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卖行业概述与新近强加在外卖骑手身上的锁链——“安全交通码”

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政治经济学小组

  在中国这个当代社会帝国主义国家中,一线大城市的高度发达与广大乡村、县城地区的极度萧条同时存在。由于资本主义下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主要工业、商业企业为了更便捷地出售商品、获取原料,往往聚集在交通高度发达的沿河、沿海大城市,引起城乡之间极为严重的对立。工业、服务业就业岗位大部分聚集在一二线大城市,居住在乡村、县城地区的广大劳动人民则因为就业的极度困难,不得不忍受极为微薄的收入,甚至难以购买在如今社会历史条件下起码的用于满足自身劳动力再生产的各类生活消费品。这样困苦的情况迫使他们往往选择背井离乡前往一二线大城市寻找工作,形成了极为庞大的外出务工群体。然而,由于中修统治下劳动人民的收入的极端低下,劳动人民的消费能力非常差,大量生产出来的商品无法及时被售卖出去,企业生产的严重过剩和由此引发的大量企业倒闭早已成为了中国人尽皆知的现实。萧条的经济形势致使这些前往一二线大城市务工的劳动人民很难迅速地找到工作,大批务工人员不得不长期处于失业状态中。他们经常由于企业生产的扩大和缩小,或者其他种种原因,时而被吸收到生产过程中去,时而又被解雇回到失业队伍中来,成为了“流动的过剩人口”。
  与城乡劳动人民的贫困、流离失所和经常失业相对应的,则是中修存在着极为庞大的寄生群体。不从事社会劳动的学生多达三亿,还有富裕小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为生的资产阶级,其中的许多人为了满足自己物质享受的欲望,想要“足不出户”就享受送上门的美食。此外,过长的劳动日也迫使一部分劳动者缺乏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他们想要减少花费在买菜做饭等花费的时间以保障自己起码的休息。这样的社会条件驱使中国的外卖行业迅速发展起来,现如今,许多餐饮店的外卖订单经常性地超过堂食订单,甚至出现了不提供堂食场所,专门制作外卖的部分餐饮店。同时,外卖员群体也极速膨胀起来。从事外卖配送的门槛极低,进出的限制小。因此,外卖员成为了暂时失业的外出务工人员、城市产业工人的一种“过渡职业”,美团研究院副院长厉基巍就称,外卖骑手中“大部分是兼职,或作为工作调整期间的临时救急和‘中转站’。近半数累计工作不满3个月,只有11%的骑手累计工作满260天”。但是,随着如今失业问题的日益严重,许多外卖员无法找到合适的工作,干脆选择一直留在了外卖行业中。同样还有许多失业的产业工人,毕业后找不到工作的学生也不得不加入外卖员的队伍,使得外卖员的群体更加庞大。至2025年,外卖员的数量已经超过了一千万。而在其中,构成外卖员群体的主要还是来自于农村、小县城的难以维持生计的农民和部分工人,根据2020年10月的一份统计数据,在外卖员行业中农业户口比例就高达68.9%。这还没有算上那些来自于小县城、地级市的小生产者和收入过于微薄不得不外出务工的工人,如果算上这些,构成外卖员群体的绝大部分的还是外出务工人员,很大一部分人过往的经济地位还是小资产阶级。
  外卖行业的特点表面上看起来是“自由”,宽进宽出,没有特别明确的劳动纪律。外卖员工作的性质是帮助经营餐饮业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实现商品的价值,属于运输业工人的一员。从经济地位上来看,外卖员基本上属于无产阶级,他们中的许多人用以运输外卖的电动车干脆是从租车行租用的,即使是那些自己拥有电动车的外卖员也完全没有能力脱离外卖行业的垄断资本搭建的平台(如美团、饿了么、京东)独立地工作。但由于外卖员的工作性质,他们在工作上和小生产者一样较为独立,相比于工厂中的产业工人,外卖员彼此之间的联系比较薄弱,构成了外卖员群体的许多小资产阶级更加重了外卖员的这种分散性。外卖员尽管表面上具有更多的“自由”,但这种“自由”带来的是劳动条件的极度恶劣。外卖员不同自己所属的外卖平台签署劳动合同,也不受劳动合同和劳动法起码的保障。外卖行业的垄断巨头美团和饿了么为了避免承担外卖员工作中受伤甚至死亡带来的赔偿,甚至主动将与平台联系更为紧密的专送骑手注册为“个体工商户”。同时,表面自由的外卖员还被“计件工资制”这一无形锁链紧密地束缚着,“不跑就没有钱”,而平台的配送系统还会尽可能地压缩骑手的配送时间。正如列宁所说,“农奴给地主干活,受地主惩罚。工人替资本家做工,受资本家惩罚。所有的差别只是在于,不自由的人从前是挨棍子打,而现在是受卢布鞭挞。”中国的劳动者原本已经摆脱了剥削和压迫,但如今却倒退回了同百年前的俄国劳动者一样的境遇,不得不受着人民币的鞭挞。经济的强制迫使着外卖员不得不自己设法尽可能提高劳动效率,甚至依靠闯红灯、超速等违反交通规则的方式来确保自己能够按时送达。根据美团、饿了么自己统计的,真实性十分可疑的调查报告,外卖员的平均工资接近七千元,但代价是外卖员不得不几乎放弃一切休息日(因为大部分外卖订单都集中在节假日),而外卖平台还会使用各种手段迫使外卖员多劳动,如雨雪天气、节假日平台会设置多单奖励,甚至一些隐藏的惩罚机制,比如跑单少的,在线时长低的,就不给推单,没活干。很多骑手为了拿到跑80单奖励100这个数,就会在雨雪天气节假日拼命跑。这一切都迫使外卖员不得不尽可能的延长自己的劳动时间,甚至一天工作高达15-16小时!
  显而易见,假使外卖员由于逆行、闯红灯、超速等等原因出了交通事故,那一百次有九十九次都不是因为劳动者的任何“个人原因”,而完全应该归咎于外卖行业垄断资本家为了提高劳动强度而创造的这种看不见的劳动纪律,归咎于这个迫使外出务工人员不得不背井离乡,前往大城市讨生活的资本主义制度。可是,如今的上海市却出台了这样一项政策,无耻地将外卖员发生交通事故的原因一概归结于外卖员自己,还要以“交通安全”为名对外卖员大搞关卡压,即所谓的三色“交通安全码”。今年4月开始,上海市公安局推出所谓交通安全码,同外卖行业的垄断巨头美团、饿了么相联系,将其直接强加到了广大外卖员群体身上。他们以“绿、黄、红”三色,赋予快递、外卖骑手“安全码”并关联从业资格,新入职骑手必须“绿码”才能从业;屡教不改的“红码”骑手,则被列入行业“禁限名单”。而所谓“绿、黄、红”安全码颁布的标准则是,只有使用合规专用号牌车辆,且无未处理的交通违法行为以及有责交通事故的才能得到绿码。若是存在1至3起未处理交通违法行为,存在尚未处理完结的简易程序交通事故,当月累计交通违法行为5起及以上的,就会被被评级为黄标骑手;若是使用了电动三轮车,非法改装的电动自行车,以及当月因未使用悬挂专用号牌车辆被处罚2次及以上,存在4起及以上未处理违法行为,存在未处理完结的一般程序交通事故,或当月发生2起及以上有责交通事故,就会被评级为红标骑手。
  这一制度当真是为了外卖员的“安全”吗?当然不可能是。让外卖员不得不冒着生命危险违反交通规则的是极低的单价,被压缩到极致的送单时间,假使外卖行业的垄断企业、中修政府当真在乎外卖员的生命安全,也应该在这些方面试图改善外卖员的劳动条件,而不是以“安全”为名将交通事故的责任无耻地推诿到外卖员的身上。所谓的“安全码”制度必然会加重对外卖员的压迫,尽管现在施行还没有三个月,许多具体举措还没有直接落地产生影响,但是我们从已有许多方面已经能够判断出来这一“交通安全码”将会极大地加强对于外卖员的管卡压。外卖平台企业会根据外卖站点当日上路配送骑手人均得分(绿标骑手10分、黄标骑手7分、红标骑手3分)评定站点当日星级。更高一级的政府监管机构同样会根据当日上路配送骑手人均得分来评定平台企业当日风险等级为高风险或低风险。哪怕我们抛却已经摆在明面上的直接利用黄码、红码限制外卖员从业的野蛮行为不谈,从过往各外卖垄断企业利用减少派单等各类隐蔽方式来惩罚外卖骑手的行径来看,安全交通码以及对应的所谓安全评分一定会同派单等直接关系外卖员生计的事情相联系,最后落实到由各个站点加强对于外卖员的管制。实际上,自今年4月施行以来,就已经有420余名“问题”骑手因被赋予红色“安全码”而被纳入过行业“禁限名单”。
  同时,“交通安全码”的实施必然具有极大的,乃至于“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灵活性。在过去的三年疫情时期,我们已经多次看到过中修政府是怎样将“绿、黄、红”的三色“健康码”同劳动人民出行、取钱等关乎基本生活的活动相联系,进一步在劳动人民的斗争中使用无根据“赋红码”的野蛮行径残酷镇压劳动人民的。对外卖员同样也是如此,他们由于种种无形劳动纪律的约束,在劳动过程中违反交通规则近乎于无可避免,假使一个外卖员真的规规矩矩的遵守交通规则,不闯红灯也不超速,那他连做到按时送达订单都无法实现,更谈不上获取基本的收入,在现实中完全遵守交通规则的外卖员可以说根本不存在。因此,在正常的外卖活动中,中修政府也没有可能将一切外卖员造成的交通违章都作为评判“交通安全码”的依据,势必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否则极大一部分的外卖员都摆脱不了“黄码”、“红码”,外卖行业也就根本没有可能正常运行了。但是等到所谓“交通安全码”制度在更大范围推行后,这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实行到什么程度就完全取决于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现实需要。在经济上,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已经使得各地政府经常性地采取罚款的方式,对劳动人民征收苛捐杂税,“交通安全码”这一关乎外卖员从业资格的事物也必然很快会变成在各种时候对外卖员“罚款”,扩大财政收入的依据。在政治上,随着近些年来失业人数大量增加,大量失业人员涌向外卖行业,外卖员能得到的订单数、单价均不断下滑,外卖员群体也经常性地组织起来,参与社会上的阶级斗争。日后,在此类斗争中,中修政府同样也会将“交通安全码”作为恐吓、镇压外卖员参与斗争的工具,在政治上起到更为反动的作用。
  但是,“乱极则治,暗极则光”,这是一切社会运动的发展规律,毛主席就正确地指出了“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交通安全码”以及更多中修政府将要强加到外卖员群体身上的经济、政治上的枷锁的确会导致外卖员的生活状况更加恶化,可这种压迫同时也能够教育广大外卖员群体,使他们更加意识到政治状况同他们生活的紧密联系。外卖员在工作上固然具有相当的分散性,但是他们在工作中活动区域大、与各行各业接触机会多的特点又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样的缺点,一旦外卖员群体在阶级斗争中得到了锻炼,开始更加积极的争取自己政治权利,就能够利用这种特点发挥更大的作用。在不远的将来,外卖员必然在反对日益沉重的经济、政治压迫的过程中加深同他们在工厂中的阶级兄弟的血肉联系,成为未来争取社会解放的斗争中一股越来越重要的力量。

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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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面讲的很多内容其实和论坛上的外卖员日记里写的是一样的,结合起来看了之后才知道外卖员到底是过的什么样的生活。自己过去也是长期过着寄生学生的生活,虽然不经常点外卖但是对外卖员受到的剥削压迫并没有什么深刻的认识。只是后面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关注社会新闻,现实中认识了一些外卖员之后才得知了很多外卖员的处境是怎么样的。应该痛恨自己那种每天无所事事,没事点点外卖的寄生生活,自己心安理得地寄生就是建立在这种外卖员的血汗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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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外卖员已经一定程度上组织起来了,之前汕尾还爆发了几百名美团外卖员的大规模罢工,抗议美团不断降低单价的行径。最后美团虽然用分化瓦解外卖员,派遣工贼到汕尾顶岗的手段把罢工勉强镇压下去,但也不得不做出一些让步。这说明工人的斗争是有力量的,坚持斗争是能够得到胜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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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修现在陷入财政危机了吗?具体怎么样?

详细内容可阅读这一篇文章。文章链接里格式有误,图片没有注释,可以直接下载《曙光》的第一期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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