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纯追求曲折惊险便会脱离原则——评电影“地下尖兵”
原载1959年“中国电影”第1期，转引于《中国电影评论集第二集》 作者：劲子
电影“地下尖兵”主要写的是我党在1947年派遣由陶干同志领导的“红松组”去北平进行地下工作。为了取得一份关于国民党一个军的作战计划，“红松组”与国民党特务头子邹至甫以及该军副参谋长等人展开了一场曲折尖锐的斗争。
影片介绍了地下斗争对于解放战争所起的配合作用，也宣传了我党这一项工作的艰巨性，这从画面上“红松组”的同志们所表现的对敌斗争的坚决态度和英勇精神便可以看出。在人人干劲冲天、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大跃进的今天，重温一下以往这些艰苦的岁月，是具有一定数育意义的。同时，其故事结构紧凑，不少惊险镜头都能扣人心弦，这些方面可能也会受到观众的赞赏。
不容忽视的是：“地下尖兵”在另一方面存在着严重的脱离政治脱离实际的错误态度，表现在影片内容中，便是政治与艺术的关系上——政治没有挂帅。为了单种追求曲折惊险，以过多的偶然性代替了必然性；只顾结构紧凑，不管情节是否符合情理，从而给人们造成这样一种恶劣影响：共产党组织的政治思想领导在影片中表现得不鲜明、不有力，以及‘红松组’并未按照党的政策原则行事。我们可以从故事的主要内容、情节和结构，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及地下工作应具备的一般原则这三个方面来加以探讨。
一
“红松组”为了取得一份情报，由党组的镇导人陶干同志亲自出马与特务头子进行正面的斗争，并向敌人和敌人的姨太太使用美钞和金条的手段;又让艾永伯同志与敌军副参谋长的女儿搞恋爱，以巩固工作地位;在结尾时还在舞场内外演了一场差不多是全武行。加上影片为了追求惊险和紧凑，还人为地出现了若干偶然性的情节和离开原则的夸张虚构。突出的例子是全片中所组成的两次高潮，第一次是我们的电台就那样准确地被敌人用测向仪破获，陶干和孙莹又那样难于令人信服地脱逃。第二次是快结束时演出了一场在跳舞场内外敌我大混乱以后发生枪战的所谓惊险场面，又一次以牺牲艾永伯同志来挽救了陶干。
紧张之余，在我们稍微冷静下来以后，便不难看出“红松组”以陶干为首的同志们，在那样复杂艰苦的敌区环境下，只是凭着一股子冒险劲头在与狡猾的敌人硬拼，看不见我党在什么样的时代背境当中，地下工作应当按照什么样的正确政策去战胜敌人。可以回忆一下1947年的国内政治形势:解放战争正处在反攻的转折时期，整个阶级力量的对比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全国各阶层的广大群众是拥护我们的，敌人内部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动分化。这是我党伟大的政治影响和一采列的正确政策实施的结果。在敌区，只要我们能够遵照党的指示，依靠群众的力量，幷坚决执行统一战线等政策和注意利用敌人内部矛盾，我党的地下工作完全可能在多数同情我们的人的帮助之下得到开展和成功，历史上的事实也正是这样客观地存在着的。但是“地下尖兵”所展示给我们的是些甚么呢?陶干主要依靠象敌人所惯用的一些特务方法和手段，如金钱、手枪、美人、冒险等去对付敌人，而且是集中地渲染了这一面，丢掉了我党一切工作都是从政治出发从实际出发，根据正确的政策去取得群众的拥护而后获得胜利的这一最根本的一面。应该说，这是对我党地下工作的一个比较严重的歪曲，从画面上陶干所表现的行动中看，我党的旗帜是极不鲜明的!这将在许多热爱我党但对地下工作又不很熟悉的观众中产生不好的影响，好象革命的地下侦查工作也是资产阶级那套，这是与历史事实完全不符的。
按照陶干这一套作法所得到的结果是些什么呢?故事告诉我们，敌人是顽强的，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非常偶然而又危急的情况下获得了一份情报，代价是:陶干所领导的“红松组”瓦解了，几乎全部人员暴露在敌人面前，牺牲一人，被捕四人，还有一名叛徒王守忠也应算在“红松组”的账上，而陶干和孙莹在十分勉强的情况下制造了一个“市委让我们到朱波站去做解放北平的准备工作”的理由而撤退。因为如果事情不是这些的话，陶就应该坚持下去，迎接大军进城配合接管城市工作，这不，是对党对人民更有积极意义么?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失败典型而不把大量成功的又能够鼓舞人心的题材通过电影这一艺术形式来进行宜传呢?
“地下尖兵”没有政治挂帅的主要原因是在整个故事的发展过程中将我党的领导作用置于微弱无力的地位。稍加留意便会在影升中发现只有两三个地方轻描淡写地提到了上级从电台上对“红松组”任务的简单交代，看不到党对敌情的分析、政策的交代以及对地下组织和干部在敌区安全上的关心和果取的必要措施(这些都要通过陶干这一领导在言行上表现出来)。我们的党不是这样领导地下工作同志去进行严重的对敌斗争的，特别是在我党正确路线照耀着一切工作的情况下更不是如此。
二
再谈谈对人物形象的塑造问题。正面人物陶干给人的印象是简单粗暴，不按地下工作原则办事，处理问题体现不出党的政策。领导一批干部横冲直撞，只求目的，不择手段，有的地方过于胡闹，如果不从对白中听到，很难辨别出他是何等样人，与反面人物的区别是不大的。这是一个坏的典型，不是大量存在的、具有高度的共产主义品质和风格为群众所崇敬并能鼓舞人心的英雄形象。这里只补充两个例子来说明。陶干对叛徒王守忠的接头间题处理得很不严肃，事后又把责任让报务员孙莹共同分担，引一下对白是有意思的:
孙莹:“和王守忠接关系是我的主意，都怪我。”
陶干:“我们都有错。”
这充分说明了作为一个领导者的陶干所不应有的简单作风，以致造成赵永群同志的被捕，这是对工作、对同志不负责任的轻率态度。事情出了以后陶干又那样地表现粗暴，拍桌子大，这是弥补不了已经造成的任何损失，反而表现出自己的无智无能，陶干不会指挥作战，事必躬亲，知道他的人很多，不知隐蔽自己,和同志，他所领导的“红松组”电台被敌人破获，如前所举有的同志牺性，有的被捕，最后组织瓦解，陶、孙二人逃不了三十六针走为上着的命运。
作为一个党的地下工作者，当他在处理问题或者在和自己的同志接头谈工作的时候，都必须要严肃地从思想风度和形象上显现出共产党员鲜明的本来面目，但是我们在陶干身上很不容易嗅出这样的气味来。
对反面人物邹至甫的处理也是不能命人信服的。邹至甫既然是一个特务头子，片为了安排一个本来不可能兵对兵、将对将正面进行斗争的紧张场面，在这里将邹至甫从游颐和园与陶干见面发展到用汽车直接盯梢，其结果是进城以后又各自分手，这个意图实在难于捉摸。往后邹至甫还公然率领打手进入舞场慢条斯理地准备实行对陶干等人的逮捕。这样安排对立面是很不合情理的。如果特务头子真能象那样听我们的“指挥”，事情可算是十分美妙的了，可惜的是离真实太远，敌人不会是那样幼稚得令人可笑的。
最后是“地下尖兵”在地下工作中应具备的一些起码原则也是很成问题的。我们并不苛求每个艺术工作者对行行都要有了直接的生活实践才去进行艺术创作，但是离开实际太远，便会脱离原則。陶干领导的电台至少有五个人知道设在孙家(连小孩在内)，张德发坐在门口以人力车的给声作为警号，这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危险作法;孙是报务员，自己去冒险取电台，交通联络责任都担上，内外不分;重要内线如十五号(艾永伯)知道的人太多，而且彼此相沟通，有被敌人一网打尽的可能，等等，漏洞百出，难怪“红松组”几乎全部暴露，如何解释这是在与敌人进行复杂的隐蔽斗争?地下工作这一概念望文生义即可理解，在工作上具有特殊性质，对地下工作者在各方面的要求都是严格的，偶一不慎便会因小失大，以致造成致命的危害，“地下尖兵”在这一方面所存在的毛病也是很大的。
，我有时间再继续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