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iginally published at: “福尔摩斯”的真面目 – 曙光
“福尔摩斯”的真面目
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协会 编辑部
Editorial Board of League of Struggle for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Proletariat
前言
侦探福尔摩斯是柯南·道尔创作的系列小说《福尔摩斯探案集》（以下简称《福尔摩斯》）的主角，他以其自创的一套“演绎推理”的破案方法闻名于世——仅仅通过直接观察，甚至仅凭助手华生的介绍，稍加思索便能破解一件又一件疑案。《福尔摩斯》创作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一经推出便迅速风靡英国，引起了一股侦探小说的热潮。此后的侦探小说争相效仿《福尔摩斯》，尽管写作风格不尽相同，但其主角形象却都与福尔摩斯别无二致——博闻强识、见微知著、料事如神……可以说完全是福尔摩斯的翻版。本文就将通过分析福尔摩斯这一最典型的侦探形象，揭露资产阶级侦探小说的实质。
《福尔摩斯》的创作背景
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原本号称“世界工厂”和“日不落帝国”的英国，日益走向了腐朽和相对落后的境地。由于在国际市场上占据着垄断地位从而仅通过制定垄断价格便可谋取厚利，英国资产阶级便不再愿意进行固定资本更新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英国工业在八十年代后就陷入了技术停滞、发展缓慢的局面。而美、德等国资产阶级却利用了最新的科学技术成果革新生产，使得本国工业出现了跳跃式的发展。英国的工业产值分别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和二十世纪初被美、德超过。正如恩格斯早在1885年就已经指出了的：“英国享有了将近一百年的工业垄断，现在无可挽回地失去了。”[1]英国的对外贸易和农业也随着工业的相对落后而衰落下去。英国工业品由于技术的落后在世界市场上失去了同美、德两国商品的竞争力，英国在世界贸易总额中的占比从1870年的22%下降至1910年的15%。而本就因为地租高企而价格昂贵的英国农产品，更是为廉价的美洲农产品所排挤。大批中小农场破产，英国粮食自给率从79%降至35.6%。
“英国的工业垄断是英国现存社会制度的基石。”[2]而随着工业垄断地位的丧失，英国周期性爆发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更加深刻了。从1873年空前深刻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后，英国经济便进入了停滞状态。之后于1878年、1882年、1890年、1900年和1907年接连爆发的5次危机，更是使英国经济长期处于慢性萧条之中。利润的增长受到了严重的影响，而从外国大量购入食品和农业原料所导致的不断扩大的贸易逆差又只能依靠国外投资的利润、利息和佣金来弥补。于是，英国的资产阶级一方面加紧了他们对工人阶级的进攻，千方百计地削减工人工资；另一方面加紧了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控制与剥削，进一步扩大商品和资本输出，并发动一系列殖民战争，侵吞了亚非拉的大片土地。这使得英国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英国垄断资本同殖民地人民之间的矛盾，以及英帝国主义同其它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与垄断资本的斗争中，英国工人逐渐识破了工人贵族的欺骗，开始了改组旧工会、建立新工会的斗争；伊朗、苏丹等国人民陆续掀起了反抗殖民者与当地封建买办的大起义。而在与新兴的美、德帝国主义不断争夺市场和“阳光下的土地”的过程中，英国也不得不建立起了协约国军事集团与德、奥、意的同盟国军事集团进行对抗。如此尖锐的矛盾迫使英国统治阶级想方设法地在思想文化领域加强专政，以便美化垄断资本的统治、掩盖深刻的政治经济危机、污蔑革命人民。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福尔摩斯》及其作者柯南·道尔，顺应着英国资产阶级的统治需要粉墨登场了。
《福尔摩斯》的作者——柯南·道尔其人
柯南·道尔（1859—1930年）生活在自由竞争为垄断所取代的帝国主义时代。他出生于一个没落庄园主家庭，祖父约翰·道尔在爱尔兰拥有封地，父亲在爱丁堡女王行宫中任职，后者一年收入可达220英镑[3]。柯南·道尔的母亲也出身名门，从小就向其灌输贵族轶事等封建糟粕。于是，家人的教导和自身的“奋斗”下，柯南·道尔进入了爱丁堡医科大学学医。他在毕业后，曾画过一幅自画像，纪念自己终于取得了“合法杀人执照”。这一点露骨地表明了柯南·道尔唯利是图、损人利己的极端个人主义世界观。他学医的唯一动力就是赚钱，根本谈不上有什么救病治人的愿望，甚至在毕业前还因医术不精致人死亡[4]。不过，柯南·道尔从医赚钱的道路并不顺利，他由于医术低劣而收入十分微薄，只能勉强维持生活。为了过上他梦想的享乐生活，他开始兼职创作小说，以爱丁堡医科大学的一名教授为原型，创作了福尔摩斯这一侦探形象。
到十九世纪末，柯南·道尔已通过《福尔摩斯》在资产阶级文学界中声名鹊起，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但是，他并不以此为满足。为了走“富了又富”的道路，柯南·道尔果断参加了英帝国主义侵略南非的布尔战争，在英国侵略军中充当军医。在1902年，他又无耻地写了一系列对挑起战争的英国殖民者的颂文，并因此得到英帝国主义统治者的赏识，受封为爵士，终于实现了他的荣华梦。[5]1906年，柯南·道尔的原配妻子去世，原配尸骨未寒，他就在两个月后与新欢结婚。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柯南·道尔只是把女性当作是满足自己欲望的工具，从来没有什么真情实感，此人与野兽无异。在晚年时，柯南·道尔又深陷通灵术骗局，一心一意地为通灵术作证，并热衷于学习通灵术，堕落成了江湖神棍。在一战前后，柯南·道尔又续写了几部《福尔摩斯》系列的小说，这时的福尔摩斯已经彻底卸下了作为所谓“罪犯克星”的伪装，开始充当起了英帝国主义的特务，他的活动只剩下和德国特工“斗智斗勇”，为大英帝国贩运情报。
柯南·道尔出身于没落地主阶级家庭，当然同劳动人民从来都没有共同语言、共同生活。他没有做过任何有益于人民的事，一生都在为追求个人的荣华富贵而汲汲营营，替英帝国主义主子效力，做了为英帝粉饰太平、麻痹人民的文学上的流氓打手。他的文学作品（尤其是《福尔摩斯》系列）和他本人一样，都是英帝国主义借以维护自身统治的趁手工具。研究《福尔摩斯》系列作品，将有助于我们弄清此类“侦探小说”颠倒黑白、美化帝国主义特务政治的手段。
《福尔摩斯》系列小说——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扬声器”
柯南·道尔在反动侦探小说《福尔摩斯》系列中大力宣扬资产阶级思想，为资产阶级的统治作辩护。首先，就从福尔摩斯的职业谈起。在书中，福尔摩斯是一个无所不能的大侦探，是充满正义感的“罪犯克星”，每日的工作就是侦破各类案件、维护社会秩序，还天下一个昭昭日月、朗朗乾坤。
当然了，在资产阶级的嘴里，这些“扑灭犯罪、惩治凶犯”的行为是再正当不过的，因此侦探这种职业也就是再正义不过的了。但是，事实果真如此吗？法律，是国家制定的体现统治阶级利益和意志的章程、条例，它为统治阶级服务，又靠统治阶级的政权来执行。在资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资产阶级的法律就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资本主义社会里，会有人因为偷盗商品被捕，会有人因为罢工抗议被捕，但从未听说过有资本家因窃取工人的剩余价值被捕，从未听说过有资本家因组织流氓打手镇压工人被捕。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所谓的“罪犯”主要有两类人：一类是资产阶级的鹰犬爪牙，无恶不作的流氓无赖；另一类是受资产阶级影响而思想腐化，或因生活贫困而走投无路的人民大众。前者正是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另一种维护者，因此根本谈不上有什么法律对他们的惩罚。而后者正是资产阶级统治本身的产物，只是因为无权无势而只能自己吞下苦果。这不正是古人所云的：“窃钩者诛，窃国者侯”[6]吗？！
“产生违反公共生活规则的捣乱行为的社会根源是群众受剥削和群众贫困。”[7]资产阶级对这个事实闭口不谈，却颠倒黑白地把“社会失序”的罪名扣到人民头上。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就是资本积累不断进行的过程——在一个极端是财富的积累，在另一个极端是贫困、奴役、劳动折磨的积累。在资本主义社会，随着资本积累和生产规模的扩大，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资本的有机构成[8]日益提高，也就是可变资本在总资本中的占比日益下降，从而一定资本量相对应的劳动力需求减少了。这一系列连锁反应的结果，就是产生大量“相对过剩人口”，大批工人失业。而失业人口的不断增加，一方面使得劳动力商品供过于求，进一步压低了在业工人工资水平，另一方面这些失业人口又要靠在业亲友负担生活支出。在业工人在工资收入下降的同时支出上升，被迫延长劳动时间和提高劳动强度来赚取更多的工资，而这又会使得在劳动人口不变的条件下劳动力商品更加供过于求……这一连串的恶性循环，就造成了这个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生活极端贫困，失业人口又大量存在的局面。面临这样严峻的生存危机，许多生活困苦的无产阶级被迫铤而走险，违反资产阶级的法律。而在工人生存条件不断恶化的情况下，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也日益加剧，资产阶级为了镇压工人的反抗也必然要玩弄反革命的两手：一方面加紧宣传反动精神鸦片以麻痹工人阶级；另一方面培植大量流氓打手以镇压工人阶级。于是，在资产阶级的作为下，“动荡”和“不安”的社会环境产生了，人们的道德水平日益低下，大量的犯罪行为不断涌现。
这样血淋淋的事实，“福尔摩斯”和柯南·道尔是看不见的。毕竟，当上了御封“爵士”的柯南·道尔，向自己的主子摇尾乞食都还来不及，怎么可能对此表达一丝一毫的反对意见呢？
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秩序，必然要在其文艺作品中肆意歪曲现实，以适应他们散布资产阶级世界观的需要。因此，资产阶级文学作品一定会要求摆脱现实的束缚，引入大量怪力乱神的因素。《福尔摩斯》系列小说也是如此，虽然它不是一部露骨的魔幻小说，但其中含有大量异想天开的情节，其唯心主义毒素暴露无遗。书中虚构了一套福尔摩斯自创的破案方法——演绎推理法，即单纯通过材料分析得出案件经过与真相的方法。当然了，唯物辩证法是承认事物联系的普遍性的，《福尔摩斯》小说中的某些情节也一定程度上符合了事物之间的客观因果联系，如：福尔摩斯能够通过观察华生鞋子上的泥，分析出华生最近的行动轨迹，作者解释这是福尔摩斯应用土壤学的知识与城内不同泥土分布的情况做出了正确的判断。但是，这样的推理在现实操作中存在很大困难，未免有些牵强附会的嫌疑。而《福尔摩斯》小说中的另一些情节，则根本是胡编乱造，强加因果联系了。在整部小说中，福尔摩斯的演绎推理法好像万金油似的，到处显灵，甚至通过观察罪犯的“微表情”和“小动作”就能推断出其心理，以完成案件侦破。凭借这些脱离现实的资产阶级心理学的神棍手段破案，连资本主义国家的警察部门都不敢如此宣传，可见其荒谬之处。
文学作品的世界观反映着作者的世界观，福尔摩斯就是一面反映着柯南·道尔思想的镜子。柯南·道尔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民族主义者，身为英帝国主义这个殖民国家的统治阶级的一员，他从自身的利益出发，无耻地抹黑、污蔑被压迫民族人民。英国的资产阶级为了自己无穷的贪欲，曾经残酷地入侵了印度。仅在1757年到1815年的58年间，他们通过掠夺印度各邦国库，向农民征收田赋、以武力胁迫手工业者强买强卖等骇人听闻的手段榨取了多达10亿英镑的财富。印度的血汗养肥了英国的资产阶级，使得英国获取了进行工业革命的原始积累，可印度却变为了一个贫穷落后哀鸿遍野的国家——仅在19世纪上半期，就有150万人死于英国殖民者掠夺导致的饥馑。正是英国殖民者的残暴统治，才导致了印度人民一次次进行起义斗争。但在《福尔摩斯》系列的其中一部小说《四签名》中，他把印度人称为不开化的土著人，把1857年印度人民为了挽救民族危亡而发动的反英大起义称为“大叛乱”，并写道：“大叛乱把全印度变成地狱一般，无处不是痛苦、烧杀和暴行。”这充分暴露了柯南·道尔仇视民族解放运动的殖民强盗嘴脸。印度人民的革命是为了争取民族独立、打击英国殖民者，这不正就是英国殖民者的地狱吗？！
此外，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具有强烈的歧视女性的思想，在《四签名》中，他说：“女人不可靠，再好的女人也不可靠。”在《恐怖谷》中，他说：“我向来对女人没好感”。福尔摩斯对女性的歧视、污蔑，正好反映了柯南·道尔的为人。柯南·道尔在第一任妻子罹患肺结核去世后，不到两个月就找了第二个女人结婚。可见，他不过是把女性当作满足自身欲望的工具罢了。尽管柯南·道尔书中的福尔摩斯和女性的交往不多，但根据这些线索也足以窥见柯南·道尔的性别歧视思想了。
并且，柯南·道尔还借福尔摩斯一角来美化英帝国主义的间谍特务机关，在他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写成的小说《最后的致意》中，已经退休的福尔摩斯在英帝国主义的指使下给德国间谍提供假情报，设计拘捕德国间谍。在这最后一篇小说里，福尔摩斯终于撕下了“正义”的伪装，公开地为英帝国的阴谋卖命，为英帝国主义继续邪恶的世界大战卖命，如同他的创造者柯南·道尔一样，成了一条英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忠犬。
最后，柯南·道尔在小说里还注入了大量唯心的个人英雄主义的毒素，福尔摩斯就是他塑造出来的一个资产阶级大英雄角色。在小说的描绘中，不论怎样困难复杂的案件，福尔摩斯都一定能破解，仅凭着所谓博学多才、见微知著的特长，就能靠动动嘴皮子破案，已经夸张到了非人的地步。这种天才论思想在情节中突出地表现为：福尔摩斯“在观察和推理方面又特殊的才能”，“足不出户，却能解决某些疑难问题”。在办案时，总是单枪匹马，靠一己之力破案，助手华生不过是一个帮衬他的花瓶角色。柯南·道尔力求给人们造成这种印象：只有福尔摩斯才能破案，其他人都是愚蠢的帮衬罢了，而他的观察力、逻辑能力和博学，都是其他人学不来的，因此“乌合之众”是帮不上忙的。
在这里，资产阶级文学家柯南·道尔就抹杀了“办案”的阶级性质，把“办案”说成了完全技术性的活动，掩盖了一切社会活动都是人的活动本质，从而掩盖了不同阶级的人的活动之间的差别。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涉及到的案件无非三类：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资产阶级和一般群众的冲突、一般群众内部的冲突。第一种，是资产阶级之间实力的较量，案件的结果完全取决于两派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实力的强弱，与什么警察、侦探的侦察手段高明与否完全无关，案件的结果也完全是由胜者肆意捏造，一切证据、过程随之附会。这一类的案件，根本用不着什么调查。第二种，一般来说都是资产阶级压迫一般群众，资产阶级为加害方，一般群众为受害方，因为一般群众根本招惹不起资产阶级。这一类的案件，当然也是由资产阶级操纵公、检、法机关安排了事，所谓调查和证据也不过是做做样子，应付舆论罢了。第三种，一般群众的政治、经济能力有限，不能操纵公、检、法机关断案。但是，由于公、检、法机关本来就是吃资产阶级政府干饭的一班自私自利的废物，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敷衍塞责、交差了事，因此往往也并不认真进行侦查活动，甚至大多数案件都在狗警察的搅混水之下，以“维护社会安定团结”为名，以“调解”的形式强迫受害人忍气吞声。
实践是认识的来源，一切“犯罪案件”都是在人的社会里发生的，都是一定的人以一定目的而发起的，都是需要在一定的社会场所里进行的。这就决定了，要获得正确的认识，必须不断地进行实践，要办好案，就必须依靠实践。而社会实践的主体是广大人民，任何案件都离不开人民的社会生活，任何线索都离不开人民的活动范围，因此要顺利侦破案件，必须依靠广大人民。
实际上，像福尔摩斯这样的资产阶级的爪牙是不可能认真办案的，资产阶级走狗只收钱办事；他们也没有什么侦破案件的能力，因为他们脱离群众、脱离实践。可是柯南·道尔非要塑造一个福尔摩斯这样一个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侦探，掩盖他拿钱替资产阶级办事的性质，还把他吹嘘成脱离群众的破案天才。客观上来看，这是他自己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天才论的反映，是他鄙视人民群众的思想的反映。主观上来看，此举也不过是为了颠倒黑白，给那些替英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服务的走狗粉饰罢了。我们头脑清醒的马克思主义者，决不能上这些唯心主义资产阶级文学家的当，要坚持走理论联系实际的道路，走依靠群众的道路，否则靠一个人在自己的幻想里打拼，只能成为沉溺于自娱自乐的可怜虫。
真正的“神探”
在中国历史上，也有一些类似“侦探”的人物，如狄仁杰和宋慈。将这些史实中存在的“神探”和福尔摩斯的形象对比一下，更能显出柯南·道尔捏造逻辑的荒谬之处。狄仁杰和宋慈作为法家地主阶级，以朴素唯物主义作为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此重视实践，又在一定程度上重视总结群众经验，因此能够做到“断案如神”。
在武则天时期，狄仁杰担任大理寺丞（即中央司法长官），一年内处理了大量案件，涉及一万七千多人，但是没有一个人上诉冤案。[9]他在断案时从不偏听偏信，也不用福尔摩斯的“演绎推理法”，而是搜集多方的证词与证据，以此为根据进行分析。
宋慈则是南宋时期的湖南提刑，他总结了多年来劳动人民在司法检验上的经验，加上自己实际工作中积累的知识，写成了世界第一部系统性的司法检验著作——《洗冤录》，开创了我国法医学之先河。宋慈断案，是依靠司法检验的方法，以尸体检验为主，又结合搜集证据和广泛地进行群众访察，最终结合多方面的材料来总结案情。在封建时代，人们由于迷信神鬼而对尸体产生忌讳，办案常常只靠口供，即使要验尸也只是遥望，几乎不碰尸体。而宋慈认为只有通过严密的检验，才能保证断案清明、不留冤情，他大量地总结了法医鉴定的实践经验，著有四卷《洗冤录》，分别对应检验总论、自杀、他杀、各种器物伤、生前死后伤、中毒、服毒、生前死后毒、意外死、治疗法等诸多方面，内容极其丰富，因此破获大量案件。
狄仁杰和宋慈尽管都是地主阶级，但在断案时并不依靠反动的唯心论，而是以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来指导破案，他们重证据、轻供词，重实践、轻推理，因此保证了高破案率和断案的正确性。这一切都证明了，在实际案件调查中，福尔摩斯的那套心理学分析是根本派不上用场的，是制造冤假错案的害人经。而狄仁杰和宋慈的共同点在于，他们的推理方法，是建立在大量实践活动、证据材料和群众经验的基础上的。
不过，在剥削阶级社会，虽然确实存在一些司法人员能够自发地运用朴素唯物主义的方法破获一些案件，但他们终究没有彻底科学的世界观，必然会受到唯心论毒素的部分影响，他们的阶级立场也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彻底地发动群众侦破案件。并且说到底，剥削阶级社会的社会制度本身就是犯罪案件和冤情不断出现的根本原因，在这种社会形态下，根本不可能解决犯罪问题。
只有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人们才可能彻底发动群众的力量，自觉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断案。1919年，苏维埃俄国刚刚建立，全国犯罪率约为十万分之三百七十五。截至1927年底,这一数据已降至十万分之三十九，下降了近十倍。而在社会主义中国，1950年的全国犯罪率约为十万分之九十三，破案率约为70.4%。到1958年，犯罪率下降到了十万分之三十一，破案率上升到93.7%。在短短的几年里，犯罪率直线下降，破案率直线上升。事实雄辩地证明了，在社会主义时代，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就是最厉害的神探，社会主义制度就是消灭犯罪的制度。
警察、侦探的本质——帝国主义的特务走狗
1976年以后，中国复辟了资本主义制度，人民又吃了二茬苦，受了二茬罪。特别是邓小平修正主义集团上台全面复辟资本主义以后，中国社会天翻地覆，人民公社解体，国营工厂落入垄断资产阶级手中，大量工人失业，农民生活失去依靠，物价不断飞涨。与此同时，资产阶级政府为了宣传资产阶级世界观并麻痹广大人民，大力引进并自行生产大量精神鸦片，一时之间全国牛鬼蛇神横行，书报、杂志、广播、电视、电影充斥了诲淫诲盗、低俗不堪的内容。在广大人民物质和精神生活都极端匮乏的情况下，社会风气大坏，私有观念迅速传播开来，一时之间，神州大地鬼蜮横行，到2004年，资本主义已经复辟二十八年，犯罪率高涨至十万分之三百七十四，为1958年的十二倍！这还只是资产阶级政府的纸面数据，考虑到特色政府对于犯罪案件的选择性记录，实际的犯罪率只会更加骇人听闻。
以上的事实足以证明，资产阶级鼓吹的天性自私的人性论是大错特错的。同样的一批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不犯罪，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犯罪。事实上，正如前文所说，资本主义制度源源不断地产生犯罪。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无能的警察不仅办案能力低下，他们为了应付交差领取狗粮，还大量制造冤假错案，陷害无辜。在1996年，内蒙古警察胡乱断案，以刑讯逼供的方式强迫一个18岁的无辜年轻人承认罪行，并用各种方式肆意侮辱他，最后将他枪毙。事后，警察局的局长竟通过媒体大力宣传自己的断案“心得”，肆意歪曲案情。甚至，在本案真正的杀人凶手被抓获后，资产阶级政府也没给这个无辜的年轻人翻案，更谈不上有任何补偿。由此可见，资产阶级所豢养的警察、侦探，大多是唯利是图、草菅人命的杂种，是资产阶级的走狗、帮凶！
前文已经说得很清楚，犯罪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所产生出来的，而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警察局、法院也不过是资本家的工具而已。侦探作为资本主义法律制度的辅助工具，当然也不可能不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现在，大多侦探所的业务，都是服务于资产阶级之间的商业竞争或是收取资产阶级国家的报酬替他们卖命罢了。这些龌龊的勾当，才是侦探所的主营业务，而非像柯南·道尔所美化的那样，维护什么社会正义。
从19世纪到如今，侦探的反动本质从来没有改变过。哪怕在福尔摩斯小说里，我们也从来见不到他为素不相识的穷人破案，往往都是各种权贵找上门来。而在现实里，侦探则是腆着脸去安心为资本家当狗。世界上最早的侦探所——平克顿侦探所，它的创始人阿伦·平克顿原来是一个爱尔兰人，从爱尔兰远渡重洋来到美国寻找发财机会，先是钻进芝加哥警局当上了警探。他不满足于警探的固定薪水，没过几年便辞职自己开了一家侦探所。那时有大量的大农场主和资本家虽然热衷于“西进运动”——对美国西部进行殖民侵略，但又苦于美国政府的黑手还没有那么长，不能对新建立殖民统治的地区实行有效的控制。于是阿伦·平克顿就抓住这个商机，利用自己的侦探所为大农场主、大资本家服务，帮助他们“维护地方治安”。之后，他的侦探所经营得风生水起，不断扩大规模，甚至得到了美国政府的赏识，被雇为南北战争中的军事情报机关。
既然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那么所谓的侦探所自然少不了参加对工人运动的破坏活动，甚至直接参加镇压工人罢工的罪恶行径。阿兰·平克顿本人也对工人运动恨之入骨，多次指示手下破坏工人运动，历年的美国工人运动中都有侦探的身影。1877年，巴尔的摩铁路罢工中，平克顿侦探与联邦军队一同镇压工人，杀害了二十多名工人。1892年，霍姆斯泰得大罢工中，美国钢铁业大资本家卡内基聘请了300名平克顿侦探，用来监视工人。在工人开始抗议后，这些人便丧心病狂地用枪炮对手无寸铁的工人展开屠杀，导致十多名工人牺牲。在1905年纽约地铁罢工运动中，另一个侦探所法利侦探社在一周内集结超过七千名打手，残酷镇压了这次运动，得到大资本家的嘉奖。后来，平克顿侦探所不断地为美国政府提供秘密情报服务，替美国政府干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终于发展成了臭名昭著的FBI——美国联邦调查局。如今，FBI已经成为了一个庞大的特务机关，一个专为美帝镇压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秘密情报组织。
请看吧！这就是侦探的真面目！从来就没有脱离政治的侦探，没有维护社会正义的侦探，有的只是资产阶级的走狗！他们的一切活动，都是收钱替资产阶级办事罢了。对于无产阶级的革命，他们是要坚决反对的，是要残酷镇压的！
资本主义社会是必然灭亡的，资产阶级的文艺当然也会随着资本主义的灭亡而灭亡。但资产阶级不会甘于失败，在他们最终灭亡以前，在一切资产阶级法权被消灭之前，他们一定是要不断地发散出臭气的。要彻底打倒资产阶级文艺，我们就要从根本上认清它的反动本质。侦探小说越是极力为侦探工作作辩护，为资产阶级统治作辩护，就越是暴露出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腐朽和资产阶级的阴险狡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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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一八四五年和一八八五年的英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中文第一版，人民出版社，1965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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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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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到了二十世纪初期，英国也仅有八分之三的男工工资高于每周30先令（当时维持最低生活水准的费用），而一般女工的周工资更是只有8先令（20先令为1英镑）。19世纪1英镑含7.32238克纯金，2025年1月14日中国黄金基础金价为632元/克，也就是说，那时的1英镑相当于今天的4627元人民币，则220英镑约为101.8万人民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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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0年，柯南·道尔作为北极捕鲸船“希望号”的随船医生，将身患肠套叠的船员米尔恩医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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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南·道尔写了一本名为《在南非的战争：起源与行为》（The War in South Africa: Its Cause and Conduct）的小册子，为英国侵略南非的布尔战争辩护。这本书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发行，有很大影响。柯南·道尔相信正是由于这本书使他在1902年被封为爵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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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胠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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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中文第一版，人民出版社，1958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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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有机构成是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的价值比，即c/v。如果不考虑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商品本身的价值变化，那么有机构成便反映着生产的技术构成和劳动力之间的比例关系。也就是说，同等劳动力（活劳动）所推动的生产资料（物化劳动）越多、劳动生产率越高，一般而言，资本的有机构成也就越高。资本有机构成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不断提高的总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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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狄仁杰传》：仁杰，仪凤中为大理丞，周岁断滞狱一万七千人，无冤诉者。 ↑