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救了我”——文革时期胜利切除九十斤超大肿瘤的医学奇迹

我在很久以前就听说了社会主义时期切除超大肿瘤的事例,但直到前一阵子才具体去了解,看了网上介绍这件事的文章,大为震撼。事实证明,在阶级社会里,一切科学都是有阶级性的,要么为剥削阶级服务,要么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资产阶级的白专科学路线只能让科学服务于少数富人,而只有走又红又专的科学路线,才能让广大穷苦人民得到先进技术的服务。医学也是这样的。看今天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医学界,各种反动、腐朽的事件层出不穷,广大人民看不起病、生不起病。而几十年前的中国,在浩浩荡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一个小小的只有几十人的医疗队,因为坚持走毛主席“为人民服务”的革命路线,因为依靠人民、发动人民,在保持病人张秋菊的生命健康和基本劳动能力的基础上,胜利切除了重达九十斤的世界罕见超大肿瘤。这是唯物史观的胜利,是对专家路线和医学界所谓“不治之症”的有利否定。我将1968年7月27日《人民日报》第3版中对这件事的记录转载过来,分享给大家看,非常值得学习!

注: 张秋菊是河北满城县郭村公社朗村大队的一名普通妇女,生于1928年,出身贫农。她的丈夫崔炳午,是一名铁路工人。1964年,张秋菊开始感觉腹痛,发现左下腹生有一个小包块。这个肿瘤生长很快,一年后就长到碗口大小,使张秋菊逐渐丧失了劳动能力。1965年间,张秋菊辗转去过保定、天津和北京的几家大医院就诊。其中北京的一家医院曾诊断张秋菊患的是妇科疾病卵巢囊肿,并她做过手术,但可能是因为术前检查不准确,开腹后没能找到肿瘤的准确位置,因而未能切除肿瘤,找来外科会诊后,也只做了组织切片,病理检验诊断为低度恶性的腹膜后纤维瘤(有的记载为腹膜后肉瘤,英文retro-peritoneal sarcoma)。但实际上,张秋菊的肿瘤为腹膜后巨大神经纤维瘤。由于错误的诊断,加之张秋菊的肿瘤生长很快,不久便成为了巨大肿瘤,使得后续的若干医院也都不敢再为她进行手术。最终张秋菊只能带着“还有四个月生命”的诊断回到家中。
此后,崔炳午还写信询问过卫生部,但卫生部的回复,仍然认为这是“不治之症”,并说:“中国没有办法,世界也没有办法。”
然而四年过去了,张秋菊还活着,但肿瘤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大了。
1968年初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部队某部(属38军,住保定)卫生科所属的一个医疗队(现为66069部队医院),响应毛主席“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到农村进行巡诊,发现了张秋菊,当时张秋菊已经属于“等死”阶段。据记载,发现张秋菊这个病例的时间(也就是记载称张秋菊的丈夫用毛驴车将她拉到医疗队驻地求医的时间),是1968年2月21日。张秋菊这个病例的发现,记载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医疗队在巡诊时到她家中,才看到她带着巨大肿瘤跪在炕上的样子;一说是她丈夫用毛驴车拉着她到医疗队驻地求医,当时她就只能跪在毛驴车上。
到了医疗队驻地后,张秋菊的丈夫崔炳午向医务人员说:“我知道你们这里不是大医院,也没有什么专家。但是,你们是解放军,忠于毛主席,讲阶级感情。我相信你们一定会想办法的,你们是我们最后的希望。”
医疗队把张秋菊接到了部队,于1968年3月23日从张秋菊体内取出了一个重90斤的大瘤子。卫生科在给张秋菊做手术时,还是非常慎重的,请了河北省职工医学院附属医院的著名专家米易临床主刀,部队的医生当助手,师首长术前亲自动员,告诉医务人员万一手术失败,由部队承担责任,减轻了医务人员的思想压力,最关键的是,在整个过程中坚持依靠广大群众和发动医护人员敢想敢做,结果手术很成功,创造了当时的医疗奇迹。
整个手术过程中,解放军战士们组成的献血队为张秋菊输血达7520毫升,输血量是她本人体内血量的5倍,等于38名战士的献血,把张秋菊体内的血量换了三遍。
这个卫生科被中央军委命名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先进卫生科”。

《毛泽东思想指挥我们战斗》
——谈谈我们切除九十斤重大肿瘤的体会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保定某部卫生科党支部
今年三月,我们卫生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光辉指引下,成功地从女社员张秋菊腹内摘除了一个九十斤重的大肿瘤。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
今年二月,铁路工人崔炳午用小车把他患病的爱人张秋菊送到我们卫生科。崔炳午一看到我们,就象见到亲人一样,紧紧拉着我们的手说:“解放军同志,我把一个等死的病人送到你们这里来了!”当时我们看到张秋菊跪在车上,两只胳膊吃力地支撑着身子。她的肚子大得吓人,自己的手摸不到自己的肚脐,连喘气都非常困难。


这时的张秋菊很瘦弱,但体重却高达214斤(肿瘤占据了她的一半体重),腹围达154公分,双手不能在腹前互握。由于巨大肿瘤压迫胸腔,造成她呼吸困难,无法坐卧,只能日夜采取跪姿才能呼吸,这种状态已经持续了好几个月,她的双膝已经结出很厚的茧子,人也日益虚弱。可以说,这时张秋菊的病情,已经接近“生命垂危”的程度了。

看到阶级姐妹这样痛苦的病,我们都从内心发出了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马上给她检查。她的腹部和半个胸腔被一个大瘤子占据了。她虽然很瘦,可是,她的体重竟达一百九十二斤。这样的病人,我们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收下来怎么办呢?
这时,崔炳午讲起了他们求医的经历。他说:“一九六四年,发现她长了瘤子以后,我们就送她到过几个大医院去治疗。但是被‘高明大夫’和‘专家’诊断为‘不治之症’,被推出了医院。这样,她的病情越来越重,瘤子就由起初碗口那么大一直长成现在象一口大锅这样大了。她坐不能坐,站不能站,躺不能躺,日日夜夜跪在炕上生活,完全失去了自己料理生活的能力。为了她,我们一家人的心差不多都被折磨碎了。我知道你们不是什么大医院,也没有什么‘专家’、‘权威’,我是来找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解放军同志,你们把她收下吧!”
崔炳午的诉说,就是对中国赫鲁晓夫反革命罪行的一番血淋淋的控诉,使我们受到了很大的教育。我们感到,摆在我们面前的不是一个普通的治病问题,而是一场严峻的两条路线斗争。
毛主席教导我们:“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现在,治不治张秋菊的病,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样一个根本的问题。于是,我们决定暂时让病人先回去,好好研究一下,再去接她。
我们把这件事报告了部队党委。部队党委立即作了明确的指示:“‘救死扶伤’是毛主席的教导。你们卫生科的门户虽小,但是对贫下中农一定要开得大大的。这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决不能叫病人失望。收不收张秋菊,是忠不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问题。你们要带着这个问题办学习班,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统一思想。要坚决以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赤胆忠心治好张秋菊的病,给中国赫鲁晓夫在医疗卫生战线上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一个狠狠的打击!”
当天晚上,我们立即召开了党支部委员会,学习毛主席有关卫生工作的指示,讨论如何处理张秋菊的问题。有的同志说,如何对待张秋菊的病,是关系到我们医疗卫生工作究竟为谁服务的问题。支委车利义同志说:“我十三岁就参加我们的军队。在战争年代,我年纪小,行军时,就是象张秋菊这样的穷苦人,拉着毛驴驮着我行军,就是象她这样的贫下中农,为我们做军鞋,抬担架,支援我们去夺取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毛主席领导我们几十年浴血奋战,不就是为了解放广大人民群众,保护广大人民群众吗?中国赫鲁晓夫等党内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不管人民的死活,我们要管!”在支委会上,大家一致认为,为了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应该把张秋菊同志收下来。
我们怀着对贫下中农无限深厚的阶级感情,派了救护车去接张秋菊来住院。当救护车一到她住的地方,全村都轰动了,大家奔走相告:毛主席派解放军来接张秋菊住院了!左邻右舍,男男女女都到张秋菊家里看望她。有的给她梳头,有的帮她换衣服。这时候张秋菊非常高兴,她说:“听到人民解放军开车来接我住院,我的心就象掉到蜜罐里一样!”广大的贫下中农都非常激动地说:“毛主席真关心咱们贫下中农,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是为咱们广大人民群众的路线!”
通过接收张秋菊住院的这段经过,我们深深体会到:要做到全心全意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光有朴素的阶级感情还不够,必须用毛泽东思想来进一步武装我们的头脑,把朴素的阶级感情提到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高度,才能一切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提高两条路线斗争觉悟
张秋菊是一个被医疗卫生工作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判了“死刑”达四年之久的病人,“绝望”等死的情绪很严重。怎样使张秋菊对治好自己的病充满信心,坚强起来,配合我们治疗呢?
经过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张秋菊当前急需的是治好她精神上的创伤,使她增强战胜疾病的信心。能治好这创伤的不是什么药物,而是威力无比的毛泽东思想。于是,我们就专门派卫生员李维超和张秋菊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一起忆苦思甜,一起批判资产阶级,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她的头脑。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亮了张秋菊的心。她明白了,原来是中国赫鲁晓夫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把她弄成这个样子。她还要小李把毛主席像挂在床头,经常对着毛主席像说:“毛主席呀毛主席,有了您老人家的英明领导,我就得救了。”张秋菊的阶级觉悟和两条路线斗争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她不仅对治病有了信心,积极配合治疗,而且树立起革命生死观,她对她爱人讲:“万一我在手术时死了,你也要解放军同志把瘤子取出来,找出治疗的办法,不能再叫它害咱贫下中农了。”张秋菊消除了对手术的恐惧心理。这对手术的顺利进行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卫生员李维超和张秋菊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张秋菊这时也只能跪在床上。

当时,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张秋菊的瘤子是一个什么瘤子,到底能不能治好?毛主席说:“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么?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为了搞清这个问题,我们成立了一个调查组,到曾经治过和检查过张秋菊病的医院了解张秋菊的治疗过程和病历等有关材料。张秋菊先后到过几个医院,动过手术,经过病理切片检查,诊断为“腹膜后纤维肉瘤(低度恶性)”。
调查组的同志把了解的情况,向全科同志汇报了以后,一部分同志就议论开了。有的说:“人家不能治,我们非要治,这不是徒劳无益吗?”还有的说:“动这样大的手术,在大医院都是百分之九十九要死亡,在我们小小卫生科,那不是百分之百要死亡吗?”所有这些议论,都反映了大家对治好张秋菊的病缺乏信心。
党支部马上开会研究。认为:这些议论不是一般的思想障碍,而是中国赫鲁晓夫在医疗卫生工作中长期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在我们头脑中的反映。只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大家的头脑,彻底地批判中国赫鲁晓夫在医疗卫生工作中长期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提高两条路线斗争觉悟,肃清头脑中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流毒,才能以压倒一切的英雄气概,去克服各种困难,把张秋菊的病治好。
党支部立即开办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里,大家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大揭大批中国赫鲁晓夫在卫生工作上所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行。我们首先批驳了“不治之症”的说法。许多同志说,毛主席教导我们:“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所谓“不治之症”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有一些病我们暂时治不好,并不是因为这个病就没办法治,而是因为我们的认识还落后于实际,总有一天是可以治好的。毛主席还教导我们说:“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那些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所谓“权威”、“专家”,用什么“不治之症”作借口,其实是把人民群众推出门不管。我们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战士,对人民群众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对我们来说,就没有不救之死,不扶之伤。
接着大家又讨论了争取百分之一还是放弃百分之一的问题。大家说: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从资产阶级医疗观点出发,“私”字当头,怕丢名,怕丢利,怕担风险,就是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希望,只有百分之一的风险,他也不敢承担。我们是无产阶级医务人员,应该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公字挂帅,一不为名,二不为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有百分之百的风险也敢承担。对于治好张秋菊同志这病的百分之一的希望,我们只有争取的义务,决没有放弃的权利。两条路线斗争觉悟提高了,勇气也就大了。大家认为,过去对张秋菊下的病历结论,我们不应该盲从,应该通过我们自己的实践,得出我们自己的结论。在兄弟医院的帮助下,我们对张秋菊的病情进行了全面的系统的检查。然后遵照毛主席教导,对三十多个项目的检查,进行了科学的分析。最后,我们大胆地否定了原来的结论,认为张秋菊的瘤子是良性的,不是恶性的。事实证明正是这样。
坚定地相信群众,紧密地依靠群众
毛主席教导我们:“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我们历来主张革命要依靠人民群众,大家动手,反对只依靠少数人发号施令。”
我们卫生科的同志认识到治好张秋菊的病,是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事,大家热情很高,信心很足。但是,这时有的医生反映:“割瘤子还是要靠几个动刀的。”
靠什么人的问题,不是方法问题,而是两种世界观、两条路线的问题。中国赫鲁晓夫在医疗卫生工作中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一贯鼓吹什么治病靠“技术”,走“专家”路线。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要我们用政治统帅技术,坚定地相信群众,紧密地依靠群众。毛主席教导我们:“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最勇敢,最有智慧。依靠少数人,走“专家路线”;还是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走群众路线,这不仅关系到能不能治好张秋菊的病,也关系到我们医疗卫生工作走什么道路。
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里,我们以毛主席的教导为指针,引导大家从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充分开展讨论。同志们说:专家的技能是有限的,群众的智慧是无限的;专家不能治的病,群众不一定不能治。我们政治上要走群众路线,技术上同样要走群众路线。毛主席说:“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我们只有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彻底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流毒,把人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才能把张秋菊同志的病治好。
通过学习讨论,大家更加明确了,要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全心全意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就必须坚定不移地相信和依靠群众。在“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救死扶伤”的誓师大会以后,全科同志从医生、卫生员到炊事员、饲养员、住院的伤病员,全部投入了这场战斗,到处都在讨论如何治好张秋菊的病。大家出主意,想办法,提出了许多建议和措施,最后综合起来,提出了“十个怎么办”和一百二十多条具体措施。
千难万难,有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群众就不难。比如麻醉问题,我们没有专门麻醉医生。医生高家政同志在医院里只学了三个月的麻醉。这次我们把给张秋菊做麻醉的任务交给了以他为主的三人麻醉小组。他们带着问题反复学习“老三篇”,反复思考可能出现那些问题,应该准备那些措施。为了抢救阶级姐妹,他们虽然已经准备了三套麻醉机,准备了各种各样的措施,但是还不放心,在手术前,他们又准备了个“土麻醉罐”。他们说:“宁可准备一万套措施用不上,也不要由于有一个问题没想到,耽误阶级姐妹的生命。”就是这样群策群力,想了又想,准备了又准备,麻醉组的同志终于制定出了一个比较完善的麻醉方案。
摘取这样大的瘤子,用什么样的“切口”,才能既完整地拿出瘤子,又少损伤其他组织,使病人很快地恢复健康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大家都出主意想办法。卫生员冯学明一连三个晚上没睡觉,先后画了八张“切口”图,改了三十多遍。在全科人员共同努力下,最后终于找出了一个比较理想的“切口”方案。


卫生科在讨论手术方案,用大葫芦做模型,设计手术切口。

不仅我们卫生科是这样,整个营房广大干部、战士、职工、家属也都积极行动起来了,人人想办法,个个出主意。营房科的同志听说我们做手术时需要一个半圆形的桌子,就连夜赶做了一个送来了。军需科听说原来的手术单不适用,马上赶做。家属们听说手术时要用许多纱布袋,就主动缝制。总之,只要我们说需要什么,立刻就会得到各方面的热情支援。就这样,在广大群众的共同努力下,一个比较完善的手术方案,比较充分的物质准备,都胜利地完成了。
实践证明:群众一经发动起来了,我们很多想不到的事,他们都想到了。我们很多做不了的事,他们都做到了。给张秋菊做这样难度险度都很大的手术,从我们卫生科的物质条件、技术条件来说,确实存在着很大的矛盾。在短短的二十多天里,我们比较完善地解决了这个矛盾,做了比较充分的物质准备,为取得手术的胜利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这完全是毛主席伟大的群众路线的光辉胜利。事实深刻地教育了我们,要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全心全意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就要坚决相信群众,紧密依靠群众。
用毛泽东思想指挥战斗
三月二十三日早晨,一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救死扶伤的战斗就要开始了。部队党委决定派党委副书记、部队长亲临现场,用毛泽东思想指挥我们战斗。
七点四十分钟,我们政治指挥、手术等八个战斗组,进入了各个战斗岗位。病人张秋菊也抬进了手术室。在离开病房的时候,她和卫生员小李一起同声背诵了几遍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由于她坚信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战士,一定能做好这次手术,由于她坚信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定能给她第二次生命,她毫无恐惧心理,非常安详地躺在手术台上。


张秋菊在手术台上,画面中能看到营房科制作的、与手术台配合的半圆形小桌。

手术还没开始,我们就遇到了两个意外的情况。根据原来的手术方案,要把张秋菊的两侧大隐静脉切开,输血输液,同时要暴露一条动脉准备急救。但是,一切开血管,血管里的血不往外出,把针头插进去,血也不往里进。这时,政治指挥组的同志立即向同志们朗诵毛主席的教导:“一切不经过自己艰苦奋斗、流血流汗,而依靠意外便利、侥幸取胜的心理,必须扫除干净。”毛主席的话就象一盏明灯一样,一下把我们的心照得透亮。我们很快找到了血不出不进的原因,大胆采用另一种办法,解决了输血输液问题。
接着开始麻醉,麻醉不到五分钟,就出现了险情。张秋菊呼吸困难,血压下降,心跳增快,脸冒虚汗,面色发青发紫,眼看就要停止呼吸。在这关键时刻,党委副书记拿着《毛主席语录》,很镇定地对大家说,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我们需要的是热烈而镇定的情绪,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毛主席的话真是威力无穷,一句顶一万句,同志们镇静地仔细检查,找出原因,医生高家政果断地换上了“土麻醉罐”,终于解决了问题,保证了手术顺利进行。高家政和做麻醉的同志为手术能设想得这样周到,这是由于他们有一颗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热爱人民群众的红心!
可是,一开刀,困难又来了。瘤子表面上蒙着一层膜,这时我们搞不清这层膜是瘤子上的膜,还是腹膜?如果是腹膜,就不能弄破,否则会使内脏感染,影响阶级姐妹的长远健康。到底在腹膜内,还是坚持在腹膜外进行手术,这也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按照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医疗观点,只要能把瘤子拿出来,手术时不死,就算成功了。我们不仅要使阶级姐妹能够健康地活下去,而且还要使她能够继续为社会主义劳动。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我们决心照毛主席的话办事,对工作极端负责,对人民极端的热忱,对技术精益求精,把毛主席的指示贯彻到每个细小动作上。做手术的同志,非常认真地进行操作,终于保护了腹膜腔,使手术在腹膜外顺利地进行。
这个大瘤子到底怎样拿出来呢?我们运用了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大家认为:如果不把瘤体四周先剥离掉,基底部就暴露不出来。在剥离瘤体的过程中,需要改变张秋菊原来的体位,由侧卧改成仰卧。可是,翻一个身,对张秋菊来说,确实是一个又难又险的问题。根据毛主席的教导,取出瘤子既然是主要矛盾,就应该想办法翻身,创造解决主要矛盾的条件。于是,我们采取了一系列的技术措施,然后,几个人同心协力帮助张秋菊顺利地翻过了身。
医生开始剥离瘤子时,发现这个瘤子的血管跟蜘蛛网一样。为了不致损伤其他的脏器,医生们不用剪子不用刀,用钳子夹着棉花球,慢慢地一点点地剥离,剥离一点,结扎一点,尽力避免大流血。尽管是这样小心剥离,由于瘤体面积太大,血管太多,流血还是相当多,血压几次下降,心跳不正常。原来准备的五千毫升的血不够了。手术室外面的同志一听说血不够了,争先恐后来献血。警卫连一百多个战士,抬着毛主席像,拿着决心书,敲锣打鼓,赶来要献血。有个干部叫姜巴龙,刚执行任务回来,一打听自己的血型正合适,就到采血室躺下了,别的同志劝他别输了,好好休息,他说:“这是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抢救阶级姐妹,我怎么能不献血呢?你不抽我就不走!”硬是抽了他二百毫升的血,他才高高兴兴地走了。炊事班长周备华,一进来就躺下了,医生一看胳膊,有一个针眼,原来他已献过一次血了,劝他不要再献。周备华说:“在旧社会,我爹妈因为生活不下去了,把我卖了,是毛主席解放了我的一家人,使我们又团聚了。现在毛主席叫我们抢救阶级姐妹的生命,我怎么不输血呢?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是把我的血抽尽,我也心甘情愿。”就是这样,三十八名干部、战士,为张秋菊输了七千五百二十毫升的血。


为了保证手术供血,卫生科在113师全师动员了200名与张秋菊血型相同的战士,组成献血队。

手术已进行了十几个小时了,医护人员滴水没喝,粒米没进。医生何思义同志,过去得过胃穿孔,现在还有严重的胃病,平时站两三个小时都难坚持。这天他主动担负搬瘤子。几十斤重的瘤子压着他的双手,一动不动。手臂酸了,胃痛了,他就默默地念毛主席语录。就是靠毛泽东思想的巨大威力,使他一直坚持到底。
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经过十几个小时的艰苦奋战,最后的一根血管被斩断了。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战士,终于把一个重达九十斤的大瘤子,完整地从阶级姐妹张秋菊身上搬下来了。这时候,手术室内外,所有的人都沸腾起来了,千遍万遍地高呼: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手术进行大约十二个小时后,主刀的徐道义医生给出了最为激动人心的指令:“好了,抬!”随着这声医生指令,两个医务人员一起用力,重达90多斤的巨大肿瘤,终于离开了张秋菊的身体——手术成功了!

张秋菊醒来了。她一摸肚子,非常激动,第一句话就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救了我!”毛泽东思想给了张秋菊无限的生命力,作了这样大的手术,她身体却恢复得很快,长达九十五厘米的刀口,一期愈合,第六天开始拆线,第八天她就下地活动了。现在张秋菊已经很健康了,能从事家务劳动和田间劳动,喂猪,割麦子,打扫卫生,什么事都能干。


手术室外,输血队的战士们围着抬出手术室的肿瘤,在庆贺手术成功。

为张秋菊做手术的成功,对我们科全体同志是个很大的教育,进一步提高了我们两条路线斗争觉悟,使我们更加认识到:在实际斗争中,只有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依靠广大群众,才能在斗争中,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今后我们一定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更好地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坚决贯彻和勇敢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全面落实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全心全意为广大战士和广大人民群众服务。

注:对于这次堪称奇迹的手术,该卫生科对手术的过程进行了归纳总结,形成了一份经验报告,名为《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是胜利-113师卫生科为女社员张秋菊摘除巨大肿瘤的经验报告》。


手术后的张秋菊,与卫生院李维超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


康复期间的张秋菊。


当年9月,张秋菊已经可以参加农田劳动。


张秋菊第一次回到卫生科看望救命恩人。


1968年7月16号,北京军区发布命令,给113师卫生科记集体一等功,同年8月1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授予113师卫生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先进卫生科”称号。
卫生科科长徐道义,于1969年4月被选为中共九大代表,并被选为中共九大的主席团成员。


麻醉师高家政和护理员李维超,荣立个人一等功。


张秋菊在展览会上,观看从自己身上切除的肿瘤标本。


在北京民族文化宫的的事迹展览会上,张秋菊和北京军区领导人在观看肿瘤标本。张秋菊左侧第二人是当时的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吴岱,第三人是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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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描写社会主义时期解放军战士和医护人员不顾个人利益,抢救阶级姐妹的文字,令我非常动容。这才是社会主义国家,这才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
这是什么样的精神?这就是共产主义的精神,就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我们每个马克思主义者都要学习这种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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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卫生员李维超与张秋菊的事迹,我在一篇文章[1]里看到了更多记载,这里作补充:

与此同时,另一个组对张秋菊的病情观察和护理,也遇到了难题。张秋菊本人在长期的病痛折磨下,精神状态和心理情绪都很不好,对自己的疾病能否治愈完全失去信心,“绝望”等死的情绪很严重。对医护人员的态度比较冷漠,不能积极配合治疗。
而在当时的军队编制下,师医院没有女性护士,只能安排年轻的男护理员李维超24小时陪护。刚开始的时候,生活不能自理的张秋菊,对年轻男性护理员照顾她很不习惯,进而出现害羞、抵触甚至表示讨厌的情绪。李维超也提出应换女护士来担负这项工作。师医院也做了努力,但短时间内难以调来女护士,师医院唯一的一名女医生年纪较大,无力承担全天的护理,最后还是不得不由李维超承担这项任务。
在其他同志们的鼓励下,李维超全心全意地投入了护理张秋菊的工作,在护理的间隙,他不断和蔼地与张秋菊聊天谈话,真挚自然地与她进行多方面的交流,很快就扭转了张秋菊消极的心态,令她增强了治愈疾病的信心,并与李维超建立起了深厚的姐弟之情。李维超护理和心理调节工作的成功,是张秋菊能够配合治疗的关键因素,在这个病例的治疗全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李维超在护理张秋菊的过程中,因劳累过度,患上了急性肾炎,但他仍然坚持着带病工作,完成了对张秋菊护理的全过程。然而不幸的是,他的肾炎后来转为了慢性,对他的健康造成了极大损害。

荣立个人一等功的护理员李维超,在护理张秋菊时患急性肾炎,后转为慢性,身体健康受到很大损害,推测于80年代末或90年代初英年早逝。


李维超去看望张秋菊。从军装样式和张秋菊的体态变化上推测,该照片摄于70年代中期。


  1.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947429302109775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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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总有人喜欢说1+1有没有阶级性、细胞的分裂有没有阶级性,电子的运动有没有阶级性,可是他们不谈这些东西的运用,研究这些规律的过程有没有阶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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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城市老爷卫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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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到了这个新闻,感觉资本主义医疗路线和社会主义医疗路线一对比就显得非常明显了。

丈夫周先生回忆,当天手术安排在凌晨4点。手术中郑大三附院专家明确告诉他,恶性肿瘤必须全切,“专家给我说,凭他的经验判断是恶性的,不用等快速病理结果,让我赶快签字切除,术后还得化疗。”

刘女士当时并不了解实情,手术后她听说化疗就紧张,“当时我已经感染得比较厉害,我问护士我是癌症吗?人家说我不是,我说那为啥要叫我化疗?”

刘女士出院回到家里忐忑不安地问家人,“我问是不是都切除了?家人才跟我说,是按照恶性肿瘤给我治疗,把卵巢、子宫、宫颈全都切除了,我当时都崩溃了。”

依靠所谓专家的感觉,把包块当成恶性肿瘤,小病大治,不仅把病人的重要器官都给切除了,而且还造成了严重的后遗症,并且在手术过程中做一半就突然提出要收红包,真是太恶心了,纯纯吸人民血汗的白专反动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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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偶然发现有个日文网站也记载了这个事迹,并且有更多细节,直接用机翻就可以看。

里面有提到张秋菊因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迫害而感到悲观绝望后的表现:

她是一个四年前被资产阶级反动卫生工作路线判了“死刑”的人。虽然刚入院时他很高兴,但是绝望的感觉很快又回来了,他总是面带阴郁,变得非常沉默,以为自己反正都是要死了。 “要治好这个病,就必须做手术,做完手术,我当天就会死……”这是她一直重复的话。

还有卫生员李维超和张秋菊的具体交谈,我认为这一段写得很好:

事到如今,很多大医院也无能为力,只能袖手旁观。这个小小的卫生部门有能力实施一项可以挽救患者生命的大手术吗?

给他们提供大量的维生素。有人建议,这样做可以增强力量并坚定信念。

当听到“维生素”这个词时,同志们就开始讨论这位妇女现在最需要哪种维生素。那个女人现在最需要的不是维生素。药品无法改变她的想法。大家都一致认为,她需要的是毛泽东的思想,这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思想武器。

入院后,卫生科给她送来的第一件东西就是毛泽东思想。目的是让她接受毛泽东思想的武装,坚定她战胜病魔的信心。

卫生部专门指派了一名军医和一名军医帮助她把毛泽东思想运用到实际中。医务人员李伟超不但帮助她学习、实践毛泽东思想,还日夜照顾她。他们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回忆旧社会劳动人民所遭受的苦难,回忆旧中国劳动人民家属所遭受的苦难,并把自己与现在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下获得解放后的幸福生活进行比较。他们两人批判了大叛徒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杀人路线。

张秋菊小时候只上过7个月学。如今我已37岁,已经完全忘记了当时学到的那点写作技巧。

医务人员李伟超一字不差地宣读了毛主席的语录,并反复解释其含义。

有一天,李伟超问她。

“你认为是谁让你的肿瘤长得这么大的?”

“那肯定是一家大医院。”

“不是,是大恶人,叫刘少奇。”

“刘少奇为什么这样对我?他甚至还没有给我做检查。”

李伟超立即解释,大医院对待贫下中农病人这么粗暴,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执行的是大叛徒刘少奇的反动资产阶级的医疗卫生政策。这种反动路线主要是为城市“商人”服务的,根本就不考虑患病的贫下中农。

在了解了路线斗争的情况后,张秋菊仿佛有所觉醒。

“是刘少奇害了我,他要是不要命,我宁可拼了命也要活下去,他要是要杀我,我无论如何也不死!”

女人发出一声愤怒的叫喊。她让李伟超握住她的手,并用大字写道:“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

这是刘少奇告诉我的。相反,毛主席的优秀战士却在把我从死亡边缘拯救出来。意识到这一点后,这个女人开始对毛主席和他的革命路线产生了极其深厚的阶级情感。他让李伟超把毛主席画像挂在他的床头,让他随时都能看见。学习二十天后,她就能背诵二十多句毛主席语录。“让我们坚定决心,不怕牺牲,战胜一切困难,争取胜利。”

对于修正主义医疗路线的描述也更多:

张秋菊的思想问题解决了。我们卫生部门的同志们的下一个任务是确定这名妇女的病情到底是什么,能否治愈。

卫生局党支部派出调研组,到该妇女患病前收治的医院进行调查了解情况。在大医院无产阶级革命者和革命群众的热情配合下,学习组详细了解了该妇女的病情和在大医院治疗的情况,查阅了她的病历资料。

该疾病于 1964 年首次出现,当时患者左下腹部出现一个小肿块。次年六月,我住进北京一家大医院。她们先在妇产科接受治疗,后来转至外科接受手术。手术后发现,他的腹部有一个茶杯大小的肿瘤。肿瘤位于深处,血管丰富,并附着于器官的各个部位。肿瘤底部较大,无蒂。如果将其取出,会引起严重出血并危及生命。于是,三个小时后,他们切除了一小块肿瘤组织,送到了病理科。正如前面所说,检查结论是“腹膜外恶性纤维肉瘤”。因此切口关闭了,但肿瘤仍然留在原处。该医院将她转诊至北京另一家大型医院。他们只是给他注射了抗癌药物。我化疗了一个多月,但肿瘤还是不断长大。

随后,她又回到大医院接受再次检查。内科病历上写着“无需治疗”,化疗科病历上写着吃了一个多月的抗癌药,没有效果,继续治疗“没有意义”,外科则认为“没有办法做手术”。

医院随后建议该妇女出院,并告诉她的丈夫:“她回家后就不用带她去任何地方了。如果你有经济能力,你应该请她吃点好东西。”

1966年,她再次来到北京第三大医院。但当医院听说“专家”或“权威人士”得出结论时,却没有进行详细检查,也没有开药。

她就这样被资产阶级“专家”和“权威”判了死刑。

在各医院,医疗考察队在广大革命群众的热情配合下,对患者病情、治疗进展进行了详细的了解,也积累了丰富的肿瘤治疗知识和经验。 ……

学习组的同志们带着调研成果归来,向大家汇报了进展。这篇报道导致一些人对她的治疗失去信心,造成了思想障碍。

“在大医院,我们做手术的时候,可以亲眼看到肿瘤,对组织进行病理检查,所以不能推翻结论,毫无疑问是‘不治之症’。”“据说,即使在大医院,这种大手术的死亡率也有99%,在我们这个小小的卫生科,根本就没有希望。”

有些人发表了如下观点。

基于此,卫生局党支部专门成立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他们首先讨论的是,这名妇女的病是“无法治愈”还是“可以治愈”。


里面还提到两句很合适的毛主席语录,就是这些鼓舞着医疗工作人员们破除资产阶级迷信,勇敢前进:
“青年人要敢想、敢说、敢干,振奋大无畏的创造精神,不要被名人、权威吓倒。”
“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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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了《人民画报》1968年第八期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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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共产主义救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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