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最初刊载于1962年的《文学评论》期刊，作者董衡巽。这篇文章比较全面地分析了海明威的作品和他思想发展的过程，对了解海明威来说有很大意义。原文的诸多书籍译名与如今大不相同，都做了修改。
一
在将来，一部观点正确的美国文学史，也许会鉴别出十个八个比海明威更为重要的二十世纪作家，然而，在这同时，它将不得不承认，就影响方面来說，海明威是最大的一个。海明威影响之大可以从两方面看出。首先，他的者不限于美国，也不限于以英语写作的国家之内，而是遍及大西洋两岸各国。其次，他不仅拥有大量的读者，并且还对许多欧美作家的创作实践发生着影响。在海明威背后，跟随着多少个学习者、模仿者乃至效仿者。
在当代美国作家之中，也沒有一个曾引起国际文艺界象对海明威那样分歧的评价。资产阶级批评家众说纷纭，标新立异，在海明威头上乱贴标签，这原不为奇。值得注意的是，国际进步文艺界经过反复评论，似乎未会取得固定的一致的意見。不仅如此，他們有时还会得出相反的结论来:例如，否定他的人认为，海明威的思想倾向有利于美帝国主义統治集团的精神生活，而肯定他的人则认为海明威始终与劳动人民站在一起。
厄納斯特·海明威于一九九年生在芝加哥郊区一个医生家庭。青年时代没受很多学校教育便做记者工作。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志参加救护队，一九一八年在意大利前钱受了重伤。战后以記者身分到了巴黎,开始了文学创作。那时期，他的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說集《在我們的时代》(一九二四)和《沒有女人的男人》(-九二七)，长篇小说《太阳照常升起》(一九二六)和《永別了武器》。一九三二年发表了一本关于西班牙斗牛的专著《午后之死》。三十年代发表的作品还有短篇小說集《胜者无所得》(一九三三)，描写他在非洲游猎历的《非洲的青山》(一九三五)。一九三六年，西班牙内战爆发后，海明威以记者身分站在西班牙共和国一边，报导西班牙战事。他在枪林弹雨的马德里写成剧本《第五纵队》(一九三八)，幷于战后发表了《丧钟为谁而鸣》(一九四○)。二次大战时他任随军记者，战后定居于古巴。此后发表的作品有《过河入林》(一九五○)和《老人与海》(一九五二)。一九五四年，海明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古巴革命胜利后，海明威回到美国，于一九六〇年发表一部西班牙游记《一个危险的夏天》。次年七月二日，因擦枪走火(一说自杀)不治身死。
二
在海明威的创作中，战争题材占了相当大的部分。所以，对于战争的态度，应该成为评价海明威的一个重要依据。
海明威的成名作《太阳照常升起》，描写战后一群美、英青年流落在巴黎的生活情景。他们都参加过欧洲大战，大战中有的失去亲人，有的负了重伤。主人公巴斯因受伤失去性爱能力，虽爱恋着一个英国女人勃瑞塔，勃瑞塔也情于他，可是由于生理上的缺陷，性爱始终是他们可望而不可即的镇域。巴斯和他历相同的朋友们回顾过去是一团漆黑，展望未来也是满天阴霾。这是一个没有光明的会，它没有什么崇高的生活理想可供那班青年去为之而奋斗。那群绝望的背年在那个环境里浮沉、煎熬和挣扎。他们喝酒钓鱼来痹自己的意志，他们看斗牛找制激来消磨自己的生命。
那种悲观失望的情绪正是当时的海明威在思想上的经历。据他亲人的回忆，海明威自欧洲负伤回来之后，“不再是我所熟悉的那个老朋友了”“他不想找工作，不想上大学，什么事情都不想做。他成了一个没有目标的人。”曰短篇小说《兵士回家》里那个心灰意懒的主人公就带有海明威的面影。正是那种迷的、失望的、悲观的情绪，使《太阳照常升起》成了文学史上习称为“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
海明威之被观为“迷惘的一代”的讴歌者，还有更深刻的原因。他登上文坛的二十年代是这样的时期:一方面资本主义世界刚刚结束大战，又面临着一次空前未有的经济危机;另一方面，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工人阶级当政的国家已出现在欧洲的东方，它加强了资产阶级的没落威。笼罩在资本主义世界上空的是悲观,是没落,是死亡。对于许多欧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说，这是一个“荒原”时代。海明威的作品就带有那个时期特有的悲观情绪。在资产阶级的哀歌声中,他也奏起了悲伤的调子。海明威对于第一次大战的厌恶情绪在《永别了武器》里表现得更为直接，更为清楚。《太阳照常升起》中，战争只是人物回忆里的镜头,《永别了武器》就直接拍摄战争了:一个美国青年亨利在意大利前线作战，结了一位英国籍护士凯瑟琳，他们相爱了;意大利方面败退下来，亨利好不容易逃生又碰上意大利军官无能，把自己人当敌人，差一点儿送了命;他同凯瑟琳逃往瑞士，不料她因难产而死。从此以后亨利在这世界上唯一的伴侣只有孤独了。
这部作品较之《太阳照常升起》深刻的地方在于:它不单揭露战争怎样给人们带来生理上的摧残，而且还批判了帝国主义思想宣传的虚伪，揭示了产阶级精神世界的空虚。小说没有用许多篇幅去描写血肉横飞的战争景象，只是借主人公的遭遇告诉我们:战争怎样使一个青年威到失望和空虚。亨利是一个普通的美国青年，他是为意大利的“爱国主义”和美国政府“拯救世界民主”的号召参加战争的。他在战场上见到了什么呢?他见到意大利士兵普遍的反战情，见到他们一批批地去当炮灰，而意大利的军官却横行不法，坐享其成。海明威这些如实的描写触怒了意大利军国主义者，有一个时期这部小说在意大利被列为禁书。
这些描写同时揭露了美帝国主义的战争宣传。美国治集团在大战开始时，抱着坐山观虎斗的态度，又同时供应交战国双方的武器。美帝国主义者眼看自己的利盆受到侵犯便放下和平的假面具，声言要“拯救世界民主”，在“神圣”、“光荣”、“牺牲”等欺骗口号下，把美国青年派往欧洲战场去送死。海明威批判了这一点:“我可没见到什么神圣的东西，光荣的事物也没有什么光荣，至于牺牲，那就象芝加哥的屠宰场一样，不同的是把肉拿来埋葬罢了。”日
战争不仅摧残了人的幸福，也使人感到世界上没有幸福可言，这是小强调的主题思想。海明威幷没有象当时一般的反战作家那样，把希望放在战后的和平生活上，在他看来，人好比“着了火的木头上的蚂蚁”:“有的逃了出来，烧得焦头烂额，不知往哪儿逃的好。但是多数都往火里跑，接着又掉过头来向尾端逃，挤在凉快的顶端，到末了还是烧死在火里。”(二八四–二八五页)在这“世界末日”面前，具有再优秀品质的人都死不了一死:“世界杀死最善良的人，最和气的人，最有勇气的人。……你如果不是这几种人，你迟早也得死，不过它不急于要你的命罢了。”(二一九页)
资产阶级社会的空虚和腐朽使亨利失去任何信仰，也使他丧失了思想的能力:“脑袋是我的，但不能用，不能思想;只能回想，而且也不能想的太多。”(二○四页)因此，他生活中唯一可做的便是“吃饭、喝酒同凯瑟琳睡觉”。(二○五页)从海明威的悲观情绪中，我们看到了资产阶级精神世界的空虚。第一次世界大战充分地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矛盾，同时也清楚地揭示了维护那个制度的思想意识形态的虚伪性。海明威的反战情绪与帝国主义的战争宣停背道而驰:他不仅没有美化美帝国主义在战争中的作用，而且还揭露了美国统治集团所不意听到和看到的真相。这是不符合他们精神生活的要求的。
《永别了武器》也突出地表现了海明威的思想缺陷:未能正确认识战争的本质和原因。他象许多当代资产阶级作家一样，未能摆脱认识的片面性，他把他所看到的那部分现实当作现实的全部，把帝国主义者发动的掠夺战争看成人类无法抗拒的自然力量，又把资产阶级的末日看成至人类的末日。因而，他刚刚接触到问题的边缘，马上又缩回去了，仿佛是说:“我厌倦了，我看透了”。这足“迷惘的一代”的许多作家的共同特色。
海明威所以未能深入发掘战争的本质，“迷惘的一代”许多作家所以具有上述特色，根本原因还在于:只从个人的角度、个人的立场反对战争，从而陷入悲观望的情绪。作为一个已经形成资产阶级人生观的知分子,海明威只看到个人的幸福，个人的作用，而不是象巴比塞那样，把帝国主义战争带来的炎难同广大人民的命运联系起来，从而揭露问题的实质。个人的作用永远是十分微薄的，在战风暴的扫荡下，一个人不能不是象“猫一般地死去”。从个人的角度看,生存是最高的幸福,死亡是最大的悲哀。但是在战场上，个人的生死存亡是不由自主的。因而，海明威在厌恶战争、粗咒战争的同时，又常常宣告人的无能为力。小说那种悲观的、宿命的情绪，使得那些认识模糊的人得出和平主义和悲观主义的结论:战争是十分愚蠢、绝灭人性的，而人对于战争又是毫无办法的。
三
海明威对战争态度的转变是在三十年代西班牙内战爆发的时候。西班牙内战是希特勒德国怂恿西班牙法西斯势力阴谋期复年轻的民主政府的战争。美国断资产阶级通过德国间接武装佛朗哥反动军队，为希特勒向外侵略扫清道路。同美国政府的立场相反，美国进步人士组志愿军，支持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斗争。海明威以记者身分参加这次战争，幷以它为背景写出了《第五纵队》和《钟为鸣》。
这些作品中，海明威还是描写他所熟悉的主人公，帮助“外国人”打仗的美国人，例如《第五纵队》的菲利普,《丧钟为谁而鸣》的乔顿。这些人不同于作者早期作品的主人公:他们不再威到迷茫和失望;他们也陷入爱情的罗网里，可是这种爱情不再是与战争对立的个人幸福;即或有矛盾之处，他们宁愿牺牲爱情服从更高的职责。这反映了海明威对于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认识。海明威认到这次战不同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上次大战是毫无意义的，而这一次应该分清战争双方的正义与非正义。所以，他赋予主人公新的思想认识“我相信人民，相信他们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愿望来管理自己”后;临死之前，他的主人公还想到:“我为我所相信的事业已经斗争了一年了。我们要是在这儿得胜了，处处都能得胜。世界是个好地方，值得为之斗争，要离开这个世界真叫我痛心。”(四五七页);对于美国国内的反动势力，他也有所认识:
“你们国家法西斯分子多不多?”
“有许多还不知他们是法西斯分子，不过到时候就能发现。”
“你们等他们叛乱了才能消灭他们吧?”
“不。我们没法消灭他们。不过我们可以教育人民，教他们害怕法西斯主义,等它一出现，人民便能认识它，打击它。”(二○九页)
这一切都是海明威从前没有达到的认识。尽管这些认识得力于西班牙人民的英勇斗争，可是这种变化，对于一个已形成固定的悲观人生观的作家来，不能不说是一个相当大的进步。
海明威在思想上跨了一步，然而幷不是决定性的一步。他并没有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观点。《丧钟为谁而鸣》描写的是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在海明威的创作史上，这部作品第一次出现了群众，然而从主题思想的要求来看，还缺乏一个更重要的东西—群众的力量。
海明威选择的群众是山区的游击队。他们内部分歧，纪律松弛，并带有落后的、懒散的游牧习气。主人公乔顿奉命去炸毁法西斯占领区的一座桥，他同游击队挂上钩。游击队里多数人拥护他，尊敬他，队长的妻子还将一个西班牙姑娘介绍给他当情妇。他同游击队之间的关系，是帮助与被帮助、开导与被开导的关系，甚至怎样打枪，他们也离不开乔顿的指点。作者这样写，也许是为了突出乔顿这个志兵的自我牺牲精神。但它是以群众的落后、愚昧为代价的，所以乔顿这个人物不是来自群众的英雄，而是超人式的英雄。这是典型的资产阶级对待群众的态度。在资产阶级看来，群众是消极的、被动的，是跟着由个人创造的历史走的;然而当群众起而斗争的时候，他们又威到群众因愚昧无知而丧失了理智。小中，农民杀死骑在人民头上的法西斯匪帮那一章，就充满了冗长的、自然主义的描写,让人读了感到厌恶、恐怖。问题不在当时有没有发生过象作者所描写的那些现象，问题在于他是那样厌恶地描写群众的愤怒。这只能说明作者对被压迫者心理的无知，因而不但产生不出强烈的、分明的爱憎,反而把群众写成群氓。这是小说一个严重的思想缺陷。此外，海明威还多少抱着旁观者态度。他在一篇报道《告发》中，写一个名叫思立克的人为应不应该告发一个佛朗哥方面的间课产生了内心的矛盾:“我自己决不告发他,……我是一个外国人，而这是你们的战争，你们的问题。”日这种内心冲突多少反映了海明威本人的思想状态–憎恨法西斯主义而又不能把自己的命运同反法西斯的人民联起在一起。小说着墨较多的是乔顿和玛丽亚的爱情，而对于西班牙人民斗争的前途，作者是回避了的。他说“乔顿没有政治信仰”(一六七页)，所以将来要不要一个“有计划的社会”,“是旁人的事情”。而实际上，西班牙人民的命运正取决于这些重大问题。这对于局限于个人内心斗争的海叨威来，是一个他所不可能也是不顾意进入的领域。
《钟为谁鸣》不是没有个别较成功的西班牙人的形象，例如乔的向导，朴、勇敢的老人安塞尔摩;也不之精彩动人的描写，例如索尔多率领的游击队奋勇抵抗法西斯军的进攻。然而由于上述思想缺陷，小作为西班牙人民争取自由的作品，就显得不够典型，不够真实。《钟为谁鸣》发表后，引起一些志愿参加过西班牙内战的美国进步人士的不满，恐怕也是从这个高度来要求的。当然，在这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海明威在思想认识上的进步，也不能否认海明威这部小说具有一定的反法西斯的倾向，因而,《钟为谁鸣》也同《永别了武器》一样，应该列入美国二十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
四
海明威的小说还描写劳动者的生活。这些小说是早年的短篇、后来的长篇《有的和没有的》和中篇《老人与海》。
这些作品和其中人物更清楚地表现了作者的思想发展。简单地说，早年短篇中的劳动者，象反战作品中的人物一样，具有悲观绝望的情，三十年代前后开始这些人物变得勇敢坚强，即所谓“硬汉”性格，这在《有的和没有的》里达到了高峰,到了五十年代，人物仍有“硬汉”的面影，不过，作品已趋于逃避现实，《老人与海》即代表了这种倾向。
小说《老人与海》描写古巴渔民桑提亚哥连八十四天没捕到鱼，历尽辛苦捕到了一条，却被鲨鱼吃掉了。这是小说的主要情节。在这个人物身上，我们看到劳动者的一些特点，例如他的外形:“后颈上凝聚了深刻的皱纹，显得又瘦又憔。两边脸上长着褐色的疙瘩，那是太阳在热带海面上的反光晒成的肉瘤。”还有，他的职业是捕鱼，也就是说，他不剥削别人，他靠自己的双手来养活自己。再有，他正直，单纯，不弄虚作假，不损人利己。应该说，这一些都不是削者的标志，而是劳动者的品德。然而，到这里我们必须打住了。我们如果把桑提亚哥放在一定社会关系中来考察，便可以发现他还具有下列三方面的特点。
首先是他同其他渔民之周的关系。海明威写道:只有一个叫曼诺林的孩子同情他，跟他一起出海捕鱼。“可是，过了四十天没有捉到一条鱼,孩子的爸妈就对他说老头儿现在一定’背运’了(那是形容倒霉的一个最坏的字眼)。他们吩咐孩子搭上另一只船到海里去。”(第六页)其他的人怎样看待这个“背运”的同行呢?也有同情他的，给他东西吃，可是“很多打鱼的人拿老头儿开玩笑”(第二页)。后来，桑提亚哥拖着鱼骨失败回来，孩子伤心得大哭，可是“好多打鱼的都站在那只船的周，望着绑在船旁边的那个东西”(八十一页)。同行对他是这样的，他对同行又是怎样呢?
海明威几乎没有描写。在桑提亚哥心目中，其他的人，孩子除外，几乎是不存在的。同情也罢，讥笑也罢，他都无所谓。
简言之，桑提亚哥是一个与同行互不往来的劳动者，一个孤独的劳动。这是他的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在于这个劳动者用不着日常生活的物质需要。作者提到他“很穷”然而这幷不妨碍他作艰苦的劳动，因为“很久以来，吃饭一直是教他厌烦的事情,他从来没有携带过吃食。他在船上放了一瓶水，这就是他一整天需要的东西了”(十四页)。作者写他在船上偶然也吃生鱼。可是，八十四天来，仅仅水吃生热，居然还能这样坚持下来，似乎令人不能置信。不仅于此，还有更奇怪的呢:
“你得吃点什么哪?”孩子问。
“一盆鱼拌黄米饭。你也吃点好吗,”
“不。我回家吃去。你要我替你生火吗?
“不。过一会我自个儿会生的。不然吃冷饭也可以。”
“我去拿网好吗?”
“当然可以。”
事实上幷没有网,孩子记得,他们已经把网卖了。可是他们每天都要编一套这样的谎话。也没有一盆排黄米饭,孩子也是知道的。(第六页)
我们中国有所谓“画饼充饥”的讥诮，现在居然成为海明威笔下的事实。她然，对于渔民生活艰苦的一面，作者不是有意的忽略便是无意中放过。
海明威所以这样处理,是为了突出主人公在极为困难的物质条件下的精神面貌不过，这种英勇的、悲壮的气概既与社会斗争无关，也与私人生活无涉。盘踞桑提亚哥脑海里的是那些不见人间烟火的东西:大焦、搏斗、力、垒球和狮子。桑提亚哥同这些象征着勇气和威力的事物威情分外融洽。下面是他同鱼说的话:
“鱼啊，我到死也要跟你在一道儿。”(三十二直)
“焦啊，我爱你，而且十分尊敬你。”(三十四)
“鱼，你现在也觉得痛了吧，可是，老实，我也觉得痛。”(三十五页)
“鱼啊，要是你没累乏，那可真奇怪透顶啦。”(四十三百)
的确，一个“很穷”的渔夫对待他以生存的劳动对象之间有这样亲密的态度，在同自然的残酷斗争中还有这样悠闲的心情，“那可真奇怪透顶啦”。作者也写到不从事海上劳动的人不配吃鱼，还讽刺一个游客缺乏常识，把马林鱼当成沙鱼。然而他们为什么不配吃鱼呢?照鱼的“举止风度，照它那种很有体面的样子，谁也不配吃它”(四十九页)。这当然也包括桑提亚哥在内。他看见有人切开海龟之后,“它的一颗心还要跳动好几个钟头”。于是他想:“我也有这样一颗心,我的脚和我的手也跟它们的一样啊!”(二十一页)
在这人物交融的描写中，海明威把鱼人化了，把人鱼化了。所以这个劳动者的第三个特点在于多少带有忘形忘我的悠闲心情。
根据这三个特点，对这个渔民，我们可以作这样的部价:桑提亚哥作为一个本主义社会的劳动者，是缺乏真实性，缺乏典型性的。作者要不告诉我们主人公的职业和身分，我们会毫不犹豫地看出:这是一个在阶级社会里逃避现实的知分子的形象，一个超人式的英雄。劳动者只是其外表，内心却是那种不懂得劳动人民疾苦的小资产阶级的孤傲心情。对于《老人与海》的主题，我们可以作这样的批评:作者强调的勇气是模糊的，抽象的，如果桑提亚哥是为打鱼而打鱼，那么海明威是为勇气而勇气。这种抽象的品德适用于一切空间，适用于一切时间，正因为如此所以它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不适用的。十年来，美国产阶宣机构没有减弱对《老人与海》的吹捧，幷把它视列为近二十年来美国十部文学名著的第三位，这也许同小说思想倾向的含糊、抽象不无关系。
我们这样评价《老人与海》，幷没有指责海明威缺乏阶级观点的意思。对于一个资产阶级作家，本来就不必也不能要求他有无产阶级的阶观点。然而有这样一种意见，认为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描写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渔民受生活所迫不得不同自然进行搏斗，表现了受剥削的下层人民不怕困难的思想光芒，这种拔高主题的做法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照这种说法去理解小说，可以得出下列结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们可以不必过问旁的事情，只要勇敢地克服劳动过程中的困难，便能在精神上得到胜利。《老人与海》的思想内容已经够模糊的了，这种意见更是添上一层迷雾。至于桑提亚哥受剥削云云，那是批评家为了高估《老人与海》的思想意义所作的推论，在海明威的形象里，是连一影子都找不到的。我们不应当拿劳动者这个概念所包含的内容，来代替具体形象的分析。
五
海明威晚期作品中逃避现实的倾向，在早年的作品里就存在着。这是有思想轨迹可寻的。
二十年代，海明威为悲观绝望的情绪所统治的时候，他不是不在寻找出路。政府机构、会派别、学校和家庭没有吸引他的东西。它们所宣体的思想，最为他所鄙观。他努力在社会的统治思想之外寻找出路。他找到的是个人世界，是他认为一个孤独的人在生活中唯一可以慰借的世界。当然,在美国,资产阶级治思想已深入到生活的各个角落，在个人世界中如何处世行事也渗透着那个统治思想的核心——个人主义的原则。这是海明威无法逃避的。从他那时期的作品看，他大致肯定下面三个因素。
第一是坚强的意志，表现在求生的欲望上。虽然在战争中个人的生死未可预卜海明威的人物总还是想生存下去。不管在怎样艰难的环境中，他的主人公表现出一种坚忍的耐力，倔强的求生意志。所谓“硬汉”，主要指这点而言，这即使在《永别了武器》那样悲观的作品中，也可以看得出来。
第二是“威觉经验”。海明威认为一切社会思想都是骗人的，唯一有价值的是人所直接威觉到的东西。所以，酒的香味、焦的腥气、性爱的欲望、滑雪的乐趣、松针的弹力、斗牛场的刺激……涌进了他的创作天地。这尤其表现在他的短篇小说里。在那里，我们看不到人物作理智上的思考，的推理，而是满光和影，冷和热，欢和悲，爱和恨。《太阳也出来了》的西班牙风光,《永别了武器》的瑞士景色，也是人物感官接触到的、为作家所肯定的生活内容。
最后是一种很难命名的因素，姑且称之为“友谊”。一般所谓友谊是指朋友间相互交流的情谊。海明威的友谊是说孤独的主人公在世界上总算还有一个人了解他，崇拜他，不论风里雨里陪伴着他，然而那是单方面的，那个“朋友”是为了孤独的主人公而存在的。所以，在海明威作品中，主人公有强烈的个性，他的“朋友”却没有性格特征，要有至多也是温柔和体贴，因为他(她)有着伺候主人公的任务。《永别了武器》的凯瑟琳，《丧钟为谁而鸣》的玛丽亚以及《老人与海》的孩子，都是这类忠实的朋友。
不论这些因素只有一种，还是相互交在同一作品里，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厌恶战争厌恶社会的心情。由于本身的软弱性，它们与其说是积极反抗，不如是消极逃避，而这种逃避正是海明威从一开始创作起就具有的思想特色之一。应该指出的是这个思想特色对人物塑造的影响。海明威的人物从来不作抽象的思考，所谓“反知识分子气”(anti-intellectual)，是指他所选择的人物总是那种本能威觉特别强烈、气息粗犷的户外劳动者:斗牛士、兵士、猎人、渔民等等。这些劳动者的气质同海明威一样，具有波厚的自由职业者味道;他们既是不幸者，又是自我中心者;他们从来不深究自己为什么不幸，却是流速忘返于海上和林间;他们从来不说“我痛苦”,“我失望”，而说“喝酒去”,“钓鱼吧”。这种性格特征活生生地表现了知识份子那种不满于现实、孤僻高傲的精神面貌。这是海明威独创的人物形象，也是十分真实的自我写照。
这类人物所以为一些人爱好，多牛是由于他们的人生态度。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对于千千万万的人来说，是不幸的根源，尽管不幸的人各有各的具体原因，他们在没有找到现实的出路的时候，常常会回到自我来寻求解脱。海明威虽然没有发掘人物不幸的社会根源，可是他的人物那种想忘却人间得失而又欲罢不能的内心矛盾，孤芳自赏的神情，对于现实时而对抗、时而顺受的处世态度，十分迎合资本主义社会读者的心理。这恐怕是海明威思想引起共鸣的一个原因。
海明威第一部描写劳动者的长篇小说是《有的和没有的》。这部小说企图描写穷人的反抗。“没有的”指穷人，主人公哈雷·莫根，以海上走私为生，“有的”指雇用莫根的人，莫根的对立面。这回的确是劳动者了:莫根在海上而走险,为的是“有一家子人，自己要吃饭，还要养活他们”。日他也反抗社会:“我不知道谁制订法律，可是我知道没有叫人挨饿的法律。”(九十八页)这明作者认识到:在美国，下层人民的生活条件是艰苦的，是不合理的，他们应该为更好的生活而斗争。可是这不等于说海明威笔下的劳动者已经懂得怎样去斗争。从他的描写看来，莫根仍带有厚的自由职业者习气，带有强烈的海明威色彩。他同其他劳动者是格格不入的，唯有对他的妻子才说:“我相信你，这是我唯一所有的东西。”(一二五页)这个无产者的确够“无产”的了:只有对妻子的信任才是他“唯一所有的东西”，这倒也能说明他的觉悟程度:除了个人感受之外，其它一概不信。对于用他的人，他都怀有自发的仇恨，不管是“银行家”，还是“抢劫银行”的“古巴革命者”。所以从社会斗争的正确观点来要求，莫根的个人反抗，有时就成了盲目反抗。对于这个人物，海明威多少是批判了的。他让莫根在临死之前说:“一个人不行，现在一个人不行了”，(二二○页)接着作者说“他费了很长的时间说出这句话，懂得这个道理花了他整整的一生”。作者的评语是难得的,他从来不需要在主人公的话之外再加上什么别的看法，他的主人公一向就是他自己的化身。这明现在海明威同孤独的主人公之间有了思想上的距离。这距离究竟多大呢?“一个人不行了”，怎样才行呢?海明威又象莫根一样地茫然。正因为这个茫然，他同莫根之间的距离近在咫尺。
海明威从悲观绝望到抗议社会的道路应该说是无可非议的，可惜他并没有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他刚刚意识到“一个人不行了”，不久又回复到个人的世界:逃避现实的成分增涨起来。这里，我们不能忽规社会条件对他的影响。他写作《有的和没有的》的三十年代，正是美国无产阶级运动空前高涨的时代。那时候，美国知识份子普遍地向左转。文艺领域里，工人生活、阶斗争的题材迅速涨。可是，从四十年代开始，美国走上法西斯化的道路。帝国主义统治集团在迫害共产党，压工人运动同时，对于艺术家、教员、律师等自由职业者进行了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控制。这些迫害一直延到今天。在这过程中，多少人恐惧万分，摇尾乞怜!有些一度表现过左倾的作家“为了他们现在所谓的罗斯福时代的’情冲动’在拚命地向麦卡锡道歉”。这种压力下，海明威没有摇尾乞怜，也没有“道歉”，却是保持象“坟墓一样的中立”(高尔德语,《高尔德诗文集》，二九一页)。他离开了社会斗争，隐居在古巴哈瓦那的郊区。作为一个名记者、名作家，他的社会地位一直是比较优越的。这曾经阻碍他正确了解劳动人民的斗争及其意义，而现在这种悠闲生活反映在作品中，便是原来逃避现实的成分逐渐增涨，发展成一种倾向。《老人与海》就是这个时期产生的。
《老人与海》发表的前两年，作者写了《过河入林》。这部小说同样不着人间烟火。主人公，一个参加过欧洲大战的军官因病在意大利休养。他不是凭吊昔日的战，便是打猎，或者同一个十分关心他的女人恋爱。这一切不过是消时光的方式，他等待着死亡的来临。
不论是悲观的《过河入林》还是悲壮的《老人与海》，都使人想起我们在上面分析过的三个因素:意志、感觉经验和“友谊”。早期作品中,那些因素只是作者用来针砭战争或其它现实生活的手段:二心河上钓焦是为了摆脱战争恐吓症(短篇小说《二心河》);斗牛场上找刺激是为了忘却生活的痛苦;漫游瑞士是为了逃避“肮脏的战争”，寻求生活的宁静;只关心猫是因为法西斯主义者已制夺了生活的一切(短小《桥上的老人》);……也就是说，他们是作为社会的人在寻求出路，在现实世界里挣扎。因此，那些因素作为资产阶级社会不幸者的挣扎方式,具有一定的社会内容但是，现在社会的人完全成了孤立的人，与一切社会生活隔离的人。这些因素从手段变成目的，从次要的地位上升到主要的地位，而造成这些因素的社会原因却隐退了，消失了，绝迹了。
二十年代，海明威写过一个短篇《打不败的人》9。它描写一个年老的斗牛士曼努尔甘愿冒生命的危险去斗牛。桑提亚哥的气概完至适用在曼努尔的身上:“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你尽可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六十八页)他也象桑提亚哥一样，最后失败了，可是那个斗牛士是为了生活在卖命。在他同牛的厮杀背后，我们隐约地见到斗牛场经理那付贪婪狡猾的嘴脸，瞧不起斗牛士而又残酷地制削他的那种丑恶本性。从他的失败里，我们也看到阶级社会里那类户外劳动者悲惨的命运。可是在《老人与海》里，这种或那种原因都消失了，只剩了大海和沙鱼。这些象征着厄运的自然威力是不是也象征着某种社会势力呢?作品没有透露这方面的消息。
有一种解释说，海明威因为《过河入林》受到批评界的冷淡，才写《老人与海》来挽回他往昔的荣誉,目不管是什么样的个人原因，海明威在五十年代沉醉于获险的个人天地，使《过河入林》蒙上一层虚无颓废的色彩，也使《老人与海》的英雄主义落得这样盲目和空洞。这两部作品的调子固然有高低之分，可是人物精神世界的空和贫乏却是它们的共同点。从这个方面看，他早期那些迷的、悲哀的作品，比起《老人与海》淡淡的乐观主义来，也许还有更多的真实性。
海明威作为一个艺术家在思想和艺术这两方面的表现是不平衡的:他的艺术才华超过他对生活的认识能力。
海明威对待发表的态度是十分严肃的。近四十年的创作生涯，公开发表的作品主要就是上面提到的那一些。目他在怎样表现方面,付出了艰巨的劳动。例如，为了选用一部小说的题名，他有时要列出一百个才能最后确定;《永别了武器》的最后一页，他改写了三十九次才算满意;《老人与海》写作过程中，他阅读了两百遍之多。这些例子足见他对艺术形式要求之严。
海明威一开始发表作品的时候，就是一个在艺术上有特色的作家。这是一个讲究含蓄、讲究意象的抒情艺术家。他的短篇不以情节取胜，而是着重描写人物在某种威情支配下的动作或反应，使读者产生一种画面印象,从而回味隐藏其间的感情体会小说的主题。《永别了武器》发表前后,海明威的独特风格已形成幷且成熟了。这种风格包括他选择的特殊的生活素材、人物形象和作者与众不同的态度，也包括表现这些内容的、幷使它们融和成一体的极有个性的艺术形式:以第一人称叙述的孤独的主人公，他的内心独白，人物间极为简洁生动的对话，形象的富于动作性偶尔出现的象征手法，自然、清新的叙述文字，渗透在形象和叙述里的情色彩,简炼有力的日常用语以及为内心独白所需要的单字短句等等。
海明威风格的一个重要方面，也许是它的含蓄，它的表现威情的方式。作者的感情不外是哀怨、忧伤、绝望、悲情、激昂和讽刺。这些威情作者从来没有直接抒发过，他总把它们凝结在简单、迅速、重复描写的动作中，蕴含在行文自然的叙述里，或者容纳在简洁的对话之中。在他的笔下，树叶、雨点、道路、河流……都他饱蘸着威情。常常是一些貌似忘却人间得失的形象描写，隐着作者的隐痛和悲情，而又不露雕琢的痕迹。《永别了武器》开头描写的秋天的肃杀景象以及后来意大利重队的撤退，都属这类文字，它们已成为当代英话有名的散文了。在海明威，威情越是激动之际正是他格外含蓄之时。那部小说中，亨利在瑟琳死后，不顾护士的阻拦，一定要进屋去看一看她的遗容。亨利连遭战争的打击，唯有瑟琳才是她的温暖，而她的死则是生活给他的最后的、也是最致命的打击。换一个不高明的作家，也许不知要亲自酒下多少伤心之泪，倾吐多少令人肠断的话。可是海明威把小说结束在这个情节的高潮，幷且是这样不着痕迹地写出主人公悲哀的、孤独的而又麻木的神情。
我赶走了她们，关上门熄了灯，可这也没什么用处。这象是在同一石象告别。过了一会儿，我走了出来，离开医院，淋着雨走回旅。(雨在小中是不幸的象征—笔者)(二八八页)
海明威对于艺术描写的含蓄，是十分有意的。他把写作比为“海里的冰山”:“露出水面的只是它的八分之一,八分之七却藏在海里。”一个作家写作的时候应该懂得怎样删节，只要“删节的东西是作者所熟悉的,而不是因为无知而躲避掉的”,那么“读者依然会威觉到它们的存在”,“因为删改只会增强不露出水面的部分”这个譬喻在揭示了艺术形象与思想威情关系的一个方面，即是:如何把思想威情融入艺术形象之中。露出水面的是形象，深藏海里的是情。形象越集中,越鲜明,成情就越深厚，越有力。它们是显与隐，实与虚的关系。它们不容倒，否则就会落得形象模糊，威情浅露。海明威说“作品好不好看你删得多不多”，又说所谓修改就是“要寻找最正确的字眼”，不仅是一个遣词用字的问题，更重要的还在调整形象与威情的关系:以精当的词句集中塑造形象，恰如其分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威情。海明威的含蓄不是任何地方都运用得恰当的。有的时候用得过分了，让人威到近乎晦涩;又有的时候，由于缺乏真情实威，那种含蓄显得有点做作，甚至有追求形式的嫌疑。但是在他写得最好的时候，他的确做到我们古人所要求于诗的:“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
文体的优美简洁也是海明威风格的一个重要方面。海明威在当代英语散文风格上独创一格，为美国的文学语言开了一个生面。他在语言使用上继承了马克·吐温明快、自然等特色。由于他更讲究含蓄，文字更以洗炼有力见长，创作的强烈个性又使他的文字富于意象。与他着重威觉验相适应，他的汇限于日常用语。可是在他的笔下，这些日常用语幷没有因习俗滥用而失去光朵，相反，却是获得了新的生命。
有一个批评家这样赞许他的文字:“海明威的每一个字都打动你，象是刚从清溪里取出来的卵石。它们恰到好处，阴发光，好象都是有生命似的。因此，他的每一真都给你这样的印象，你仿佛透过流水见到了溪底。”这个语大致是恰当的。它说出了海明威文体的长处，也反过来证明它的限制。他的文体象是清澈见底的小淡,蜿蜒曲折，清新可喜，只是小溪毕竟是小溪，流速入了，未使人感到狭隘，到单调。
狭隘和单调。是的，这种为许多欧美作家所崇向的风格、所追随的文体具有这种限制。本来，一个作家风格的独创性与它的多样性不应相互排斥,而应交相辉映,正因为如此，风格才能具有特色而不显得单调，丰富而不失其个性。在美国文学史上也不乏这样的例子。拿海明威推崇的马克·吐温来说，这个作家独特的风格也许是幽默，然而又不止于幽默，他在情节构思上驰聘想象，在性格刻划上极为夸张，在心理描写上细致生动,在风景描上又是这样富于抒情气息,然而不论他作哪方面的描写，又时时流露出他的幽默这个特色。这随作者的思想深度和题材而异，也与时代气氛和个人气质有关。海明威的风格有特色却不够丰富，其原因也许在他的思想观点。海明威不论什么题材，描写中心常常集中自我的内心世界和获小的周环境。写得固然另具一格，然而超越个人世界的描写，尤其是广生活的描写，作者不是避免掉，便是力不从心，留下破绽。譬如，他的主人公是中心，周的人为他而存在，于是后者在艺术上常常落得道具的地位;再如，他的人物首富于特色，精炼到乃至有“电报式风格”之称，却只能见出作家的文字工夫，而表现不出人物多方面的性格特征;又如，他的内心独白，反来复去的出现，读来未使人到沉闷。难怪一些会经追随过海明威风格的作家，当他们思想发生变化，摆脱孤独的天地而想描写广关生活的时候，威到这种风格之束,而要抛弃它了。即使海明威自己在描写西班牙人民斗争的时候，也不能不放弃他原来的文体特色，以更明朗更直接的文字来表现新的内容。然而，也许形式的变化常常落后于内容的变化吧，他所熟悉的旧形式，如内心独白，缠绵爱情的反复描写，时常牵制着他，束缚他的手脚。这就使《丧钟为谁而鸣》的风格不如《永别了武器》的来得统一与和谐，有时使人到作者写得吃力但结果幷不自然，而写得最得心应手的地方又并不关系到主题思想的深刻性。一回到《老人与海》的个人世界，海明威仿佛如鱼得水似的:诗意盎然的内心独白，简洁的对话，精确细致的动作描写，优美流畅的叙述……
七
海明威同美国当代一般的资产阶级作家相比，他有独特的方面。他不是那种向反动统治阶级卑躬屈节、矢忠于他们的作家。与他同时代的许多作家已经滚到反动的泥坑里去了，海明威至死仍然保持“清白”。他写了许多其它国家的生活，但种没有美化美帝国主义的作用。他是一个有一定正义的作家，在他认识所及的范圈之内，他敢于说出心里话。他对美国社会某些方面表示不满，尽管没有认识到问题的本质，他多少批判了那些方面。因此，他四十年代以前的主要作品有其一定的价值。
他也不是那种为金钱而写作的市儋作家。与他同时代的许多作家，开始时写过优秀的作品但成名之后却专写畅销书，从而结束了他们的艺术生命。他是一个对待艺术创作严肃认真的作家,他会说过:“我如果到好坞去，或者写些废料,本来可以挣好多钱。但是我愿意写作，尽我的能力写好，而且写得实，一直写到死。”象他那样严格要求自己、在艺术上有独创的作家，在一个把文学当商品的社会里，是幷不很多的。
自然，这一些并没有抹去他作为一个资产阶级作家的共同性。美国产阶级社会一整套的统治思想象天罗地网似的笼罩在每一个作家的头上,海明威摒弃了一些,却不能突破这个阶级的人生观，尤其是它的核心——个人主义的思想观点和思想方法。作为一个享有威望的自由职业者，他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方式与其倾向于下层人民，不如说倾向于上层阶级，这又加强了他人生观中守旧的方面。当他不满于反动统治阶级而又不能把自己的命运与劳动人民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当反动统治阶以巨大的压力逼着他选择的时候，他最近便的道路只能是资产阶级知分子习惯走的道路——逃避现实。
海明威常说自己做了艺术家应该做的事情——“以最好的最单纯的手法写下我所看到的和威觉到的东西”。可是悲剧正在这里。他在后期以精炼熟的艺术技巧追求他理想中的美、理想中的英雄主义，可是这种形式的光华，由于它以生存的内容的含糊，就此失去了艺术的思想力量。
如果说,《老人与海》的主人公算不上悲剧人物，海明威这种努力倒多少含有悲剧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