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于2005南开大学出版的《当代韩国史》，对韩国“4.19革命”的过程提供相当多的材料，我觉得是很值得阅读了解的。但是编著者本身出于资产阶级立场，在叙述历史上自然不会彻底地分析整个运动的阶级斗争，对运动中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广大人民群众在斗争上的差别，很少提及。在前面对李承晚政府时期的韩国危机的分析中，引用了韩国资产阶级的各种概念，还有许多繁琐的数据表格，对于了解当时的阶级斗争状况没多少帮助，这部分内容我就删掉了。
“4.19革命”虽被称为“革命”，但我觉得这本身恐怕是带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称呼，这场运动可能并不能称为革命。因为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力的行动。而4.19抗争中，虽然也有人民群众与李承晚政府军警发生武装冲突、搭设街垒反抗的行为。但是就从本文得到的了解上，整场运动的领导还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等教授，他们和广泛参与的学生，在诉求上主要是要求李承晚下台。他们在资产阶级的国家观念下，以为李承晚下台,选举新的执政党和总统及内阁、设立新的宪法，就能完成心中的民主革命，一句话，是要求把国家机器转移给另一波人，而没有要求彻底推翻整个国家机器。我觉得这正如协会在那篇分析尹锡悦说的，是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对人民群众的毒害。李承晚下台后，经过过渡政府上台的所谓民主党和张勉政府没过多久就背叛4.19的精神，对于镇压4.19的反动官员百般包庇，并没有多少制裁，对人民群众的反动镇压却是不断加强。在韩国人民群众的反抗压力下，美帝政府默许、甚至是支持了朴正熙的军事政变，通过更加疯狂的法西斯政权来镇压人民。
一、“2.28”示威与“3.15”舞弊选举
20世纪50年代末，李承晚独裁统治下的韩国危机四伏，阶级矛盾空前尖锐，到处布满干柴，随时都可能燃起反抗的熊熊烈火。首先，韩国的经济状况开始恶化……工厂开工率严重不足，不少企业关门倒闭，失业率不断提高。1958年初，韩国失业者已有420万人。伴随失业率增加的是工资的减少和劳动时间延长，这又使国内市场进一步萎缩，形成恶性循环，整个经济体系接近崩溃边缘。1959年与1958年相比，经济增长率从’7.0%降至5.2%，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由85 美元减至 84.3 美元。
……李承晚政府“武装统一”的好战政策，又使军备继续扩张，军费开支和税收负担大幅度增加。1958年度韩国的军费比前一年增加了110亿圜，税收增加了 500 亿圜。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为争取生存权的斗争重新高涨，社会动荡加剧。广大工人逐渐脱离御用的“大韩劳总”的控制，开始建立独立的工人组织。1959年10月，“全国劳动组合协议会”(简称全国劳协)成立。同时，大邱、汉城等地部分教员也建立起自己的工会。这时的农民的斗争虽很分散，但也有新发展。最可喜的是在青年学生中出现了许多探讨韩国出路的小组，如汉城大学文理学院的“新进会”和法学院的“新潮会”、高丽大学经济学院的“协助会”等，它们大多崇尚社会民主主义，但也有一部分接受社会主义思想。这些小组的建立为不久爆发的大规模学生运动，提供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
“2·28”大邱学生示威是 1960年爆发的“四月革命”的起点。长期以来，李承晚政府为加强对青年学生的控制和利用，在全国各级学校建立起的御用学生组织——“学徒护国团”，在校内进行反共教育军事训练，使学校完全成了李承晚集团用来推行反动内外政策的政治工具。1958年4月选举中未达到预定目标的执政党，为准备下一届总统选举孤注一掷，使用各种手段为李承晚再次当选造声势。1959年3月5日，李承晚一方面发表谈话，假地说“为显示民主之模，不再参加下次总统选举”:另一方面又纵容心腹、指使自由党连续十数日在各地组织“誓师大会”,“请求”他“顺从民意再次参加竞选”。参加这些集会的人数达420万人次，其中绝大多数是“学徒护国团”控制的学生。广大学生对当局这些可耻伎俩深恶痛绝，几乎达到忍无可忍的程度。在这种背景下，全国迎来了第四届总统选举，自由党在选举中的舞弊行为引发起全民族的反抗，并最终把李承晚赶下台。
1960年总统大选虽基本上是两个保守政党间争夺，但在韩国政治史上却是斗争最尖锐的一次选举。自由党推出的正、副总统候选人是李承晚和李起鹏，民主党候选人是赵炳玉和张勉。1960年1月底，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赵炳玉患病赴美治疗，为自由党提供了机会。自由党决定提前12天举行大选，并于2月3日通过“国务院第75号公告”，宣布第四届总统和第五届副总统选举日为3月15日。正当两党竞选运动达到高潮的时候，2月16日，赵炳玉突然在美国死亡，这无疑对民主党是一个沉重打击。但是，以新派为首的民主党决定在确保张勉当选副总统的同时，采取通过阻止李承晚获得1/3选票的战略，达到重新举行总统选举，最后挫败自由党。李承晚政府为保住自己的独裁政权，利用手中的权力，使用了一切合法和非法的手段，筹措竞选资金，为自由党拉票，威胁和阻挠选民投反对党的票。他们依靠国家力量筹集来的竞选资金多达70亿圜，其中大部分来自企业，据统计仅向自由党提供政治资金数额在 2000万以上的韩国企业就有20多家。政府和自由党利用这些资金大肆进行收买活动。例如，2月24日，经自由党中央副议长韩熙锡、内务部长官崔仁圭等批准分别给予警察11.1亿圆、一般公务员和教育公务员2.4亿，反共青年团1.8亿，另有3亿用来收买在野党。政府还策划了选举舞弊的具体方案，并有内务部长官、次官和各局局长亲自部署实施。据民主党3月3日揭发的资料，内务部发给各警察局、署的《秘密指令》规定:为保证自由党候选人的得票率不低于83%，要求各投票站使用诸如制造虚假公民、替换投票箱、换票、伪造计票报告等各种非法手段，其中包括实行40%的事前投票，投票站的钟表向前拨快10分钟，以免在野党的选举管理委员和参观人发现事前舞弊和对事前投票提出抗议;在每个投票站的入口或周围部署带袖标的自由党员和反共青年团员各50名，在投票站内安插“决死队”2名，以备不测;选民被编为三人组、九人组进行集体“公开”投票，九人组组长自动成为三人组组长，组长由自由党员、警官、公务员或其家庭成员和被收买者担任;收买在野党选举管理委员及其参观人，其中不能被收买者，或事前使用麻醉酒，或寻衅殴打，或向他们发亲属死亡电报等手段使其离开投票现场。在竞选运动中，李承晚政府要求学校成为支持执政党的政治工具。为此，当局早在1959年12月26日通过各道知事向全国各市、郡教育长和各级学校校长发出《关于指导学生的文件》，指令学校教职员对“一般民众进行选举启蒙、训育”，即在竞选运动中“赞赏”李承晚和李起鹏,“指导”学生和民众从同一个政党内选出正副总统，并强制教师借助家访说服学生家长投自由党的票，教职员如果不执行上述指令立即解雇，并由情报警察检查执行。
1960年2月下旬，民主党预定在那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即28日，在大邱举行讲演会。为阻挠学生正常地出席反对党竞选活动，24日，庆北高中根据教育当局指令，要求学生28日照常到校参加原定3月3日的期中考试;其他学校如大邱高中、庆北女高、大邱女高、大邱女中、大邱商业高中、大邱工业高中、庆尚中学和第一女中等学校或以开运动会，或以补课，或以狩猎打兔等名义到校上学。被当局此等无耻行径激怒的大邱学生，决定走出校门诉诸社会。于是，在学生代表的串联下，大邱700余名学生冲出校门举行反政府、争民主的示威。大邱学生示威是对李承晚政府的沉重打击，当局出动警察当场逮捕了50名学生。政府的镇压暴行是对整个韩国人民的挑衅，立刻引起了全国青年的广泛反响。示威游行如燎原烈火迅速在其他城市展开，3月1日在汉城、大田、水原，8日在大田，10日在水原，12日在釜山，13日在汉城、釜山都相继发生规模大小不等的示威;其中特别是釜山，在“3·15”选举前的14日，爆发了几乎市内所有高中参加的大规模示威。
选举的实际情况比民主党揭露的舞弊行为有过之而无不及。3月15日那天，各地选举站如临大敌，门前10米以内布满了带袖标的自由党员和反共青年团员。为搞事前投票，一些有选举权的公民竟得不到要投的选票，计票则由警官在自由党员的指令下进行。在釜山，民主党参观人因抗议事前投票遭暴徒殴打，被赶出投票站;在大邱，被舞弊行为激怒的民主党人参观者挥舞斧头劈毁投票箱，警方出动巡逻车逮捕抗议的民主党人:在马山和晋州选民拒绝集体投票退出投票站;在全罗南北道、忠清南北道、江原道和济州道各投票站都发生了流血事件。选举的当日，马山和光州的市民和学生举行了抗议选举舞弊的大规模示威，其中马山市民的行动成了“4·19”起义滥觞。
马山是位于朝鲜半岛南端的港口城市，人口15万，民主党在那里有较大影响。3月15日晨，部分没有领到选票的有选举权的市民在民主党办事处门前汇集叫喊:“给我选票!冲进投票站!”并且和在市厅前集合的学生会合举行了数万人参加的示威游行。示威者高呼:“这次选举无效!”“杀死国会议长李起鹏!”当局立即出动警察和消防车进行镇压，并肆意向游行队伍射击，酿成10人死亡、70人负伤的流血事件。于是，23000名市民和学生走上街头进行抵抗，愤怒的群众放火焚烧了北马山警察署支所，袭击和捣毁了自由党马山支部、御用的《汉城新闻》马山支社和一些自由党官员的家。马山市民起义使专制恶势力发抖，预示着李承晚王朝末日的到来。
二、“4·19”学生起义
1960年3月17日，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布了“3·15”选举的结果:总数为11196490名的选民中，有10559482名参加选举，占94.3%;李承晚获得88.7%的选票，当选总统;李起鹏获78%的选票，当选副总统。同一天，李承晚政府为对15日的示威进行报复，出动军警逮捕了219名群众;25日，又有许多参加示威的学生遭到逮捕;4月6日汉城参加抗议活动的5000余名市民和学生中也有不少被捕。舞弊选举结果的公布及对马山等示威群众的血腥镇压激起了全国更大范围的强烈反抗。
4月11日，在马山近海海面发现了被警察催泪弹穿透眼睛的17岁少年金朱烈的尸体立刻引发了“第二次马山事件”，2万多名愤怒的市民、学生再次走上街头，高呼:“用我们的双手处决杀害金朱烈烈士的杀人犯!”“李承晚下台!”他们到处冲击警察署、市政厅和反共联盟事务所等官方机构，大有转变为武装起义的态势。同一天，大邱等地也爆发了打倒李承晚政权的示威，参加人员达到15万人之多。不久，首都汉城的学生和市民起来响应。
4月18日，汉城高丽大学的4000名学生举行集会，抗议当局屠杀马山市民和学生的暴行。集会首先通过了告全校同学的《宣言》:“大学是反抗和自由的象征。今天，令人窒息的专制独裁者的垂死挣扎，正威胁着全体国民的生命和自由。因此，负有活生生的历史见证人使命的我们青年学生，再也抑制不住满腔的怒火。如果我们不去净化今日之充满暴政、悖理和浊流横溢的历史，那将永远会受到子孙后代的诅咒。学生不能安居象牙之塔而不得不参与社会斗争，我们的确是不幸的一代。但是，我们怎能袖手旁观吸吮着同胞鲜血的罪恶现实!……要铭记:只有我们青年学生才肩负着创造真正的民主历史的重任。”（“只有学生才能……”这种说法显然是错误的）午后2时许，结束集会的高丽大学示威队伍突破重重警察封锁线，通过钟路到达国会议事堂，在那里静坐示威。他们高呼口号，强烈要求政府“停止独裁的杀人的政策”,“清除民族逆贼”,“立即严惩马山事件责任者”。6时45分许，在高大出身的民主党国会议员李哲承的说服下，高大示威学生决定暂时结束当日静坐返回校园。然而，学生队伍于归途中在乙支路4街附近，突然遭到自由党豢养的暴力团、反共青年团和特务的武装袭击，致使20余名学生身负重伤。高丽大学学生的流血事件直接引发了以汉城为中心的全国规模的学生起义。在学生领袖的推动下，汉城各大学校园内都在秘密地准备更大规模的行动。4月19日清晨，通过报纸晨刊了解了昨晚事态的学生怒不可遇，纷纷放弃周日度假计划汇集校园，走上街头。在汉城，晨8-9点钟，几乎所有大学校园里都出现了号召奋起抵抗的壁报。汉城大学文理学院的壁报是声讨李承晚政权罪行的檄文，其中一段这样写道“这里是良心的宣言。由于我们无比地热爱祖国，所以非常关心祖国的命运。我们要抨击这种似是而非的民主。对于祖国的爱和惦念怎能流于名义上的激忿。我们已忍无可忍。把一切不法腐败和社会邪恶送上民族正义的审判台的时刻已经到了!今天我们已在大学的庄严的良心下站立起来，刺刀怎能阻挡!我们生气勃勃，怎能在同胞遭受残酷屠杀面前贪图安逸，稍事休息!同学们，让我们大家为了正义的事业总动员起来!”◎在革命壁报的号召下，午前9时20分，汉城大学正门已集结了2000余名本校学生,他们在朗读了文理学院学生起草的“抗议伪装成民主主义的白色专制主义”的宣言后，同附近中学的学生一起，沿钟路向太平路国会议事堂方向前进。此后，建国大学、东国大学、高丽大学、汉城师大、汉城医大、中央大学、延世大学、成均馆大学、庆熙大学、梨花女子大学、淑明女子大学等高等学校的学生和以东城高中为中心的各中学学生陆续来到国会议事堂。至下午1时30分，包括加入到示威队伍的市民，参加抗议集会的人数达10万之众。这时，突然在东国大学示威队伍中响起了“到景武台去!”的口号，大约有2万名学生突破警察设在光化门的封锁线，向李承晚的总统府进发。他们沿途高呼“独裁政权下台!”把斗争的锋芒直接指向李承晚独裁者。当游行队伍走到孝子洞入口处，这些赤手空拳的爱国热血青年遭到了埋伏在那里的警察的实弹射击。于是，他们被迫从景武台退下来，放火焚烧了韩国“反共联盟”和“反共青年团”的巢穴反共会馆:占领了中央广播电台。大约在此之前，部分汉城大学、延世大学和弘益大学的学生包围了国会议长李起鹏和内务部长官崔仁圭的住宅，同样，他们也遭到了警察的射击。
下午3时，李承晚政府宣布在汉城市实行非常戒严，任命日军出身的韩国军中将、陆军参谋总长宋尧赞为戒严司令官。宋尧赞立刻出动坦克部队参加镇压。但是，反动军警的刺刀非但未能吓倒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汉城青年学生，反而使更多的工人和市民，乃至未成年的小学生也参加到斗争的行列中来。独裁政府的血腥镇压使汉城学生与市民的和平示威转化为武装起义，他们从军警手中夺取武器和消防车乃至坦克，与前来镇压的反动武装展开街垒战，并先后部分和全部地捣毁了 43 个警察派出所。
与此同时，各地方城市也起而响应。在釜山，以庆南工业专科学校为首的2万名市民迎着军警的子弹，夺取了东釜山警察署和釜山镇警察署;在光州，起义的群众袭击并捣毁了全罗南道道厅和光州警察署。李承晚政府惊惶失措，遂于下午5时追加对釜山、大邱、光州和大田等4个城市实行非常戒严，晚7时至次日凌晨5时禁止通行。晚8时40分，戒严部队步兵第15师团进驻汉城，大批学生领袖和市民被抓进监狱。20日，文教部指令全国学校临时放假;同时，戒严司令部连续发布1号、2号布告，禁止居民自由行动，不准集会，不准上学，实行新闻检查。军警的血腥镇压使韩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牺牲据事后戒严司令部供认，事件中全国有111人遭屠杀，558人负伤;实际死亡186 人，负伤6026人(其中终身残废者 200余人)，704 人被捕入狱。因此，4月19日，在韩国史上被称为“流血的星期日”。
三、自由党政府垮台
在实行非常戒严令的一周内，全国到处充满腥风血雨。表面看来李承晚政府似乎控制住了局面，汉城的群众示威已经停了下来，遇难者的家属和亲友怀着满腔的悲愤，忙于处理后事;学生们正集中精力投入街头募捐以救助受伤的战友，市民们纷纷赶赴医院为负伤者献血4月24日，首都汉城停运的市内交通恢复正常，关门的剧院开始上演;25日午前,自4月19日以来一直在中央厅国务会议室集体住宿的政府阁僚陆续回家，小学恢复上课，釜山、大邱、光州和大田等地方中心城市的非常戒严改为警备戒严;首都也放宽夜间通行的时问限制，解除了新闻检查，而且国会还通过了要求解除非常戒严令的决议。26日，汉城正式宣布以警备戒严令取代非常戒严。这个期间，李承晚一伙在美国的压力下还演出了一幕幕以保存实力为目的政治闹剧。4月19日夜，美国驻韩大使麦克那基访问景武台，要李承晚迅速平息示威民众的“正当的不满”;次日，李承晚发表谈话，表示在恢复“法的秩序”后着手纠正民众的抱怨。4月21日午前，美国大使再次访问景武台，向李承晚转达了美国政府关于“4·19”事件的备忘录。于是，李承晚一方面在景武台约见在野的许政和卞荣泰讨论收拾对策，一面令内阁和自由党分别举行阁僚会议和议员总会，提出总辞职；23日，李起鹏在与李承晚协商后发表辞退当选副总统声明;24日，李承晚辞去自由党总裁职务，并要求许政或卞荣泰组阁:后者拒绝后，25日，分别任命许政、李浩和权承烈为外务、内务与法务长官。这样，李承晚满以为可以欺骗民众稳定局势，渡过“难关”。其实，已开始觉醒的人民正酝酿着更坚决的行动。
在青年学生革命行动的感召下，各大学的教师们秘密地为营救被捕学生进行紧张的联络和准备。4月25日午后3时，大约有300名教授在汉城大学教授会馆集会，在临时主席郑锡海教授主持下，会议通过了由来自各大学的 258 名教授署名的《时局宣言》，并以“大学教授团”的名义发表。《宣言》指出，此次学生义举是为克服这个国家政治危机的重要契机，作为应付当前非常时局的对策，宣布:(1)马山、汉城与其他各地学生的示威是代表被剥夺了主权的国民的积愤而奋起的学生的纯真正义感的表露，是抗拒腐败和不义行为的民族正气的表现;(2)视这次示威为共产党操纵或在野党唆使是故意歪曲事实，是对学生正义感的亵渎;(3)肆无忌惮地使用刺刀和暴力、对付和平而又合法的学生示威、制造大量流血悲剧的警察，已经堕落成想倚仗非法和暴力维持政权的部分政治集团的私人武装:(4)对各种积弊与暴政所引起的民族悲剧和一大耻辱负责的总统、国会议员与大法官，如不引咎辞职，就不能平息国民和学生的愤怒;(5)3·15选举是舞弊性的选举，应光明正大地重新进行正副总统选举;(6)必须严惩制造3·15选举舞弊的主谋;(7)立即逮捕命令杀害学生的责任者和刽子手;(8)无条件地释放一切被捕的学生，如果说他们中有人有破坏和暴力行为，那是基于同学遭到杀害的非正常事态下的行动，而非出于本意:(9)以权谋私或与权力勾结进行非法敛聚钱财者，不论是官，是军，是民毫不宽容地一律加以揭发和处理，以正国家纪纲;(10)警察负责保障校园的自由;(11)抨击校园政治工具化;(12)抨击趋炎附势、曲意逢迎的冒牌学者和政治工具化的所谓文化人与艺术家;(13)学生们要警惕三八线以北虎视眈眈的共产主义者利用你们的义举作宣传，同时也要警惕(三八线)以南那些企图盗用反共之名作手段而在政治上恶意利用你们血的成果的别有用心的人（从中可以看出这些大学教授反共的资产阶级立场）;(14)认识时局的严重性，考虑到国家的将来，学生们迅速镇静下来，保持理性，还学生之本分。集会之后，汉城大学的教授们打着在事先写好的“在京各大学教授团”和“报答学生的血!”的横幅列队走出校园。当教授队伍行进到收留“4·19”起义负伤学生的半岛医院门前时，二楼凉台上被绷带缠裹的负伤学生与游行的教授共同高呼“斗争到底!”相互激励。随后，一批批的学生和市民不约而同地加入到游行的行列来。尽管学生们为保持游行的和平性质、不使老师的安全受到威胁而竭力劝阻普通市民参加，可游行队伍行进到和信百货公司的时候，参加的人数已超过万人。午后6时50分，教授游行队伍在最后目的地国会议事堂前朗读了要求李承晚辞职的《时局宣言》，然后三呼“大韩民国万岁!”唱爱国歌，便宣布解散。但是，国会议事堂前的群众不愿立刻散去（这里虽然写得比较简略，但是从中还是能看到资产阶级教授与人民群众态上不同）。这时，戒严部队在两辆坦克的先导下突然从暗处冲了出来，当退到人行道的群众发现这突如其来的目标是戒严军的坦克时，群情激昂，怒不可遏纷纷向戒严军方向围去;走在前面的是青年学生，他们手挽手地向着戒严军的枪口，呼着口号朝坦克逼近。戒严军见势不妙，便使坦克扭转方向逃跑了。同时，这一天国会接受了副总统张勉在22日提出的辞呈。
戒严军的武装威胁，使和平散去了的示威的群众又重新集结起来汉城街头游行的队伍越来越多。政府出动的坦克也在增加，军警用催泪弹对付群众，市民和学生高唱“战友之歌”和“3·1节之歌”，用砖瓦石块对抗，寸步不让。十数辆坦克掩护下的军警与示威群众在市中心形成紧张的对峙局面。晚8时40分左右，在世宗路集结的大约1500名学生队伍，成挽臂横队向位于西大门附近的李起鹏住宅前进。示威群众要求李起鹏出来向国民谢罪，并捣毁了他的警卫室。这时，军方虽出动军队约200人立即围住李起鹏的家，可并不想与群众对抗。然而，当群众打算突破包围圈进入李起鹏住宅时，突然院内守卫警察的机枪开始射击。同时，向景武台前进的示威者由于周围设置了有5辆坦克加强的“射击区”，也未能接近目标。但是，其他的示威队伍却成功地打击了李承晚的反动势力，袭击了制造“4·18”流血事件的组织者、汉城暴力团头目林秀和的家与自由党中央本部，捣毁了市警察厅直到禁止夜间通行前夜晚11时40分为止，示威队伍才各自散去。26日，李承晚政府作垂死挣扎，从凌晨5时起撤回警备戒严令重新实行非常戒严，禁止一切车辆通行，并在南大门、市厅和中央厅等处设置路障。但是，这并不能阻止人民的反抗。实际上，从早晨5时始，国会议事堂门前已挤满了示威的群众。这一天，所有的工薪人员、工人和学生都拒绝上班、上课，前者大多向国会议事堂和世宗路方向云集，学生们几乎都向中央厅方向的光化门集中。至午前9时许，光化门一带集结的群众大约有3万，与戒严军的封锁线形成对峙。这时，来了一批分乘卡车的少年示威队，冲向光化门交叉路口，逼近戒严部队，赤手空拳地从军人手中夺取了坦克，并与大约有5000名群众一起向景武台推进。但是，示威队伍被来自光化门第二道街垒的密集的催泪弹所阻止，结果群众与戒严军再次形成对峙局面。午前10时许，在从光化门到中央厅的道路上已经集中了约50万群众。此时，本校同学在4月19日遭到杀害的寿松小学的100名儿童打着“国军叔叔，枪口能对着自己的父母兄弟吗!”的标语，准备向前继续游行。然而，疯狂“国军”却公然向手无寸铁的孩童开枪射击(残暴至极!!!)。这引起群众大规模暴力反抗，光化门变成了戒严军与学生搏斗的战场与此同时，李承晚也在策划新的对策。鉴于昨日之事态，戒严司令宋尧赞认识到局势的严重性，27日一清早就面见李承晚商议对策，决定为缓冲示威群众的压力先由他本人接见14名各界代表，然后再由李承晚接见其中的5人代表。会见中“'4·19’青年学生同盟”的代表提出了清算12年政府错误施政、8月15日重新举行总统选举、建立有利于国民议院议员选举的中立政府、李承晚下野等4项“时局收拾方案”。在这种情况下，李承晚于午前10时发表声明，表示“如果国民愿意就辞去总统职务”。20分钟后，戒严军的广播正式播送了李承晚声明。独裁者打算下野的消息使全国民众感到无比兴奋，活动在太平路的示威群众即刻在国会议事堂前举行紧急国民大会，并议决:(1)李承晚立即下野:(2)重新选举正副总统;(3)以内阁责任制为内容修改宪法;(4)立即逮捕、严惩3·15腐败选举事件的元凶;(5)修改宪法后民议院议员总辞职;(6)立即罢免驻美日两国大使。同时，示威者又坚决地回击了不甘心于失败的专制势力的顽抗。午前11时15分，当群众想进入东大门警察署要求拉出“拘留”在那里的“4·18”袭击高丽大学学生的“暴力团”成员示众时，遭到隐藏在二楼阶梯的警察队的疯狂射击，当场死伤20余人。愤怒的群众破门而进，放火烧了警察署。在此前后，示威群众还分别袭击和焚烧了罪大恶极的李起鹏和崔仁圭的家，推倒了位于塔洞公园的李承晚的铜像。本来，李承晚发表声明是为争取反扑时间玩弄的缓兵之计，希望国会能够对他表示挽留，幻想美国不要最后抛弃他。但是，在人民群众的巨大压力下国会开始反叛。当日午后2时国会一致通过“时局收拾决议案”，要总统立即下台，李承晚完全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美驻韩大使麦克那基也再次找他谈话，催他下野。27日午后，李承晚正式向国会提出辞呈，如丧家之犬的李起鹏在景武台的避难所全家集体自杀。28日，李承晚以平民身份由景武台移居梨花庄。至此，当代韩国历史上的第一共和国就此宣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