主派以求逃脱清算，妄图在韩国复辟法西斯主义专政的的尹锡悦政变记最后只能落得一个众叛亲离的可耻结局。万恶的法西斯主义是不得人心的，曾经推翻了李承晚、朴正熙和全斗焕三个法西斯政权的韩国人民是不容欺辱的，他们必将继续坚持斗争，把尹锡悦送入他应该去的历史垃圾堆之中。然而，韩国人民的斗争还没有结束，不管尹锡悦集团最终下台与否，李在明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上台与否，这都不会是韩国人民反对资产阶级的压迫和争取自己权利的终点。恰恰相反，尹锡悦这场政变作为最好的双面照妖镜——照出了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和资产阶级法西斯统治的凶残的照妖镜——是不可多得的反面教材，韩国人民必将从中汲取到教训，认识到韩国资产阶级专政的真实面目，摆脱韩国资产阶级的政治蒙骗，在不久的将来选择共产主义作为解放自己的唯一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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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hinese.joins.com/news/articleView.html?idxno=1177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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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中文第一版，人民出版社，1971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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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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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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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引自理查德·J·埃文斯：《第三帝国的到来》，中文版，九州出版社，2019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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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斯庇尔：《“路易必须死，因为祖国必须生”》，《罗伯斯比尔选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