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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血税”——卫生巾
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协会 编辑部
Editorial Board of League of Struggle for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Proletariat
卫生巾，是广大妇女的生活必需品之一。在具有儒教特色的中国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妇女经济政治地位的极端低下，卫生巾不仅质量低劣、价格昂贵，甚至连不含危害妇女身体健康的有害物质竟也成为了一种奢求。
贫困迫使着广大中国妇女购买质量极其低劣的廉价卫生巾
2024年11月，“卫生巾塌房”的话题迅速登上微博热搜，阅读量在短时间内突破二亿。有微博博主对市面上几乎所有国产卫生巾品牌进行了测量，结果发现超过90款卫生巾的实际有效部分长度与标注数值不符，二者往往相差10—30毫米，苏菲、七度空间、护舒宝、高洁丝、ABC等知名品牌卫生巾均在此列。有网友发现，部分品牌卫生巾有效长度与标注长度的差距甚至达到50毫米——一片350毫米的卫生巾，可吸水部分仅有300毫米。[1]即便是按照中修为了有利于资产阶级而向来制定得极低的国家标准规定，卫生巾实际有效部分长度与标注数值的偏差值都应保持在±4%的范围以内。但是，“偏差”超过规定五倍的品牌却依然大量存在。
这种偷工减料的行为给广大妇女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长度过短、不贴合生理曲线的卫生巾吸收量大幅减少，导致月经容易沿着股沟后漏。然而，中修的卫生巾行业却不仅仅是偷工减料这么简单，就连其所执行的质量标准都低得令人咋舌。根据《GB/T 8939-2008卫生巾（含卫生护垫）》国家标准规定，卫生巾的pH值标准范围为4.0—9.0，只能达到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C类水平，即“非直接接触皮肤的产品”的水平。在女性全身最敏感的部位使用的产品，却与一般的窗帘、墙布等共用同一个标准，中修究竟把广大妇女置于何等地位简直不言自明。更何况女性阴部一般为弱酸性，偏碱性的卫生巾将会刺激皮肤，极大地增加感染风险和患上妇科疾病的概率。
卫生巾质量低劣的问题一经曝光，便迅速引起了广大妇女的滔天怒火。她们发现，使用卫生巾经常发生前漏、侧漏、后漏的情况和身体出现瘙痒、过敏等不适症状，根本不是由于她们自身的原因，而是由于中国卫生巾质量的极端低劣——这些生产卫生巾的资本家通过偷工减料，一年能“省”出的卫生巾长度竟可绕地球三圈！[2]愤怒的妇女们找到各大品牌的客服，希望为自己讨回公道。然而，后者却有恃无恐，异口同声地狡辩什么“自家产品符合国家标准”，标注长度中还包含并无实际作用的花边，因此仍“在误差范围内”。其中，最嚣张的还属ABC洗护旗舰店，其客服公然表示实际长度与标注不符的情况理所应当，“如果觉得接受不了可以不买”。为了售出商品，资本主义商业向来宣传什么“顾客就是上帝”，而女性在作为消费者维护自身权益时却遭到如此冷遇，可见中国资本主义社会根本不把妇女作为独立的人看待！
随着事件的发酵，各大媒体——资产阶级的喉舌们，也跳出来大造反动舆论，派出所谓“专家”——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妇女保健科主任吴颖岚出马解释。吴颖岚硬说什么“卫生巾的酸碱度并不会导致女性生理期的不适”[3]，此次事件的爆发并不是因为卫生巾生产商的唯利是图，而是因为“许多女性走进了误区”——换言之，是因为妇女的愚昧无知和无理取闹！然而，诸如此类为资产阶级辩解的声音也只敢抓住pH值这一个问题大做文章，它们都无一例外地避开了资本家偷工减料、中修政府包庇纵容的核心问题，最后还鼓吹什么妇女“可以优先选择大的、知名的品牌”。
真是好一副“何不食肉糜”的嘴脸！且不论这些“专家”口中“大的、知名的品牌”也丝毫没有解决质量低劣的问题，单是购买所谓“知名品牌”卫生巾所带来的巨大开支便已经是广大劳动妇女所无法承受的。高额的增值税，是造成中国卫生巾价格昂贵的重要原因之一。尽管对于占人口近半数的女性（10—49岁女性则占总人口的约四分之一）而言，卫生巾是她们生活的必需品，然而中修政府却仍旧对其课以重税——中修的增值税率分为六档，分别是13%、11%、10%、9%、6%和0%，而卫生巾适用其中的最高一档。在2018年前，卫生巾需的增值税率更是高达17%。中修不仅大力宣扬儒教、二次元等物化女性的意识形态，还利用其所掌握的警察、法院等暴力机关极尽压迫妇女之能事，使她们无法摆脱一生一世做家庭奴隶和性工具的命运，最后更是想方设法地榨干她们的最后一滴血汗，对卫生巾一类女性用品征收重税，来肥各级公务员和官僚的腰包、来豢养一支规模日益庞大的、镇压人民的反动军队，简直是无耻至极、反动至极！除重税外，垄断价格和流通费用也促成了卫生巾价格的普遍高企。目前，“高端”卫生巾，即多少还按照中修国家标准制造的卫生巾（这类卫生巾约占40%）的生产与销售完全由苏菲、七度空间、护舒宝、高洁丝、ABC、乐而雅、自由点等七家垄断企业控制，它们利用自身的垄断地位和卫生巾作为女性生活必需品的特点开出垄断高价。与此同时，商业资产阶级也扑上来吸食妇女的血汗，他们在流通过程中层层加价，以至于销售费用占据了卫生巾销售额的约23%。在中修政府、垄断企业和商业资本的共同作用下，单片卫生巾的终端销价甚至竟达出厂价的整整三倍！
近十几年来，中国卫生巾价格一涨再涨——从2009年至2023年，单片卫生巾平均价格从0.49元迅速增长为0.9元，增长率达4.79%。[4]在超市货架上，卫生巾的均价为1.3元至3.74元；即使是采取网购的方式，女性的花费也并没有降低多少——在淘宝官网上，苏菲一款长度为250毫米的卫生巾，花费59.9元也仅能买到36片，单片价格高达1.67元。与卫生巾高昂的价格相对的，是女性对卫生巾的巨大需求。女性每次月经持续时间平均为4—6日，而卫生巾每2—3小时就需要更换一次。对于中国的劳动妇女而言，仅每月购置卫生巾一项支出便已经是一大笔费用。广大农村、乡镇地区的妇女更是无力承担长期使用知名品牌卫生巾所带来的开销，不得不选择一片0.2元的散装卫生巾。这些以回收绒毛浆等原料制作的散装卫生巾质量更加低劣，甚至可能出现香烟滤嘴、蟑螂腿等异物，对妇女的身体健康损害极大。我国甚至还有约四百万贫困女童面临着这种人为制造的“月经贫困”，她们在许多时候不得不用破布条、厕纸、作业纸代替昂贵的卫生巾。[5]一面是广大劳动妇女遭受着“月经贫困”，另一面却是资产阶级赚得盆满钵满——卫生巾行业平均毛利率高达45%，其中七度空间的毛利率甚至高达72.2%。[6]
制造劣质卫生巾的原料——回收绒毛浆
对于各大品牌的嚣张气焰和中修的无力辩解，广大妇女并不买账，她们将抵制卫生巾垄断企业的自发运动推向了新的高潮。针对产品质量最为低下、制作色情广告的ABC，许多女性在大量下单该品牌卫生巾后集体退货，使得不少销售商只得将ABC卫生巾下架。最终，迫于强大的舆论压力，ABC品牌创始人邓景衡不得不公开向消费者鞠躬道歉，宣布撤回全部在售产品，并承诺改善质量。其他一些品牌也向消费者返还问题产品金额。广大妇女的自发抵制运动的确取得了一定成果，然而这丝毫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至今，没有一家卫生巾企业受到处罚，ABC卫生巾在不久后又重新上架，新的卫生巾质量标准更是遥遥无期。
中国卫生巾的质量问题并不是什么新闻。早在2013年4月，便有媒体曝光过案值超1.5亿元的卫生棉造假产业链。此次事件也曾一度引起舆论轰动，然而最终同样不了了之——直至2024年11月，仍不断有黑心卫生巾原料厂遭到曝光。从本次涉及范围极广、几乎无一企业幸免的“卫生巾塌房”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出，卫生巾的偷工减料、质量低下并不是少数资本家“丧尽天良”的结果，而是为中修政府所默许的、整个中国卫生巾行业的普遍现象。
实际上，不只是卫生巾，其他许多女性用品也普遍面临着“低质高价”的情况，如同属女性卫生用品的卫生棉条，许多便含有可能导致慢性中毒的重金属元素。并且，即便是男女通用的一般生活必需品，女款也比男款质量更差，然而价格却还更高：裤子，女款的口袋比男款更小；鞋子，女款的用料比男款更少；羽绒服，女款的充绒量也不如男款……最为荒谬的是，就连仅仅面向极少数特殊群体的男性卫生巾，其设计也比女性卫生巾合理得多——后翼宽大且全部有棉芯、四周都有“小护栏”、左右还有可供调节的松紧带，甚至可称得上是“物美价廉”。可见，女性在消费上所面临的困境绝不仅仅局限于一两种商品，并且也根本不可能通过政府处罚和国家修订质量标准解决，它的根源在于中国资本主义父权制社会。
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妇女便长期处于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其原因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分析的那样：“随着家长制家庭，尤其是随着一夫一妻制个体家庭的产生，情况就改变了。家务的料理失去了自己的公共的性质。它不再涉及社会了。它变成了一种私人的事务；妻子成为主要的家庭女仆，被排斥在社会生产之外”[7]。也就是说，家务劳动成为了不被社会承认的私人劳动，从而家务劳动的主要从事者——妇女便也无法获得独立的收入，她们在经济上不得不依靠丈夫过活，因此在其他各个方面都不得不受到丈夫的支配。这样的情况在资本主义社会也并没有得到多少改善。虽然机器的广泛采用为妇女参与社会劳动创造了条件，但是由于女性的生理特点——月经、妊娠——并不符合于资产阶级最快地、最大限度地攫取利润的需要，同时也由于家务劳动在家庭仍然作为经济单位和财产占有单位的情况下不可能实现普遍的社会化，绝大多数女性依旧无法摆脱对丈夫的依附地位和沦为家庭奴隶的命运。“现在在大多数情形之下，丈夫都必须是有收入的人，赡养家庭的人，至少在有产阶级中间是如此，这就使丈夫占居一种无需有任何特别的法律特权的统治地位。在家庭中，丈夫是资产者，妻子则相当于无产阶级”[8]。特别是在当代中国的儒教社会上，女性的地位较之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还要更加低下。生产决定消费，妇女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决定了她们消费能力的低下。从而，面对狭小的女性市场，唯利是图的资产阶级也根本不愿投入资金改善商品质量，而只是生产各种粗制滥造的垃圾。这便是资本主义社会下女性用品质量低劣的根源。
相同的尺码，不同的用料
然而，为了掩盖社会上的种种性别压迫现象，却有一帮男权主义者跳出来说什么女性“掌握了家庭的财务”、“是消费的主力军”，还煞有介事地编造出一套“消费能力排名”——消费能力最强是女性，其次是孩子，接着是宠物，直到最后才是我们赚钱养家却“卑微”、“无权”的男性。他们为自己和同胞们深感不平，忿忿地叫嚷起来：“男人不如狗！男人不如狗！”同时，为了将妇女的最后一分钱都搜刮净尽，中修的喉舌们还创造出了所谓“她经济”的概念。在他们口中，女性的社会地位和消费能力也已经极大地提高。相应地，市面上的女性用品不仅质量不断提高，品类也不断丰富起来。并且，各种“统计数据”与“调查结果”似乎也是支持这一观点的：银泰百货《家庭消费决策用户调研》显示，在“70后”和“80后”主导的家庭消费中，女性充当着所谓“决策者”和“实施者”的角色。杭州、合肥、西安等城市中，有七成用户表示家庭消费“由女性决定并主导”。据波士顿咨询公司研究数据，超过60%的中国家庭“消费由女性主导”。如此一来，得了“理论依据”的男权主义者欣喜若狂，他们挥舞着一纸“统计数据”对女性大加挞伐，狠狠地斥责“乱花男人钱”的“败家娘们”——长久以来“受苦受难”的男人今天终于是扬眉吐气了！
实际上，“统计数据”也好、“调查结果”也罢，都根本不能说明中国妇女的“地位高”、“消费大”。首先，由于在职场上遭到严重的歧视或者干脆被完全排除于社会生产之外，中国妇女的收入是极其低下的——截止2023年，仅有33.1%的女性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40%以上。在这样的条件下，女性根本没有能力进行大量消费。并且，在中国的儒教父权制社会上，那些男权分子口中所谓“妻子占用丈夫收入进行消费”的情况更是不可能存在的。其次，在女性本已十分有限的消费中，绝大部分实际上并不是“为自己”的消费，而是为孩子、为家庭，归根结底是为一家之主——丈夫的消费。这从当今女性消费的主要品类中便可见一斑：24岁及以下女性购买的消费品以美妆为主，25—35岁女性对母婴类商品“消费偏好显著”，36岁及以上女性购买的大多为食品、洗护用品[9]——除了化妆用品，就是柴米油盐，后者是妇女作为家庭奴隶的证明，而前者则是女性为了谋生不得不取悦男性、卖身于男性的反映，二者都只是在为男性、丈夫服务。可见，所谓“为女性服务”的“她经济”，倒不如说是为妇女的压迫者服务的“他经济”！并且，所谓的“主导家庭消费”正好说明了女性地位的低下，因为为家庭购置消费品本身就是她们不得不从事的家务劳动的一部分。这种意义上的“主导家庭消费”，实际上正是广大妇女的灾难，她们为家庭苦劳终日，得来的结果却只是“保证男子在家中占统治地位”[10]。
其名“悦己”，其实卖淫；照料“家庭”，苦做奴隶！
最后，那些男权主义者也根本没有权利指责女性“铺张浪费”。前面已经提到，女性所消费的至多也不过是些日用品、化妆品，而购置那些真正价格高昂的大件商品，如汽车、住房等的权利，却几乎完全掌握在有产阶级男性手中。2023年数据显示，在驾驶总人口中，男性车主占71.21%，而女性车主仅占28.79%。[11]并且，极大一部分女性车主购买的还是价格低廉、空间狭小，专为买菜、接送孩子上下学而设计的Mini车型——在“最受女性欢迎”车型的前五名中，有四款都是Mini车型。在住房方面，我国55%的家庭房屋属于丈夫，约24%的家庭房屋由夫妻双方及其他家人“共有”，仅约20%的家庭房屋归妻子所有。[12]这就是男权分子们所说的“省吃俭用”、“节衣缩食”！男性的奢侈浪费是“有排场”、“有面子”，是“一掷千金”、“潇洒风流”。而女性只要花一个铜子儿，哪怕并不是为她们自己而花的，就要立刻被斥为“赔钱”、“败家”。女人，只不过是奴隶，最好一分钱也不要花——这就是他们的逻辑！这些“男子汉大丈夫”们一面大言不惭地谈着“女子无用论”，一面又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妇女所付出的家务劳动——据统计，中国已婚女性每天平均家务劳动时间长达120分钟，是男性的两倍以上；0—17岁孩子的日常生活照料、辅导作业和接送也几乎全部由女性承担。[13]而此类无耻至极的言论之所以还能够招摇过市，正是因为其背后有着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支持。中修极力宣传反动的儒教思想，极力鼓吹什么“复兴传统家风”。其总头目习近平更是亲自出马，将“贤妻良母、相夫教子、勤俭持家”[14]这一类臭不可闻的粪秽都列为所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修的目的正是在于巩固和扩大自身腐朽统治的社会基础，即拉拢在资本主义复辟几十年间形成的强大的资产阶级与顽固的小资产阶级，满足他们在封建家长制下作为家庭的主人、妻子儿女的压迫者的“既得利益”，使他们自觉地维护资本主义父权制秩序。
社会主义好，妇女得解放；从此不围锅台转，生产战线逞英豪
总之，卫生巾等女性用品的质量低劣和价格高昂，只是女性在资本主义父权制社会中经济政治地位低下在消费方面的反映。而要从根本上改变妇女的地位，只有通过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和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革命。恩格斯指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而要达到这一点，又要求个体家庭不再成为社会的经济单位。”[15]只有在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的社会主义社会，社会生产才能为最广大的劳动群众谋福利，作为经济单位和财产占有单位的家庭才能逐渐消亡，原本从属于个体家庭的家务劳动才能真正实现社会化。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妇女才能广泛地参与到一切社会生产部门，实现人格的独立和全面的发展。
- 南方都市报：《多品牌卫生巾被指缩水 ABC:将加长》，https://epaper.oeeee.com/epaper/A/html/2024-11/22/content_20306.htm。 ↑
- 澎湃新闻：《夜用卫生巾长度比男明星身高还假》，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9274139。 ↑
- 潇湘晨报：《继“长度”风波后，卫生巾的pH值再度引发热议，专家：有误解》，https://www.ctdsb.net/c1659_202411/2306218.html。 ↑
- 第一财经：《成本2毛的卫生巾，“坑惨”女性》，https://www.yicai.com/news/102377704.html。 ↑
- BBC：《月经贫困：还有中国女性没钱买M巾？》，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ese-news-54012392。 ↑
- 中泰证券：《卫生巾行业深度报告》，https://m.zhitongcaijing.com/content/detail/221856.html。 ↑
-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 ↑
-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 ↑
- 华泰证券：《消费洞察系列：掘金“她经济”》，https://xueqiu.com/6695901611/290011659。 ↑
-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 ↑
- 汽车之家：《中国车辆保有量统计是多少？》，https://www.autohome.com.cn/ask/10586575.html。 ↑
- 崔璨、余姗、黄友琴：《学人说丨他的房还是她的房？夫妻间房产所有权的性别差异》，https://news.qq.com/rain/a/20230315A00XN000。 ↑
- 中国妇女报：《第四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主要数据情况》，https://epaper.cnwomen.com.cn/html/2021-12/27/nw.D110000zgfnb_20211227_1-4.htm。 ↑
- 习近平，转引自人民网：《习近平谈家风建设》。 ↑
-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