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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学无术、误人子弟、倚老卖老的阳和平——评阳和平在路线和路线斗争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观点
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协会 编辑部
Editorial Board of League of Struggle for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Proletariat
毛主席教导我们：“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1]今天，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决定着整个人类文明的命运前途。这场阶级斗争反映在社会的方方面面，也反映在无产阶级为自己和全人类争取解放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日益接近灭亡的资产阶级不断地将自己的代理人塞入共产党内，让他们拥护、推行错误路线，破坏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而无产阶级则十分注意党内的阶级斗争，通过坚持正确路线、清洗机会主义分子的方式巩固先锋队，将革命运动推向前进。
毛主席语录
可见，路线和路线斗争问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根本问题。路线，即思想政治路线，是一定阶级的世界观和利益的集中体现，是制定和执行一切方针、政策的出发点；路线斗争，即两个敌对阶级之间或一个阶级中不同集团之间的重大思想政治斗争。路线和路线斗争问题，归根结底就是要搞马克思主义还是要搞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问题，就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因此，毛主席向来非常重视路线问题，他指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然而，一贯以“马列毛主义者”自居的阳和平，却在路线和路线斗争问题上不断炮制谬论。他极力歪曲毛主席关于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指示，借口“人民内部矛盾是大量的、敌我矛盾是少数的”来抹杀路线和路线斗争的阶级性质，并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偷运左圈那套无原则“大团结”、“大联合”的黑货。阳和平最近的一期视频——“争论要区分方向和方法，不能光学列宁的犀利”，正是他机会主义观点的大暴露。
“路线斗争实质上是方法之争”
在这一期视频中，阳和平胡说什么路线斗争的实质是“方法之争”。在他看来，解放前中国共产党内的斗争全都是“从心眼里要革命”的“革命者”之间关于“如何推动进步事业”的“方法之争”。而关于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的“方向之争”（或“道路之争”），只是在解放后才出现的事物。前者是“人民内部矛盾”，而后者才是敌我矛盾。实际上，阳和平在这里玩弄的不过是“阶级斗争熄灭论”的把戏。他企图否认党内的路线斗争始终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认为社会上的阶级斗争是后来才反映到党内的。然而，阳和平的这套谬论和他的老前辈德波林学派的说法一样，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阳和平先生在路线斗争问题上实行的“变革”
苏联的德波林学派认为，矛盾是在事物发展的中途才出现的，而在事物发展的始初阶段，事物内部只有差异、并无矛盾。这种形而上学的观点与唯物辩证法根本违背的——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它是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如果一个事物的内部不存在矛盾，那么它又怎能得到发展呢？差异就是矛盾，只不过是还没有激化的矛盾罢了。德波林学派的理论其实际上是服务于苏联当时的富农阶级的。他们说，苏联的富农和一般农民之间也是只有差异、并无矛盾，因而将富农作为剥削阶级消灭的斗争是不必要的。同样的，阳和平这种认为在机会主义者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存在的只是“方法”上的差异的观点，也只是在为机会主义效劳。
诚然，中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的形势在解放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资产阶级的核心力量转到了共产党内、转为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且党内的路线斗争由于资产阶级千方百计地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而比解放前激烈十倍、百倍。但是，路线斗争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共产党内的反映，而社会上的阶级斗争是一直存在的。因此，任何一国的共产党从成立的那一天起，其内部就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两条路线的斗争从一开始也就和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一样是你死我活的，是要革命、坚持革命的人与不要革命、叛卖革命的人之间的斗争，而不是什么要革命的人关于如何革命的斗争。这一点，已经由中国共产党前六次路线斗争的历史所充分证明了。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张国焘等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者正是帝、修、反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与阳和平所说的根本不同，他们不是什么“从心眼里要革命”的“革命者”。而以他们为代表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与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路线之间的斗争，也不是什么关于“如何推动进步事业”的“方法之争”。
机会主义者、汉奸、卖国贼陈独秀
党内第一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代表人物陈独秀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他始终不是一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的政治目标不是实现社会主义、共 产主义，而是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因此，陈独秀在民主革命的领导权问题上主张所谓“二次革命论”，认为中国革命既然在当时处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那么便自然应当由资产阶级来领导。并且，革命的结果也只能是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无产阶级只能等到资本主义充分发展起来后再发动社会主义革命。这套不争取民主革命领导权、使无产阶级成为资产阶级的附庸和尾巴的机会主义理论一经出台，就使得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的反共活动猖狂起来。他们将共产党员排挤出国民党，污蔑共产党要“阴谋暴动”、“破坏革命”，借机收缴工人武装，剥夺共产党人的兵权。面对如此危急的情形，毛主席主张给蒋介石的反革命行径以迎头痛击，而陈独秀却借口什么“防止国民党退出统一战线”不断向蒋介石妥协、让步，将共产党人所掌握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拱手让与蒋介石，甚至无耻地向他写信献媚：“在广州阴谋倒蒋，这是何等助长反动势力，这是何等反革命！介石先生，如果中国共产党是这样一个反革命的党，你就应该起来打倒它，为世界革命去掉一个反革命团体，如果是共产党同志中那一个人有这样反革命的阴谋，你就应该枪毙他，丝毫用不着客气。”[2]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最终使蒋介石一伙得以充分准备并悍然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政变的头三天内，上海遭到逮捕和杀害的共产党员与革命群众达八百余人，流亡失踪者逾五千人。在广东反动派发动的四·一五反革命政变中，黄埔军校和省港罢工委员会的武装被解除，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二千一百余人惨遭屠杀。霎时间，人民的鲜血染红了祖国大地……更令人气愤的是，当一个月长沙十万农军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引领下即将对长沙发动总攻、力图挽救革命之时，陈独秀还在恬不知耻地下令“农民不得进行武装斗争”，最终使反革命势力得以纠集力量猖狂反扑，长沙附近一万余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尸横遍野，革命的前途又一次被葬送！这就是阳和平口中“从心眼里要革命”的“革命者”干的勾当！这就是所谓“不同方法”所导致的结果！并且，在被开除出党后，陈独秀还勾结一小撮托洛茨基分子参加国民党特务机构。在抗日战争中，陈独秀一伙更是丧心病狂地接受托洛茨基“不妨碍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的指令，领取日本津贴、从事卖国活动，彻底堕落为了无耻的汉奸、卖国贼。
再以党的历史上统治时间最久、流毒最深、给革命造成损失最大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为例。王明等人实际上根本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然而他们却凭借着自己留苏的政治资本，利用立三路线破产后党内若干“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尚未得到清算的时机，在暗藏的托派分子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帮助下欺骗了一部分犯了经验主义错误的同志，最终通过改选政治局成员的阴谋手段篡夺了党中央。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王明一伙极力反对毛主席的革命军事路线，大喊大叫什么“不放弃根据地的一寸土地”、“进行中国两条道路的决战”，完全忽视敌强我弱的客观情况，大打阵地战、“正规战”的，结果使根据地、红军和党遭受到重大损失——根据地损失了百分之九十、红军由三十万人减到不足三万人、党员由三十万人降到几万人，对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损害。在解放后，王明还公然叛国投敌，卖身于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在苏修报刊上发表各种反华反共反马列主义的黑文，完全堕落为帝、修、反的走狗。
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历次机会主义路线所造成的破坏之大、所导致的后果之坏，根本不只是一句简单的“方法之争”所能够解释的。实际上，陈独秀、王明等机会主义分子之所以能窃取党的领导权，从根本上是因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占据了早期中国共产党的大多数。他们未经无产阶级化，身上保留了许多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和动摇性。于是，当封建军阀、地主买办向革命力量发起猖狂进攻时，小资产阶级由于他们的软弱性，畏惧资产阶级的力量，便成为了投降主义的陈独秀路线的基础；而当革命形势稍有好转时，小资产阶级又由于他们的狂热性——不能正确判断革命形势、希望马上胜利以改变本阶级所处的地位、不愿做艰苦的农村根据地建设工作与发动农民的工作，转而拥护瞿秋白、李立三和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可见，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产生并不是无来由的，而是有其阶级根源的。中国共产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由于小资产阶级一方面深受“三座大山”压迫、另一方面作为私有者和小生产者的两面性，这个阶级的思想从根本上来说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无产阶级”的，他们（在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没有坚决与之划清界限并进行严肃且耐心的教育和斗争的情况下）往往“力图以他们自己的本来面貌来代替党的无产阶级先进部队的面貌，实行篡党”。[3]对于小资产阶级而言，情况尚且如此，更何况那些受到资产阶级的收买和指示的伯恩施坦之流呢？可见，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已经证明了阳和平否认路线斗争的阶级斗争性质的荒谬性。
然而，我们的阳和平先生并没有到此为止，他又接着兜售起“路线斗争不可知论”，说什么即便解放前果真存在着敌我矛盾，那么也是很难分辨的，最终只能够经过“实践的检验”才能认清修正主义者和反革命分子及其路线的实质。这套说法充分地表明，阳和平在哲学上也是一个形而上学和不可知论者。他认为，人的认识只能落后于客观事物的发展进程，从而完全否认了人们通过掌握一般规律而预见事物发展前途的可能。但是，列宁早就已经在《怎么办？》中指出，“‘思想家’所以配称为思想家，就是因为他走在自发运动的前面，为它指出道路，善于比其他人更先解决运动的‘物质因素’自发地遇到的一切理论的、政治的、策略的和组织的问题。”[4]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毛主席正是凭借着高超的马列主义水平，在历次错误路线初现端倪时见微知著，正确地识别出了它们并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例如，毛主席之所以写作《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一文，便正是为了反对陈独秀认为中国的无产阶级还不成熟而主张由“更有力量”的资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的右倾投降主义观点。总之，“路线斗争不可知吗？上当受骗是注定不可避免的吗？不对。问题在于是否‘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5]阳和平大搞“路线斗争不可知论”，实际上不过是他不学无术的反映。
“解决路线问题要一团和气、不要严肃批评”
既然路线斗争的本质是“方法之争”，那么这样的分歧应该如何解决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阳和平捏造了所谓列宁和毛主席在党内斗争中采取的“不同策略”，并用什么“环境不同”、“任务不同”来解释这种“策略不同”的情况——列宁之所以能够“犀利”地批判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是因为列宁总是作为党的领袖，面临的任务是“提纯”革命队伍；而毛主席之所以提倡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因为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具有了“一致的大方向”。
然而，我们首先要向缺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知识的阳和平指出两个基本的历史事实：第一，列宁根本不像他所说的那样“很少是少数派”。在1906年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居于少数地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和战争期间的国际社会党中，以俄国布尔什维克为首的各国革命左派居于少数地位。在国内战争期间关于对德和议的斗争中，主张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列宁也一度居于少数地位。之所以正确路线最终总是能掌握党的多数，正是因为列宁每一次都发扬了革命的反潮流精神、每一次都与错误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而不是由于身处少数地位就实行无原则的“团结”，正如斯大林所说：“列宁从来没有做过多数的俘虏”[6]。第二，在早期的中国共产党内，也根本不像阳和平所说的那样——“绝大多数是认同革命的大方向的”，而是存在着许多小资产阶级甚至资产阶级的成分，以至于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将资产阶级激进派陈独秀选为了总书记，并且历次“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一个时期内曾经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对革命的前途甚至造成过很大的破坏。这在党的幼年时期，在农民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多数的旧中国，可以说是不可避免的。可见，毛主席不是在“预先打扫干净了的战场”上开始活动的。恰恰相反，正是经过他不懈的原则性斗争，中国共产党才逐渐地走向成熟，最终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上述两个事实证明，阳和平所说的那种会导致列宁和毛主席“采取不同党内斗争策略”的“环境”或“条件”是不存在的。
其次，清除革命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按照阳和平庸俗的说法叫“提纯”）并不是什么列宁所面临的特殊任务。在这一点上，任何历史时期都没有什么不同，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一刻也不能停止辨别、斗争和清洗机会主义分子的任务。“……党内斗争给党以力量和生气，而党本身的模糊不清，界限不明，则是党的软弱的最大明证；党是靠清洗自己而巩固的……”[7]。
整顿“三风”、从思想上清算机会主义路线的延安整风运动
最后，就党内斗争的策略本身而言，列宁和毛主席所执行的方针在根本上也是一致的——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从而根据矛盾性质的不同采取或民主、或专政的方式，并且在无论哪种情况下都坚持进行原则性的斗争。阳和平的观点只能表明，他根本不理解团结和斗争的辩证关系——团结和斗争是统一的，前者是目的，后者是手段。在阳和平那里，团结和斗争成了割裂的东西，并且“团结——批评——团结”的革命原则也是不存在的，仿佛革命者一旦处于领导或多数地位就可以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而一旦失势就要放弃原则和立场否认斗争、一切联合。
黑六论的炮制者——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
拆穿了阳和平的这一整套谬论，我们还必须揭露这套谬论为之服务的目的。口头上大讲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阳和平，实际上不仅一点也不懂得这一方针的含义，还利用它偷运刘 少奇的“党内和平论”。毛主席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指出：“第一是‘惩前毖后’，第二是‘治病救人’。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8]。而阳和平却说什么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就是相信“坚持错误路线的人是要革命的”，而根本不谈只有批判错误路线，既抹煞了最根本的惩前毖后，又将治病救人歪曲为无原则的一团和气。这简直是刘少奇所谓党员要“宽大容忍”、“委曲求全”的“党内和平论”的翻版！而阳和平的主张之所以会与刘少奇如此惊人的相似，正是因为他们在路线斗争上的观点是一致的——前者说“路线斗争在本质上是方法之争，后者则说“因为各种党员看问题的方法不同，就使他们处理问题的方法也各不相同，就引起党内许多不同意见、不同主张的分歧和争论，就引起党内的斗争”。
阳和平以“党内和平论”为理论基础的“团结”，也必然是虚伪和反动的。在妇女问题上，他胡说什么因为许多男权分子“不是统治阶级的一部分”，“不掌握国家机器”、“没有镇压工具”；所以他们的问题只是“思想认识的问题”。且不论阳和平关于多数男权分子不是资产阶级或拥有剥削收入的富裕小资产阶级的论断从何而来——或许是来自于他的“身边统计学”和“弹幕统计学”，即便这些男权主义者本身并不来自于统治阶级，但是他们窥伺、骚扰、猥亵、强奸、家暴、残杀妇女时难道不是压迫者的一员吗？难道他们压迫妇女的行为不是几乎每次都得到统治阶级的默许、包庇和纵容吗？或许阳和平的确实现了与一小撮男权分子在臭不可闻的泥潭里的“团结”，但占人口近半数的劳动妇女又被他置于何处？可见，阳和平所说的“团结”根本不是与绝大多数被压迫人民的团结，而是与一小撮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者的勾结！
为“恰马饭”否认路线斗争、危害革命运动
为什么阳和平要在路线问题上大搞机会主义？一定的政治主张总是反映着一定的阶级利益，这一点对他而言也是适用的。阳和平向来惯于使用他那一套似是而非、模棱两可，表面上是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庸俗观点迎合各派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这也正是他的粉丝中鱼龙混杂、具有各种政治色彩，甚至不乏男权主义者的原因[9]。
阳和平自命“马列毛主义者”却玩弄马克思主义、宣传各种机会主义谬论为自己牟利的种种行为，已经严重败坏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名声。除了这次在路线问题上贩卖修正主义之外，他关于各种时事的预测也毫不准确，以至于他的粉丝都调侃道：“老阳反买，别墅靠海”。并且，阳和平也毫无自我批评的精神——尽管他经常把“批评和自我批评”挂在嘴边。客观事物的发展每次都证明了阳和平观点的错误，然而他却总是狡辩什么自己关注的是“背后规律性的东西”、自己对于“规律性的东西”的看法并没有错。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试问，不能用来分析现实、指导实践的“规律”，难道有任何价值吗？把革命理论降低到这样的水平，难道不是在败坏马克思主义的声誉吗？
我们在前面已经分析过，阳和平的这一套主张，无非是多少用理论的形式包装了的、左圈的那套无原则“团结”的观点。而这一观点对于实际的革命运动又起到了极其有害的作用。列宁在《怎么办？》中提到，俄国社会民主党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一个“混乱、分散和动摇的时期”[10]，而我们今天的处境又何其相似！中国的左圈名副其实地是一个“奥吉亚斯的牛圈”，安、托、西、修，特别是打着“马列毛主义”旗号的安、托、西、修大行其道。他们所发明出一条条数不胜数的新“路线”——“融工路线”也好、“政治报路线”也罢，实际上都只不过是他们为自己不学习理论、不思想斗争、拉帮结派、投机革命辩护的理论依据。试问，难道我们果真可以听信他们口头上讲的“马列毛主义”、将他们视为“从心眼里要革命”的“革命者”、把他们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斗争当成纯粹“方法”上的分歧吗？诚然，为了壮大革命力量，我们必须实行团结，但这里存在着两个问题——其一是与谁团结的问题，其二是怎么团结的问题。对于前者，我们的回答是团结左圈中那些一时受到蒙蔽和欺骗、愿意改造世界观、愿意与劳动群众相结合的分子，而绝不实行“一切联合”。对于后者，我们的回答是为了团结必须进行彻底的理论斗争、思想斗争。“没有思想上的统一，组织统一是没有意义的”[11]。左圈之所以至今仍然没有实现他们口头上所高叫的“团结”，而是分裂为众多数也数不清的宗派和山头互相攻讦，正是因为他们根本不从马克思主义出发进行认真的理论和思想斗争，反而极端仇视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真正的革命团结。
长期不进行认真的理论学习、脱离于广大的人民群众和火热的阶级斗争[12]，已经使阳和平走上了机会主义的道路、对革命造成了严重的损害。真正要革命的广大群众和马克思主义者，一定要认清阳和平误人子弟、不学无术、倚老卖老的真面目，在批判此类假马克思主义者的过程中，使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得以发扬。
- 毛泽东：《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 ↑
- 转引自湖北师大政治课教研室：《陈独秀是地地道道的投降派》，《河北师大》1975年第6期。 ↑
-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转引自《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 ↑
- 列宁：《怎么办？》，《列宁全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 ↑
- 《人民日报》编辑部：《群众是真正的英雄》，1976年5月29日《人民日报》。 ↑
- 斯大林：《论列宁》，《回忆列宁》，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 ↑
- 转引自列宁：《怎么办？》，《列宁全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 ↑
- 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 ↑
- 在阳和平关于妇女问题的视频的评论区中，不少男权分子感叹“阳老”由于“不了解情况”和“落后于时代”而跌了跟头、竟得出了“中国社会是男权社会”的结论。 ↑
- 列宁：《怎么办？》，《列宁全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 ↑
-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统一”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 ↑
- 这一点我们已经在《阳氏愚氓犹可训，修为鬼蜮必成灾》（《曙光》杂志创刊号）中提到过。尽管阳和平一再表示反对者们并不了解他的“革命实践”，但他也没有能够说明自己口中的“革命实践”究竟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