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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年来辛酸泪，前狼走后饿虎来；幸得农家清贫日，胜过旧家千万言
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协会 编辑部
Editorial Board of League of Struggle for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Proletariat
近日，2010年绑架、强奸女大学生张玲的恶棍、强奸犯钟鹏终于在人民群众斗争的压力下被中修判刑15年[1]。但是，腐朽无能的中修面对这样一起拐卖案，竟然过了15年才去开始调查并逮捕罪犯，甚至对如此罪大恶极的罪犯竟不是处以死刑而仅仅是将其关进监狱15年了事，可谓是远远不足以平民愤，也充分暴露出了中修身为强奸犯最大黑后台的反动面目。但是，此时可怜的女大学生张玲的遭遇已经被埋没在中修自导自演的“铁面无私”，“严厉打击人口贩卖”之中了。她的悲剧其实比起中修的装模做样更加值得关注，不仅仅是由于她的遭遇值得人们同情，任何还有一点基本良知的人看完后会产生一种想要严惩罪犯的强烈感情，还由于她的经历非常明显地暴露出了如今中国资本主义社会下中修的腐朽无能，倒行逆施，儒教思想[2]的流行和旧家庭残害女子的可恶之处。虽然中修在此文中极力美化张玲的父母，企图借该案例宣扬“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世上只有父母好”等儒教思想，但是它毕竟较为全面地揭露出中修统治下中国的黑暗，是中国广大人民，尤其是广大妇女悲惨生活的一个典型。以下将根据张玲的实际经历分析反动中修社会的黑暗，反动父权社会和儒教制度对妇女的压迫。
张玲本来出生于常德一个富裕的小资产阶级家庭[3]，从小被旧家庭的家长操控摆布，过着“长得漂亮，又乖巧听话，让邻居们艳羡”的生活，被家长当作投机能力强，升值空间高，能以高价出售换取给弟弟的巨额彩礼的优质商品[4]。她的家长不仅表面上一直对其花言巧语，吹吹捧捧，而且还允许其上大学，为其负担学费，最后竟开始“介绍（张玲）去做办公室文员。工作刚落定……就给她打扮，安排相亲。”她的家长曾不知羞耻地将自己的这一套算盘美化为“严点也是为她好，对女儿就是要多操心一些”，将自己利欲熏心的丑恶嘴脸说成是为了女儿操心，简直是一副儒教大家长[5]的恶臭面孔。
受着家长支配的张玲虽然还没意识到家长的险恶用心，还对自己的小资生活感到飘飘然，幻想着未来“人生道路的选择”，“想多去一些地方，有意做导游”。但是，在家长名为“担心她会晒黑、容易挨骂”，实为担心她到处跑脱离旧家庭掌控的阻挠下，她的天真幻想失败了。不甘心成为家长百依百顺的奴隶的张玲于是开始寻找别的方式去追求自己幻想的那个不知何处的“自由”，想要在黑暗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找到并不存在的桃花源。不知不觉中，她已经和她的父母因为家庭矛盾而产生了隔阂，逐渐开始萌生起自发反抗父母的想法。她曾说“从小到大，我想的都是怎么再变好一些，让父母满意，让他们更喜欢我、认可我”，但是又觉得“他们的爱有时也会变得沉重”，成为“一种压力”。这样的“压力“其实就是在长期的被压迫生活中自发产生的想要反抗的情绪，只不过因为还没有爆发出来而只是变成了藏在心中的压力。
2010年，就在案发当年，张玲和家长的关系开始恶化。她在大学毕业后虽然依旧在常德本地生活，但是却开始自行在单位附近租房，与父母的联系也开始变少，不常与他们电话联系，对自己的情况说得很少，对家长窥探个人隐私的种种骚扰感到不耐烦，“刻意保持着与家庭不近不远的距离”，甚至在单位里搞起了经营日用品的小生产，想要借此来实现彻底的经济独立。这自然引起了她的儒教家长的怀疑。在他们看来，曾经的“乖乖女”如今“翅膀硬了”，想要脱离他们的掌控，不再愿意成为他们贩奴商店里上架待售的高价商品，有“煮熟的鸭子要飞了”的“严重”危险。于是，为了他们自己，为了他们宝贝儿子传宗接代的前途，他们开始摆出大家长的权威，以“担心女儿出事”，被“传销”给拐跑，导致自己损失惨重为由，禁止女儿独自居住，在物理上将女儿用父权制的锁链拴起来，甚至还派出张玲的弟弟这位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嫡子嫡孙来监视张玲，充当张玲身旁的耳目和监狱守卫。虽然张玲极力解释自己只是想赚一些钱，想有自己独立的生活，但是张玲的父母听到这些却更加愤怒，愤怒于张玲竟敢萌生出作为一个人而不是一个卑贱的家庭奴隶的“大胆”念头，竟伙同各类亲戚，如流氓匪徒般呼唤起了他们的家族黑帮，一拥而上，冲进了张玲的房间，将张玲强行控制住并强迫其观看所谓“反传销影片”，如同对待犯人般大加恐吓，甚至企图用诱供这样的卑鄙伎俩让张玲“供”出根本不存在的“传销头目”，还对着张玲的手机大动干戈，极尽搜索之能事，想要从手机中找出张玲被“传销”诱骗的证据，挟父权、族权、神权的三大权威来欺负一位无力反抗的弱小女性。最后，张玲父母当然是没找到什么证据，因为不存在的事情本来也没有什么证据可言，但是这却不能满足他们将张玲控制在自己身边的利益，为了符合自己的利益他们宁愿不相信现实，而去继续迷信张玲是加入了虚无缥缈的“传销组织”。
在家长的野蛮专政下，张玲万分痛苦，她“感到一阵眩晕，委屈、压抑、烦躁积在胸口，让她难以呼吸”，却只是碍于受“他们都是长辈，我不能吵”这类儒教思想影响而不敢出言“不逊”，只能将屈辱藏在心头。张玲作为一个小资产阶级，不知道如何正确地反对封建家长制和儒教社会，中了爱情至上主义的病毒，误以为爱情可以给自己带来一切。但是在阶级社会里任何感情都是分阶级的，从来也没有超阶级的感情。与无产阶级真正为另一半着想的爱情不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感情是建立在个人利益之上的，他们实际上只会对自己产生感情，而将他人当作满足自己个人利益的工具。在爱情上，这就要么表现为将对方视作自己唯一依靠的爱情至上主义，或者将对方视作满足自己欲望的性工具，当作自己的私有物。在资本主义父权制的社会下，大多数男人都是有产阶级中间道德败坏的小资男、资男（或者至少是这样的思想），将女性视作家庭奴隶和性工具，绝不可能给女性什么幸福。可惜的是，张玲由于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由于长期过着寄生生活并缺乏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正确认识，导致她从一桩悲剧走向了另一桩悲剧。
说做就做，张玲此时已经谈上了一个来路不明的“男朋友”，在“男朋友”不负责任甚至很可能心怀恶意（就是说，他很可能充当了将张玲转卖给他人的人贩子）的情况下被介绍给一个“路子很广”的男人。这个男人又给张玲介绍了一份“高薪工作”，他说只需“带齐所有证件，先到桃源县漆河镇会合”即可，仿佛天上真的可以掉下馅饼。
但是，这一切在张玲到达桃源以后都被击碎了。在桃源，她碰到了“那个男人”——五十岁的老男人钟鹏。在村子里看上去声名不显的钟鹏实则是一位色欲熏心，儒教思想入脑的强奸犯。此前的所谓“高薪工作”实则只是钟鹏对无知的张玲设下的天罗地网。在将张玲诱骗至他家以后，早已按耐不住的钟鹏立刻露出了他罪恶的獠牙，粗暴地将张玲推入他家阁楼上的小房间内，并在之后骇人听闻地强奸了张玲，强迫张玲与其发生性关系。张玲虽想反抗，却力有未逮，她“恐惧覆盖了一切感官，不敢也不能再发出声响，只剩下颤抖、哭泣。”请看她如同牛马一般的生活环境吧：“困住她的房间刚能容下一张单人床，几乎没有走动空间。后来钟鹏见她病恹恹的，给她换到另一间屋，空间稍大些，可以来回走一走。墙把房间分成两部分，里面是双人床和一只排泄用的红色塑料桶，外面则是一张办公桌、一把椅子、一台废弃的电脑和一个书柜。”这充分说明了在下头男的眼中，女性是如同奴隶一般的“会说话的工具”，被他们当成了性工具而丝毫没有人的权利可言，简直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狼心狗肺。
在遭受强奸后，张玲不是没有想过反抗，想要“逃离这场突然的囚禁”，但是换来的却只是“身上的淤血和伤痕”，甚至“被推到墙上，额头撞出了血”。有些人可能以为既然钟鹏是一个道德败坏的强奸犯，他干出这样的事情也很正常，但是，问题在于，钟鹏的形象此时却越来越和儒教家庭中丈夫的形象重合了。难道在中国的儒教家庭中，丈夫不正是将妻子视为性工具，视为自己私有的家庭奴隶，动辄施加暴力，在产生色欲时就能毫无顾忌地粗暴地强奸妻子吗？难道社会上不是铺天盖地地为丈夫辩护的言论，嚷嚷什么“婚内强奸不算强奸”，“我的老婆我爱怎么样怎么样”（着重号是作者加的）吗？这么说来，钟鹏这样的强奸犯在那些儒教徒的眼里反而不是强奸犯了，而是一位再正常不过的“丈夫”了。这样模糊的界限本身就说明了儒教反动道德的扭曲性，究竟能将恶棍给美化成什么样子！
最后，在屡次反抗遭受失败后，张玲只得茫茫地望着小门，“期待着有一天那扇门打开后，走进来的不再是钟鹏，而是带她出去的人。”但是，“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这样的人是不会出现的。在黑暗、肮脏、狭小、恶臭、充满着罪恶的小房子里 ，张玲一待就是五年。在五年里，她失去了语言能力，走路的本领忘光了，思维也变得迟钝了。因为张玲长期与外界的社会没有打交道，缺乏实践，竟在无限地朝猿猴的方向上退化！这难道不是无数家庭妇女在父权制束缚下都在变化的方向吗？难道她们不是在每天围着孩子和灶台打转的生活中变得愚笨、狭隘吗？张玲只不过是她们中变化最为极端的一位罢了。这就是儒教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正是鲁迅所猛烈抨击的吃人不吐骨头的这一套反动制度的“奥秘”所在。
钟鹏之所以囚禁张玲，除了发泄性欲外，还因为存在着将张玲当作传宗接代的工具，为他生出一个儿子的儒教思想。他的老婆年事已高，已经无法生育，而他一生又只有一个女儿，所以只得将“传宗接代的希望”寄托在张玲身上，即使公然当起了罪恶的强奸犯、奴隶主也在所不惜，已经魔怔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可恨的是，虽然同为女性，但是钟鹏的妻子和女儿由于早已在漫长的家庭奴隶生活中作为男人的附属物遭到了“驯化”，不仅将钟鹏骇人听闻的恶行当成理所当然的事情，不举报、不声张，甚至还主动充当起了看管张玲的狱卒，成了强奸犯的帮凶，成了背叛妇女，投靠父权制主子求荣的可耻叛徒。
到这里，一些思想朴素的小资产阶级可能会感到义愤填膺，无比痛恨于钟鹏的暴行，为钟鹏的道德之堕落感到无比的愤怒。但是，仅仅停留在道德上的谴责是不够的，因为钟鹏这样的强奸犯之所以能大行其道，之所以会把他自己的罪恶勾当视为“天经地义”，正是以一定的经济条件为基础的。只是有了这样的基础，钟鹏才敢于产生许多人不敢产生的恶念，才敢于公然干出许多人不敢干出的恶事。根据新闻里的透露，钟鹏出生于当地的一个铁匠家庭，是家中最小的儿子。据其大哥回忆，钟鹏“从小就好吃懒做，起初跟着父亲学做铁匠，但不愿吃苦”，自小就在好逸恶劳的实践中养成了不劳而获的思想，满脑子都思索着如何不费任何力气就过上优渥的寄生生活。之后，钟鹏便想方设法搞到了一笔“原始积累”，利用当地的道教迷信习俗开设寺庙，以香火钱为名骗取他人钱财，依靠着诈骗手段过上了荒淫无度的寄生虫生活。此外，钟鹏还曾多次以借钱的名义从他的兄弟那里骗取多笔钱财，事后便一赖了之，又用诈骗他兄弟的所得进一步满足了自己的贪欲。钟鹏的贪婪、无耻、奸诈于是很快被他的兄弟们看穿，钟鹏和他兄弟们的关系于是就迅速恶化，到了“连逢年过节也都不打招呼”的地步，以至于当他的大哥形容起他时，吐露出来的只有两个字：“仇人”！在如此自私自利、寄生享受的生活中，钟鹏开始娶妻生女，将他的妻女当作自己的家庭奴隶。但是，虽然已经腐朽至极，但身为儒教大家长的钟鹏还是欲壑难填，他不仅色欲熏心、精虫上脑，疯狂到想要将女性绑架来当作自己发泄性欲的工具，而且还极度惶恐于自己坑蒙拐骗而来的财富落入外人之手，担心自己的家业后继无人，一心想着传宗接代，把自己绑架而来的女性当作生出儿子——资本主义父权制社会用来继承私有财产的工具——的生育工具。只是由于钟鹏是一个专靠吸食他人血汗为生的寄生虫，只是由于钟鹏过着一种足以让他的恶念疯狂到付诸实践的极其腐朽的寄生生活，钟鹏才能从意淫的色情狂变为实在的强奸犯。
在张玲无限煎熬，陷入人间地狱的时候，她的那两个口口声声说“为了女儿好”的家长在干什么呢？讽刺的是，就是在这个时候，他们终于暴露出了自己利己主义的本性。虽然据说他们每天都在“挂念着”张玲，但其实也只是为一个优质商品被他人抢走而无法得到补偿哀声叹气，却连报警都不敢——虽然他们找了一个荒谬的借口，据说是如果这样的话，那就不能维护“女儿的体面”了，就会让人们知道自己的女儿被绑架，被强奸，不能再过“过去的生活”了。不过，他们的真实思想其实是这样的——“况且当时儿子正在筹备婚礼，这时让人知道了自己还有个失踪的女儿，‘不光彩。’”名曰为人，实为为己，这就是儒教徒虚伪的真面目！
最后，张玲之所以重获自由跟儒教徒家长其实没有任何关系，而是善良的劳动人民救了她。张玲在多次被迫发生性关系后怀孕，产下了一个女儿——不是钟鹏日思夜盼的儿子，令钟鹏气急败坏，对其态度更加恶劣，辱骂和拳打脚踢更是成为了家常便饭。此外，不知是何原因，虽然钟鹏一家如此罪恶，可是钟鹏的女婿却似乎被他们蒙在鼓里，而当钟鹏的女婿意外撞见被囚禁的张玲时，说了一句话：“关人是犯法的。”
这句话引起了钟鹏的极大恐慌，他唯恐自己的罪行大白于天下，遭到人民群众的愤怒声讨和制裁。于是为了“毁灭罪迹”，再加上张玲生不出儿子，他便忙不迭地将张玲送至一个小庙里，让张玲到庙主薛丹那里“住一阵子”——在当地，寺庙的庙主如果要提升人气，可以选择寻找介绍香客暂住的中介，中介会介绍香客于此暂住来“撑门面”，并收取一定的中介费——以便在风声过后再偷偷将其带回。
钟鹏的算盘打得很好，可是他却低估了薛丹这样的老农妇的良心。薛丹在初见张玲时便心生疑惑，只是由于张玲无法说话而无从得知她的情况，但是却心生怜悯，于是便手把手、口把口地去教张玲说话，在生活中对她进行无微不至的照顾，甚至做出了让人感动的英勇举动——当钟鹏气势汹汹地前来索要自己的家庭奴隶时，家里只有她自己、她老伴和张玲的薛丹却和她老伴挺身而出，不惜拿出锄头与这个恶棍鱼死网破，终于是吓退了钟鹏。事后，得知了张玲悲惨遭遇的薛丹还借了五六千块钱给钟鹏，用重金和锄头将这条贪婪的恶狼打发走，让他在威逼利诱下再也没有继续前来骚扰。“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6]钟鹏的恶意不是无缘无故产生的，而是他身为剥削者的阶级本性决定的；薛丹的善意也同样不是无缘无故产生的，也同样是薛丹身为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活中形成的。和好吃懒做的钟鹏不同，大儿子常年在外打工，被小儿子抛弃的薛丹平日里和年迈的老伴一直处于贫困的农家生活中，主要以她和老伴给村里人帮工为生，而香火收入则少得可怜，可谓是一位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以劳动为生的薛丹既然能够体会自己的贫穷之苦，那么她也自然能够对张玲受到的欺辱之苦感同身受。说到底，只有同为被压迫者的劳动者才能了解被压迫女性的感受，因而才能产生对被压迫女性的同情，这是长期以剥削、压迫他人为生的钟鹏所永远不能做到的。正是由于这样的同情，才让薛丹有了对待张玲发自内心的善意，才能够奋不顾身地为了将张玲救出苦海而与钟鹏抗争。如果不是劳动者所固有的优秀品格驱使着她这样做，那也没有别的理由可以解释的通了。
在钟鹏彻底离开了张玲后，无处可去，生活无法自理的张玲便在薛丹家里住了下来。早已忘记了说话的张玲在薛丹的关心下重新学会了说话，虽然不是原来的常德话，而是如今桃源农村的方言，她自己也从“白白嫩嫩”的小资产阶级女性变成了一位吃苦耐劳的农妇，在劳动中改造了自己，和过去的旧生活决裂了。在薛丹家里，她除了改造自己外，还意外收获了爱情——薛丹的大儿子常年在外务工，由于小儿子已经和这个家断绝关系了，于是只能靠大儿子微薄的薪资养活全家。平时大儿子在外打工，张玲便在家务农，相处时间虽短，但大儿子淳朴的农民工性格却引起了她的好感。大儿子并不如钟鹏一样粗暴地侮辱她、贬低她，而是买了“被囚禁以来的第一部手机”，也在各种事情上都听从张玲的意见，尊重张玲过去受到的伤害，在结婚后对她不打不骂，也愿意和张玲一直分房睡来减轻她的痛苦，和张玲一起生下了一个儿子——不是出于暴力而是出于自愿。在张玲的眼里，她的“丈夫年纪大，人却老实贴心，下雨了没带伞，会把衣服脱下来给张玲披上”，“让丈夫去考电工证，53岁的丈夫照做，每天趴在桌前学习”，等等，这里不再一一赘述。
张玲虽然获得了贫困但是幸福的农民生活，可是过去带来的伤害依然没有完全消失——“厕所有异味，她就不想上。大风把门吹得‘砰砰’响，她会害怕。做笔录时警察要关门，她感觉头晕想吐，立刻大叫着把门打开。陌生的男人来家里收废品，她铁着脸赶他走，怕又遇到坏人。”
张玲在这个农村一住就是十年，在这十年内，她的父母竟完全没有想过要去找她，而是以“女儿已经入了传销”[7]为由心安理得地与女儿断绝关系，把她当成了瘟神而离得远远的。可是，就在2024年4月中修政府机构为了加强专政，清查人口而找到“失踪已久”的张玲时，她的父母却如附骨之蛆般凑了上来。他们一方面虚伪地“痛哭流涕”，好像他们真的在女儿失踪的日子里为她心肠寸断一样，另一方面却对张玲已经脱离了寄生习气，成为了黑黑胖胖，不爱养花，不再追求小资情调的劳动妇女而出于阶级本能地感到厌恶，直呼“这还是我的宝贝女儿吗？”据说，他们想要“补偿”张玲，给张玲所谓最好的生活，可是他们张口闭口却是“我都60岁了还在工作，不指望她出人头地，但她还那么年轻，怎么能跟社会脱轨呢？”觉得“女儿没有了一丝锐气，而是和一个贫穷的家庭绑在一起，躲在乡下，不社交，也不去赚钱”。这样的势利嘴脸简直是越看越让人作呕！
在短暂的客套之后，他们便贼心不死，眼见过去走丢的家庭奴隶已经找到，就想着“克己复礼”，把张玲重新变为他们的家庭奴隶。首先出手的是张玲的父亲，他幻想着“人往高处走”，觉得张玲嫁了一个农民，他家是“亏了”，于是满嘴嘟囔着：“别人家的孩子出国、拿奖学金，自己的孩子却嫁了一个‘又老又穷’的男人”云云，要强迫女儿离婚。张玲的父亲分明是想攀上金龟婿，依靠出卖女儿来换取全家的荣华富贵，可是他却仅仅以“始终无法认可这场婚姻”为由就要粗暴地否定张玲的自由恋爱。
为什么“热爱子女”的张玲父母的面目会如此丑陋？这也只能是他们一贯以来的阶级实践决定的。张玲的父母以“承租早餐店”为生，家中富裕到能给张玲购买昂贵的电脑，更是早在2003年就买了一栋“有100多平方米”，“厕所没有一块水渍，浅色的地板亮得反光，一个脚印都没有”，“客厅墙上贴着壁纸，暗金色的花纹衬得屋里更加亮堂，电视上盖着防尘的白布，果盘摆得整齐”的房子，可谓是所谓的“小康之家”了。然而，就是这样的家庭，才会催生出如钟鹏那般龌龊的私有观念，才会催生出张玲父母极端自私、极端可憎的将女儿当作用来出卖的私人财产的恶念。和钟鹏一样，为了不让这笔价值不菲的私人财产落入外人之手，他们可谓是动尽了歪脑筋，想方设法地要把张玲卖给另一户肯出天价彩礼的儒教家庭来给继承他们家业的儿子赚回结婚要用的彩礼。如今再度相见时，眼见他们的女儿不但嫁给了一个一分彩礼不付地将他们的家庭奴隶“拐跑”的农民，而且还一辈子甘心待在农村，不愿坠入父母编织的投机迷梦，“赔了夫人又折兵”，便气急败坏，不但对张玲的婚姻大发雷霆，对张玲的救命恩人嗤之以鼻，而且还极端势利地要不顾女儿的意志将她当作可以任意支配的家庭奴隶“转手他人”。这一切都仅仅是为了他们的一己私欲！张玲的家长为了自己的春秋大梦而用尽了手段，不过张玲终究不是十四年前的“乖乖女”了，她也不答应和她的新家庭分开，张玲时至今日依旧过着朴素的农民生活。如果故事仅仅到这里，那她的经历或许只能成为一个老套的、哄人的“童话”，但资本主义社会里却没有这种好事。农民的生活意味着贫困，意味着受到中修和大资本野蛮的剥削、压迫。如今薛丹已经72岁，视力退化、手脚不便，几乎丧失了劳动能力。近些年来，张玲丈夫的身体也日渐衰弱，已经无法外出打工，家里的收入于是彻底断绝了。张玲家里最后的几万存款也因不堪负担子女的生活费、医药费而消耗殆尽。张玲前脚刚逃脱了父权制的深渊，后脚又陷入了贫困的深渊，何其哀惨！
如今，已经没有出路的张玲只得尝试外出打工，用一己之力撑起这个脆弱的家庭。骑在人民头上喝血吃肉的中修十五年都找不到一个失踪的大活人，却一门心思袒护强奸犯，一再拖延对钟鹏的审判，最终仅仅判了十五年有期徒刑了事。对张玲这样的贫困农民家庭，中修假惺惺地“施以援助之手”，可是他们的“帮助”究竟是什么呢？作为所谓“争取妇女解放组织”的妇联毫无作为，说是要给张玲“寻找工作机会”，实则只是顺水推舟，将张玲本来就要被迫走上的雇佣劳动道路说成是自己的“好意”，大慷受害者之慨来吹嘘自己。中修教育局则是“安排了张玲的女儿转学到热市镇，并和妇联一起给女孩做了心理疏导，让她慢慢接受真相，回到母亲身边生活。”难道中修的“好意”能改善张玲的生活吗？难道张玲成为了雇佣奴隶就能将家庭从贫困中解救出来吗？难道张玲的女儿接受了“心理辅导”就能黑白不分，把过去遭受的一切经历当作“幸福”的吗？单是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足见中修的虚伪了。
张玲的悲剧还在继续，千千万万妇女的悲剧也还在继续，全国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更在继续。这样的悲剧到什么时候才能是个头呢？只有推翻中修，重建社会主义，一切悲剧才能有个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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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教思想是在中国社会中起到极大的反动作用的等级制思想，它的核心教义就是“君臣，父子，夫妇”（《白虎通义·三纲六纪》），也即要求社会中统治阶级拥有对被统治阶级的绝对权力，家庭、家族中家长对于家庭成员的绝对权力，丈夫对于妻子的绝对权力。儒教所谓“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教条，目的在于维护私有制社会的稳定的私人所有权和财产继承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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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资产阶级按照《共产党宣言》所言，就是所谓的“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农民”（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中文第一版，人民出版社，1958年）。张玲的家庭以开设早餐店售卖餐饮服务为生，按其生产关系来说属于小资产阶级中的小商人。而小资产阶级根据其经济水平和收入来源又有不同的阶层，其中张玲家就符合小资产阶级中收入较高的小资产阶级右翼 （或者说小资产阶级上层）的特征：“……有余钱剩米……用其体力或脑力劳动所得，除自给外，每年有余剩。这种人发财观念极重，对赵公元帅礼拜最勤，虽不妄想发大财，却总想爬上中产阶级（指资产阶级——引者注）地位。他们看见那些受人尊敬的小财东，往往垂着一尺长的涎水……因为他们的经济地位和中产阶级颇接近，故对于中产阶级的宣传颇相信……”（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张玲家里能够给张玲购买在当时仍属昂贵的电脑，可以给张玲各种远远超出当时贫苦农民生活水平的物质待遇，可见其在小资产阶级中间也属于较为富裕的阶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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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前这个父系血缘继承制（关于人类从原始社会过渡到阶级社会过程中，私有制和父系血缘继承制的发展，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有非常详尽的叙述，在这里不便展开解释）社会下的私有制家庭中，儿子才是拥有财产继承权的后代，并且是将来维持私有家庭存续甚至扩大私有家庭财产的希望。女性非但无法继承财产，还要在婚后成为另一家庭的奴隶。因此，女性在私有制家庭中只能被当作是封建家长的短期投资工具，家长会在女儿的婚期到来时将其作为商品一次性卖出以收回抚养女儿的“投资花费”，这也就是所谓“彩礼”现象的根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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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撕破了笼罩在家庭关系上面的温情脉脉的纱幕，把这种关系变成了单纯的金钱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中文第一版，人民出版社，1958年）私有制家庭的家长既然把子女当作是自己的一部分财产，那自然就要在这份财产中得到最大程度的回报，于是，他们以“为子女前途着想”为幌子千方百计地加强对子女的压迫，希望手上的这支股票能涨到高价，而最为直接的途径便是强迫子女沉迷于当前的资产阶级学业中，通过“提高一分，干掉千人”的方式来过“独木桥”，投机进入资产阶级开设的高等学府，在学校里毕业获得高级文凭，并凭借这一高级文凭换取巨额收入。资产阶级学校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则是一个出卖服务商品的卖家，它出卖的是使家长手中这支“子女股票”价值增殖的服务，至于这样的服务是否会如“豫章书院”、“衡水中学”、“电击戒网瘾学校”那样摧残子女的身心健康，那也只是取决于买家的需要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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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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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钟鹏一段时间急需用钱，于是张玲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以让张玲父母向钟鹏交钱为由让钟鹏将张玲带到她家长处，然后再设法逃脱，但是最后却由于张玲家长可耻的重男轻女观念而失败了，具体经过如下：
“再收到女儿的消息是2014年。来电是陌生号码，但邓洁一下就听出来，对面是消失了近5年的女儿。
‘玲玲还活着。’长期的思念、担心在这一刻决堤，从心中翻涌出来，她泣不成声，不断问着女儿的状况。‘你在哪，过得好吗？是不是有人控制你？’
电话那头没有回答，只是提出需要1万块钱，嘱咐她千万不要报警。张玲没办法，钟鹏就在旁边，讲错一个字电话就会被立刻按掉，她不想再失去一次逃跑的机会——几天前，她听钟鹏说起缺钱，想到可以借口要钱向妈妈求助。
挂断电话，邓洁和家人商量，为了女儿安全暂时先不报警。况且当时儿子正在筹备婚礼，这时让人知道了自己还有个失踪的女儿，‘不光彩。’
约好交钱的那晚，邓洁拎着一兜现金等在公园门口。她叫上了两三个妯娌陪自己，家里的男人们则在远处等候，‘等张玲一露面我们就能带走她。’
等了半个多小时，张玲最终也没出现。邓洁不知道，女儿就在不远处的车里，因为没戴眼镜只能瞥见妈妈的轮廓。本打算取钱的钟鹏非常谨慎，刚一探头就缩回来，见对面人多他让司机赶快走。第二次的出逃机会，又在张玲眼前溜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