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iginally published at: 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 – 曙光
评“中风醒脑方”研究登上《柳叶刀》
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协会 编辑部
Editorial Board of League of Struggle for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Proletariat
零、祸起萧墙，广州中医药大学丧事喜报
11月14日，广州中医药大学官方发布喜报，称由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广东省中医院）郭建文团队、复旦大学宋莉莉和Craig Anderson（克雷德·安德森）团队联合完成的题为《中医药FYTF-919治疗急性脑出血：一项多中心随机、安慰剂对照的双盲临床研究》在《柳叶刀》上发表。《柳叶刀》是资产阶级医学领域最顶尖的刊物，在《柳叶刀》上发表一篇文章就意味着登入了医学的最高殿堂，是当今许多医生不敢奢望的至高追求。郭建文的文章一经《柳叶刀》发表，广州中医药大学顿感与有荣焉，骄傲地宣布：这是《柳叶刀》杂志自1823年创刊200年来，首次刊登中草药多中心临床研究，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然而，该研究却是一篇不折不扣的“打脸”文章。广州中医药大学的官方公众号推文里写着：本研究证明了中风醒脑方的安全性，脑出血量大于15ml、脑叶出血的两个亚组显示了其具有潜在获益。但论文原文却显示：药物组和安慰剂组在改善中重度脑出血患者预后[1]、生存率和生活质量方面和严重不良事件发生情况上均没有显著差异，也就是说，中风醒脑方和安慰剂一样，既没有治疗效果，也没有副作用。同时，原文也赫然写着：“因为缺乏浅表皮质血肿患者，将血肿体积重新分为三等分时分组结果差异不显著，两个亚组具有的潜在获益可能性是不可靠的。”可以说，原文的真实内容和广州中医药大学锣鼓喧天的宣传构成了一副绝佳的讽刺图景，广州中医药大学不多时便因“丧事喜报”沦为了中医学界的笑柄，而这篇自鸣得意的文章，也成为了“废医验药”派甚至是“废医废药”派[2]打向中医的回旋镖。原本，每每谈及中医，他们就会大肆嘲讽中药制剂不敢进行双盲试验，如今，他们的笑声更为猖狂。他们欢庆着中药制剂进行大规模随机双盲试验终于自取其辱，招摇撞骗的伪科学终于现了原形。此情此景之下，往日里一个个号称自己治愈了诸多“西医不治之症”、妙手回春的“国医大师”们却集体噤了声，只能抛出些诸如“中药成分复杂，研究不能一概而论”，“以西药的标准来衡量中药疗效不可取”等言论进行软弱的辩护。
乍看起来，这似乎不过是一场自扇巴掌的闹剧，但实际上，它是横跨百年的“中医存废之争”的冰山一角，是当今中国医药科研领域种种乱象的一个缩影。“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3]。同样的，“医学也和其他学术一样，它的基本发展状况始终是由该时代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结构所决定的。”本文试以本次中风醒脑方登上《柳叶刀》为切入点，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透过中西医各派争论不休的现象，看复古派和洋奴派共同抹黑祖国传统医学的本质，把握其中的因果联系，为中国传统医药学正名，“既为了继往开来之用，也避免‘数典忘祖’之讥。”[4]
广州中医药大学丧事喜报
一、百密有疏，“科学研究”当真“科学”？
郭建文的研究之所以受到追捧，首先是因为其使用了双盲试验法。双盲试验是资产阶级医学中一种被认为较为严格的试验方法，在药物疗效测试中经常使用。病人被随机编入对照组及实验组。对照组被给予安慰剂，而实验组给予真正药物。无论是病人或观察病人的实验人员都不知道谁得到真正的药物，直至研究结束为止。该实验方法被认为是避免了试验的对象或进行试验的人员的主观偏向影响实验的结果，具有科学性和严谨性。乍看起来，这一研究结果是极力排除了主客观干扰因素的“纯粹科学实验”，但果真如此吗？我们先将目光投向“安慰剂”本身。
安慰剂效应，又名伪药效应、假药效应、代设剂效应，指病人虽然获得无效的治疗，但却“预料”或“相信”治疗有效，而让病患症状得到舒缓的现象。“这种非常有力的现象凭借的是信念，即我们的健康好转是因为我们相信身体将要好转。”[5]仅仅凭借某种信念就可以使病情获得好转，甚至起到治疗作用，从这一点上看，安慰剂本身便站不住脚。物质世界的运动有其客观规律，一个人的思想是由其世界观决定的，其思想情况的运动变化属于社会运动的范畴，而人的生老病死则属于生物运动的范畴，不同形式的运动规律不能互相混淆，不能将社会运动的规律套用在生物运动上。正如对着化学反应高喊“加油”并不能起到催化剂的作用，鲁迅并非死于不相信自己的肺结核能痊愈，社会主义中国战胜血吸虫病也绝非依靠空喊口号，坚强的革命战士可以忍着剧痛前进，却不能够仅靠信念就让身上的伤口痊愈。同时，事物的量有内涵的量和外延的量之分，“温度的高低、颜色的深浅、金属的硬度、生命的长短、劳动生产率的高低等等，就属于内涵的量。内涵的量是不能用机械的方法来计算它们的总和的。”[6]人的思想信念既不能够量化，其影响也不能够通过一些简单的数据指标相加就得以体现。唯物辩证法也讲物质可以变精神，精神可以变物质，但要通过实践，而不是依靠一念发动。马克思主义者不是耶稣，只要抚摸一下麻风病人的头说声：“我愿意，痊愈吧！”就可以立刻治愈疾病[7]。
双盲试验法本身既不科学，也不适用于中医中药的研究。中药通常是一药多效，在不同方中，同一药物所起的作用不尽相同。早在张仲景的《伤寒论》中就提到，“桂枝本为解肌，若其人脉浮紧，发热汗不出者，不可与之也。”同一种疾病，可能有不同的症状，相同的症状也可能有不同的病因，因此“治病必求于本”，本即病因。同时，同一味中药，剂量不同，产生的作用也不相同，甚至可以起到完全相反的效果。小剂量黄芪可以升高血压，大剂量黄芪则有降压效果。王清任曾感叹：“药味要紧，分量更要紧。”在病势沉重的情况下，小剂量的药往往不能起到疗效，是“病重药轻”；而在病情较轻的情况下，大剂量的药则会因为其毒副作用反而对患者产生不好的影响，是“病轻药重”。单味中药本身的作用便已可称得上是复杂多变，而将它们按照一定规律搭配组成方剂就更是变化无穷了。在临床上，药方的组成要在针对具体的病情进行具体的分析后才能确定。而双盲试验及类似的试验方法，只是设定一系列指标，再将符合标准的病人纳入试验，并未对病人的具体情况展开分析。正如医学家李时珍所批判的那样，“或欲去方，是有体无用矣！”[8]中医同中药只有结合起来才能发挥作用，而用双盲法进行中药疗效的验证，恰恰是使二者相分离，使中药不能真正发挥其作用。
至此，将双盲法作为检验中药疗效的“金标准”便彻底站不住脚了。然而，面对此事引发的讨论，许多中医却不敢做出正面回应，他们或是做出一副高深莫测的姿态，高高在上地表示中医传承千年自有疗效，无需双盲证明；或是支支吾吾地暗示这项研究一定是西医编造的阴谋，不能偏听偏信；或是直接摆摆手表示搁置争议，临床见真章。面对西医打来的大棒，他们只是缩在角落里不敢作声，不敢反驳《柳叶刀》的医学权威和西医看似精密的科研结果，更难以回答，为什么这次大棒是由“自己人”挥出的。“医药科学本身虽然没有阶级性，但是在阶级社会里，掌握医药学的人，总是有阶级性的，医药学也总是为一定的阶级、一定的政治路线服务的。”[9]在阶级社会里，纯粹的科学是不存在的。西医之所以要搬弄单盲双盲、随机对照等等花里胡哨的概念，抡起大棒向中医进攻，将“废医验药”闹得沸反盈天。中医学家之所以被打得措手不及，纷纷三缄其口，郭建文之所以就此做了跪在洋人脚下的“断脊之犬”，其原因是有着社会的和历史的根源的。
二、仰人鼻息，国医大手为何竟成断脊之犬？
1978年10月22日邓小平访问日本， 奴颜婢膝地签订了一系列“卖国条约”
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后，以华国锋、邓小平为首的走资派一上台便扯起了“利润挂帅”的大旗，大量引进外国资本，借助欧美日帝国主义的力量瓦解公有制的经济基础，通过同外国资产阶级的合作以完成本国的资本主义积累，在医药领域也是相同的情况。在复辟之初，比起资本实力雄厚的老牌帝国主义药企，中修的药企面临着资本不足的困境，比起投身于研发成本高昂、前途未卜的创新药物竞争，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成为外国药物的代工厂，采取了中外合资的方式开办企业，为外国提供中国广阔的市场和廉价的劳动力。1978年，中国启动改革开放，国家医药管理总局成立。同年10月22日，邓小平在完成夺权后的第一个出访国家是日本，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合资法》）还未出台，为了吸引外资，中央提出外方股份不低于25%的卖国政策，主动向外资敞开了中国医药市场的大门。1980年8月2日，林栋和大冢明彦分别代表中日双方签署了《合资经营中国大冢制药有限公司合同书》、《技术合作合同》和《中国大冢制药有限公司章程》三份文件，由此外资制药企业开始在中国发展起来。在接下来的5年，“老五家”[10]药企在中国投资设厂。进入20世纪90年代初中期，外企进入中国医药领域达到了高峰，罗氏制药、阿斯利康等大公司相继入驻。至2010年，世界排名前20位的制药公司均已在华设生产基地[11]。比起投入5年、10年研发成功率未知的新药，中修的药企更倾向于通过代工的方式快速聚敛财富，从其企业内部资金的分配方面就可见一斑。默沙东、强生、辉瑞等2016年全球制药前10强的企业研发投入强度[12]大多在20%左右，而同年我国医药工业百强研发的10强企业中，仅有3家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在10%左右，其他企业均低于该比例[13]。
相较于购入化学原料直接生产的西药，植物药总是需要一定的生长周期，加之在农业上存在着土地经营权和私有权的垄断，投入植物药生产的资本周转速度更慢，不能满足资产阶级迅速敛财的要求。因此，中药便被弃若敝履了。长期以来，中药生产技术都处于极端落后的境地。中国医药设备工程协会副会长钟光德曾承认，“我国传统中药生产存在‘三高、三低、不适宜’的突出问题，即能耗高、污染高、成本高，工艺水平低、生产效率低、药材利用率低，相当大比重的工艺与装备不适宜现代中药生产。”[14]然而，资本对于财富的贪欲是无穷尽的，西药的垄断资本家们也绝不会满足于既得利益，而是要将所有的市场据为己有。他们不愿见到在一些地区还有劳动人民在使用中医药治疗疾病，不愿见到竟然中药还在占据市场份额，于是他们接过前辈们“废医验药”的大棒，朝中医药打去。他们站在脱离群众、脱离人民的立场上，大肆宣扬民族虚无主义，否认中医药是劳动人民斗争的产物，否认中医药为世界医学的发展曾做出的卓越贡献。而彼时的中修并不在意中医药这个弃子，自由派们对文革时期中医药发展成果的否定也令他们称心如意，于是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放任攻击中医药的言论泛滥而不加阻止。
于是，在崇洋媚外、凡事以利润为第一优先级的复辟过程中，中修聚敛了大量财富：“1978年以后我国医药行业进入高速发展期，全国医药工业总产值从当年的73亿元跃升至2017年的近30000亿元，40年增长了410倍，是国民经济各产业中发展最快的产业，且远远高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速度。从1978年到2017年，医药行业进口额也从0.4亿美元增加至558.8亿美元，增加1397倍。”[15]在外资在中国不断开办合资企业的同时，医药代表也大批涌现，他们作为药方代表，同医生勾结在一起，向患者兜售药物。“习近平反动集团的上台，如同他的老前辈勃列日涅夫集团上台一样，宣告本国成为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他公开用‘强起来’形容自己在位期间的中国情况的变化，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宣布自己要称霸世界的野心。”[16]随着中修日益成长为一个成熟的帝国主义国家，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也日益地想要独占中国的广大市场并不断向外侵略争夺世界市场，在医药领域也是如此。在国内，他们越发不甘于跟在外资药企的屁股后面捡食残羹冷炙，也越发不满于“以药养医”[17]模式下培养出来的大量与私人垄断资产阶级密不可分的医生，在国外，他们坐立难安地看着日本汉方药明明有80%的原料从中国进口，却独占全球90%的中药市场[18]。于是他们日益地想要在医药领域扶植属于自己的话事人，在医药领域也完成自己“一统天下”的野心。2011年10月20日，北京启动解决“以药养医”现状的大医院改革，2015年，中修在全国公立医院全面取消“以药养医”。2016年，中修国务院印发《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意见》，2017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鼓励药品医疗器械创新的意见》，鼓励创新药物的研发。然而，要想独立研发药物抢占国内市场，就需要在制药部门投入大量固定资本，药价势必居高不下，与外资企业已经成熟的配方工艺相比很难获得价格优势。因此，中修选择了另辟蹊径，试图投资中药生产实现“弯道超车”，将外国资本逐出医疗市场。
在配方上，他们直接从故纸堆中扒出些“灵丹妙药”投入生产，利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政策为中药生产鸣锣开道。2016年8月29日，《中医药法（草案）》二审稿提到，“生产符合条件的、来源于古代经典名方的中药复方制剂，在申请药品批准文号时，可以仅提供非临床安全性研究资料。”2018年5月发布的《古代经典名方中药复方制剂简化注册审批管理规定》，规定对来源于国家公布目录中的古代经典名方的中药复方制剂申请上市实施简化审批，符合要求的经典名方制剂申请上市，可仅提供药学及非临床安全性研究资料，免报药效学研究及临床试验资料，为中药制剂的生产大开了方便之门。一张“复兴中华传统文化”的牌，成了中药复方制剂的通行证。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动用国家权力，将大量中成药纳入医保，瓜分为数不多的医保基金，以湖南省为例，“中药医院制剂488种，占所有医院制剂目录的84%”[19]。在中修的支持下，中药制剂迅速发展起来。2023年，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医药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4.1%，营业收入1.46多万亿元，同比下降2.9%；实现利润2.14千亿元，同比下降17.2%。但同期，中成药和中药饮片营业收入增速分别达到13.4%和18%，利润分别增长了26.5%和16.7%。”[20]
假药、劣药充斥市场
为了加快中药资本的周转速度，他们一面研究药物速生种植方法，一面在药物未成熟时就大量采收甚至生产仿制药物。于是，在中药市场上，劣药、假药大行其道。“2017年原国家食药监局共发布46份药品抽检通告，其中22份涉及中药饮片，不合格批次共计792批，涉及生产或供货单位343家、中药品种37种。”[21]中药质量的低劣已成为行业内人尽皆知的“秘密”：“行业内的人都知道，现在一流药材出口，二流药材进到大医院，那些不合格、劣质的三流药材甚至药渣子被做成了五花八门的中成药。”[22]在中修的中药行业，一极是财富的积累，一极是无数被假药、毒药坑害的患者的呻吟……中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政策大肆吹捧并强行推广中医药，用大量质量低劣、毒副作用未知的垃圾中药充斥市场、疯狂敛财。截至2023年，220个中成药在中国城市实体药店终端销售过亿[23]。西医药集团眼见自己利益受损，纷纷急得上蹿下跳，“废医验药”、“废医废药”的口号也喊得更为响亮， 誓要夺回自己失去的阵地。
与此同时，日益成为硕鼠的中医药集团也不愿放弃到嘴的肥肉，寸步不让。然而，过去依靠引进、投靠国外资本瓦解社会主义医药产业基础而滋生的一大批西医药资本仍然霸占相当大的一部分市场，在资本实力、攫取剩余价值方面还是占据领先地位。据商务部发布的《2020年药品流通行业运行统计分析报告》显示，按销售品类分类，西药类销售居主导地位，销售额占七大类医药商品销售总额的69.2%，中成药类占14.9%，中药材类占2.3%[24]。由于中国一复辟就是最为腐朽的官僚垄断资本主义集团统治，他们不愿花费时间和金钱研究中药内部复杂的药物成分及相互作用，而只想要以最快的方式搜刮最多的剩余价值。“发展中医”只不过是他们用来欺骗、盘剥人民的动听谎言之一，为了达到快速敛财的目的，他们不惜摧毁中药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同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部门不同，作为中国农业附属的中药种植业“继承”了其落后性，往往采取分散的小农生产方式，中医药在事实上是一个腐朽的生产部门。中国无法在中医药部门抄到最新生产技术并投入大量资本实现“弯道超车”，中药的生产走的是彻底复古倒退的路线。当今科研领域，享誉世界的均是西医杂志，为人称道的都是西药成果，验证药物疗效使用的都是西医认可的实验方法。当西药研究已经进军分子药物、生物制剂领域，中医学者们还在搬弄着“之乎者也”，说着说不完的空话，吊着吊不完的书袋。他们做着三纲五常的卫道士，搭建着“师徒传承”的封建行会，把中医药传承包裹上一层神秘主义的外衣敝帚自珍，扼杀中医药创新的生命力与活力。这群“国医大师们”代表的，正是最腐朽最反动的中修官僚垄断集团的利益，他们正是受到中修扶植的中医掘墓人！他们无法担负回击“废止中医”逆流的责任，更不能代表中医发展的方向。他们虽然嘴上骂着洋人的狼子野心，却被功名利禄迷得晕头转向，一见双盲研究就扑通跪地磕头，一见《柳叶刀》便馋得口水直流。他们称针对中风醒脑方的临床试验，没有运用“辨证论治”理论进行研究，有实验设计缺陷，结果不可靠。然而，在中国知网证明中风醒脑方有效的期刊论文里，丝毫看不到“辨证论治”原则的半点身影，反而均使用中医学者们自己所鄙夷的“别有用心”的“西洋人”的研究方法。他们评上职称的学术成果一栏里明晃晃挂着的也尽是靠这些研究方法发出的文章。他们嘴上说着双盲不可靠，实际上却拜倒在双盲实验、《柳叶刀》等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的医学概念之下，一边高喊着西方科研方法不适用于中国，一边对着西方科研方法卑躬屈膝，对着SCI影响因子做着“斯哈斯哈”吐舌的断脊之犬。他们实际上和那些“废医验药”派是一丘之貉，他们骨子里也看不起中医药，只不过披上了一套“发展 中医”的皮囊罢了。
古今拜师对比
此次“中风醒脑方”研究登上《柳叶刀》事件便是如此，郭建文满脑子里只有“全国多中心”、“随机对照”这些所谓“现代医学”的研究方法，眼里只看得到洋主子施舍的“澳大利亚健康与医学科学院合作项目”。即使他们在研究时发现预设的亚组确实有血肿体积和位置两组治疗效果较为显著，也要临时更换分组及统计方法，强词夺理地声称研究结果并不可靠[25]。而以“厚德博学、精诚济世”为校训的广州中医药大学同样既不厚德，也不济世，只是想借此机会提升自己的科研地位，将它作为向政府索要更多财政拨款的敲门砖。同时，他们还可以借用《柳叶刀》的名气标榜自己，欺骗不知真相的患者。为此，他们将凝结了中国劳动人民智慧的中医药置于他人斧钺之下，任人宰割。不惜以名声和气节做交易，“量中医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在中国人民的累累白骨上，当代资产阶级的中医和西医们真可谓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
三、推陈出新，中医前路早已指明！
像“中风醒脑方”研究登上《柳叶刀》这样的闹剧已不知上演过多少次了，有关其核心问题——中医究竟是不是科学，中医在现代究竟应不应该废止的争论已经延续了百年。对于这一问题，不同阶级的人有不同的回答。
社会主义时期宣传画
自帝国主义用坚船利炮试图轰开中国的市场开始，西方的医疗资本便开始试图用一把手术刀劈开中国的大门。彼时，地主买办阶级是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扶植的走狗，受帝国主义收买，四处为帝国主义鸣锣开道。他们在政治上崇洋复古，“甘心为外人之傀儡而不辞”，“类依洋人行事”，同西方侵略者站在一起，妄图消灭祖国医学。他们奉行卖国主义，否定自己民族的科学文化遗产，大搞历史虚无主义。1914年，北洋军阀明目张胆地提出了废弃中医中药的主张，1917年，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余云岫写了一本《灵素商兑》对中医药学大加诋毁，贬中医为“旧医”，搬出《医学革命论》污蔑中华民族和中国医药学，胡说：”我国人对于科学思想，简直还在梦里，尤其是医学，真是莫名其妙，大部分还不能脱离野蛮民族的气味。“他的主张被蒋介石全盘采纳。1933年，汪精卫再次提出废弃中药的主张，污蔑“中国以药治病救力渺茫”。
与之相反的，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对中医药却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早在发展敌后根据地的过程中，中药就已经被大量生产、使用。面临日军和国民党持续封锁、药物短缺、西药生产缺乏完整生产设备及化学技术的情况，陕甘宁根据地自力更生，选择了因地制宜发展中药生产，创办小型材料厂以制中药丸片、酊剂、粉末提膏为基本任务，共制成丸药23种，合计240磅，酊剂11种2246磅，粉末15种，合计456磅，提膏8种，计168磅。1939年，八路军卫生材料厂生产注射剂3900盒、中药2500磅、片剂550磅、酊剂620磅。建国后，当1950年新中国第一届卫生大会在北京召开，余云岫再次捧出他那“废止旧医”的提案时，他的提案却遭到了毛主席坚决的反对。毛主席以“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26]进行了响亮的回应。
中医是科学吗？这是毫无疑问的。祖国医学是我国劳动人民几千年来与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蕴藏着丰富的防治疾病的实践经验和理论知识，我国人民几千年来都是依靠中医中药战胜疾病的，中药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早在《黄帝内经》中，就对人体脏器功能进行了描述，以朴素唯物主义的方式对人体生理、病理现象进行了解释。汉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广泛总结了当时劳动人民的疾病的认识，对不同疾病的成因及治疗方法进行了解释。明代的李时珍更是编撰了一百九十万字的《本草纲目》，用群众的实践经验和群众的生动语言总结记载药物的准确功效，在世界范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医并不如许多资产阶级自由派所攻击的那样仅仅是一门“经验医学”，而是有理、法、方、药，有独立的医学理论。实际上，“中医是否科学”从来不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路线问题。历来想要废除中医的人，从不单单只是想要废除一门“伪科学”，而是想要否定劳动人民能够在生产斗争中总结出医药学知识，否认劳动人民可以有自己的科学。当今的中医坚称中医是一门科学，但只是为了个人牟取私利，他们不能也不愿明白，真正保卫中医的不是他们，而是广大的人民群众。在1929年余云岫消灭中医的提案通过后，全国各地中医药团体代表聚集上海召开大会，大会期间，上海中医药界全体人员举行了罢工，广大群众坚决支持中医药界的反抗斗争，粉碎了反动政府消灭中医的阴谋。社会主义中国的医学之所以能够得到发展，也正是因为当时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坚决站在捍卫人民利益的立场上，把中医药的根深深地扎进工农群众里，并使中医中药从中获得了无穷的生命力。
工农兵使用针刺麻醉开展外科手术
在社会主义中国，医药卫生事业并非是等着城市医院的白大褂们坐在办公室调查、研究来发展，而是通过坚持医药卫生为人民群众服务，坚持在医药卫生领域搞阶级斗争来发展的。早在建国前夕，毛主席就指出，“应当积极地预防和医治人民的疾病，推广人民的医药卫生事业。”[27]建国后，以毛主席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更是放手发动群众，积极让群众参与到医药卫生事业当中，实现在全国或绝大多数省份消灭多种传染疾病，1952年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上，党确立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工作方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国卫生运动。中医，我们的祖国医学，找到了一条发展的道路——“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28]、“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中西医团结合作”。中西医结合不是片面地探明中医所谓的“辨证论治”，不是简单地提取中药的有效成分，“它既不是停留在中医或西医的原有水平上，也不仅是中西医现有水平基础上的提高。中西医结合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运用现代科学知识和方法，发掘和提高祖国医学，把中医中药知识同西医西药知识结合起来，创造既来源于中西医，又不同于中西医，而又高于中西医的崭新的医学体系。因此，中西医结合绝不是相互取代，兼收并蓄，简单的凑合，机械的相加，而是把中西医融会贯通，取中西医之长，产生质的飞跃。”[29]用劳动人民创造的医药，为劳动人民服务，创造我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是我医药科学唯一正确的发展途径。而这一切只有在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做到。社会主义中国的广大革命医务人员，在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运动深入发展的过程中，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勇于实践、敢于创新，在中西医结合领域取得了诸多成就，西医学习中医蔚然成风，他们开辟了前人从未走过的道路。1971年中药品种由2600种增加到5000种以上。1974年，全国中药材种植面积达到226万亩，中药材销售9.9亿余元[30]。1971年，中国将针刺麻醉术大量应用于外科手术。“上海蛇药”对各种毒蛇咬伤的治愈率达99％以上，肝炎一号糖浆对急性传染性肝炎治愈率达90%以上。1970年昆明市卫生局主编的《昆明民间常用草药》收录了昆明地区分布的中草药302种，通过配伍，能防治内、外、妇、儿五官、皮肤等常见病65种。[31]文革时期修订的《中药大辞典》收载中药5767味……种种成果，不胜枚举。
尽管这一切，随着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复辟短暂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惨象。中医已经完全变成了统治阶级敛财以及宣扬“民族感情”的工具，“中医大师”们重新搬出一系列中医典籍，把中医包裹上神秘主义的面纱来蒙蔽欺骗劳动人民，阻碍中医的科学发展。中修为了建立中医药产业上的垄断统治，一方面禁止群众自行采集、销售药材，只允许持有许可证的医师开处方卖药；另一方面让劣药、假药、毒药充斥市场。他们害怕人民群众逐渐看清当今中医学的丑陋面貌，害怕这棵“摇钱树”不再灵光，还要向曾被他们抹黑打倒的社会主义时期的科研成果下黑手。近年来“针刺麻醉”重新出现在媒体宣传中，正是中修继续欺骗人民群众的鬼把戏。但是，中修抄袭得了一两门技术，却抄不了过去为人民群众研究医学的革命思想，医学技术在他们手里只能害人而不能救人，这与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医恰恰是天壤之别！这种种乱象的产生归根到底是因为中修的统治是最腐朽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中修的社会制度是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制度，这一反动的生产关系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也就阻碍了中医药科学的进步。要想真正解放中医学的科学成果，使之有利于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就必须推翻中修帝国主义的统治，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彻底清除上层建筑领域内一切危害人民的资本主义思想体系，彻底批判修正主义路线，放手发动广大工农群众去发展、创新中医药。如今，我们拿起马克思主义的武器，揩干净身上的尘土，再次起来战斗，再次指出毛主席曾为祖国医药指明的那条道路。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那一天，作为我国历史上劳动群众智慧结晶的中医药学将在革命人民的斗争下，真正服务于人民，以新医新药的方式重生并永葆青春。届时，“六亿神州尽舜尧”，《柳叶刀》之流也好，国医大师也罢，这些狺狺狂吠的断脊之犬们最终只能落荒而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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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学上，“预后”是指根据经验预测的疾病发展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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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医验药”是在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背景下，帝国主义在中国扶植的洋奴买办集团提出的一种主张，他们要求废除中医理论，对中药的疗效进行检验，并将无法证明疗效的中药一同废止，进而达到“废医废药”的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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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1972年5月第1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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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学史》黑龙江中医学院医学史教研组编著，1976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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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大学第二医院：《人类十大心理效应——安慰剂效应》：https://www.lzush.com.cn/Item/11237.asp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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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达：《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1965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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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马太福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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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时珍：《本草纲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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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学史》黑龙江中医学院医学史教研组编著，1976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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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冢、上海施贵宝、无锡华瑞、西安杨森和苏州胶囊先后在中国顺利建厂投产，这5家最先在中国成立的医药合资企业被业内称为“老五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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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璐：《外资药企“入关”30年思考》，中南大学湘雅医院临床药理研究所：http://www.csupharmacol.com/xwzx/856.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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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投入强度是指经费投入总量与生产总值之比，是国际上广泛使用的、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自主创新投入规模及水平的重要指标，全称为“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及其投入强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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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国产创新药为啥总是难产 三大差距让新药创制落后于人》：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10/19/c_1123580281.ht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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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微平：《“三高、三低、不适宜”问题突出 中药质量提升任重道远》，《中国医药报》：www.zjda.com/facade/infoDetail.shtml?infoId=131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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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研报告网：《2018年医药制造业快速发展 中国医药市场已成为全球第二大医药市场》：https://www.chinabaogao.com/detail/350325.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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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火Flame：《中国未来革命的道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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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药养医”即医生向患者开具特定药物并从中赚取抽成，提高收入。1985年中国正式启动医疗改革，核心思想是放权让利，扩大医院自主权。打着“只给政策不给钱” “建设靠国家，吃饭靠自己”的旗号，刺激医院创收，弥补收入不足。1989年，国务院批转卫生部《关于扩大医疗卫生服务有关问题的意见》：“正常医疗任务前提下，可建立特诊室，配备高水平医护人员，提供高质量服务，实行高收费(公费、劳保医疗不予报销)，向社会开放。”此后，开启了全面“以药养医”的浪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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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健康网：《中药之殇：国内受争议，日本汉方药却卖向世界，占90%中药市场》，https://www.163.com/dy/article/FOTS08PO05148PF4.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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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医疗保障局：《对政协委员<关于增加中医药医保报销项目的建议>的答复》，https://ybj.hunan.gov.cn/ybj/jyta/202206/t20220628_26528204.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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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坪：《中康科技董事长吴瀚：服务供需良性增长 2025年中医药市场规模将达2.2万亿元》，https://www.bj.icbc.com.cn/page/910199136794517504.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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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君平：《人民日报探问中药材质量：参差不齐 优劣价差近20倍》，https://finance.sina.cn/2018-11-30/detail-ihpevhcm4015715.d.html?vt=4&cid=766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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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经济：《中药质量直线下降：一流药材出口 药渣子做中成药》，https://jingji.cctv.com/2016/09/23/ARTIyqlKB6oc6AgA3c6Bly9I160923.s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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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产业研究院：《预见2024：2024年中国中药行业市场规模、竞争格局及发展趋势分析 未来重要发展有6大趋势》，https://bg.qianzhan.com/trends/detail/506/240903-b8bbe72a.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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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新闻：《<2020年药品流通行业运行统计分析报告>出炉 西药类销售占比超70%》，https://m.news.cctv.com/2021/08/04/ARTI7ZN5KKx3ygP4NvSOvneh210804.s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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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研究作者发现了预设的亚组确实有血肿体积和位置两组治疗效果较为显著。对于前者，作者临时换一种方法，把血肿体积分成四分组（本来是两分组 15毫升以上和15毫升以下），那血肿体积分组的疗效就不显著了，90天不显著，180天也不显著；但是后者，血肿部位的疗效还是显著的，“血肿位置”分组药物疗效仍然显著高于安慰剂组。然而作者在讨论中再次改换了方法：“虽然亚族分析显示中风醒脑液在浅表血肿和更大血肿（15毫升及以上）的受试者亚组有疗效，这些研究结果并不可靠，因为患有表浅皮质血肿的参与者数量较少，并且将血肿体积被重新四分组时，亚组分析结果并不显著。”显著的结果不可靠，不显著的结果就可靠，这不得不说是一种强词夺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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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1958年10月11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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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一卷本，1967年简体横排版，人民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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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六二六”指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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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极盛：《对“从中医理论的特点谈中西医结合问题” 一文的商榷》，《新医药学》杂志，1975年第11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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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网：《列数文革时期中医药的发展成就》，https://www.mzfxw.com/m/show2.php?classid=18&id=174521&style=0&cpage=226&cid=1&bclassid=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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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网：《列数文革时期中医药的发展成就》，https://www.mzfxw.com/m/show2.php?classid=18&id=174521&style=0&cpage=226&cid=1&bclassid=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